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八路军口述

朱丹南:到太行山受训

        朱丹南,大名县束馆镇堤上人,生于1912年3月。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南区党委所属平原剧团指导员,冀南抗日救国会大众艺术部长,文总副主任,129师政治部先锋剧团副团长,太行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八路军第九纵队文工团政委,二野四兵团十五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副部长,二野军政大学文艺新闻大队大队长,西南军委会文教部文化处和电影处处长,西南局文艺处副处长,西南川剧院院长,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峨眉电影制片厂厂长、党委书记,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化艺术局领导小组成员兼北京京剧团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1982年离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正在家乡度暑假,原打算八月底返回上海,“八·一三”上海失守,遂决心就地抗战。不久,日寇占领了大名县城,寻思着光搞口头宣传,巳无济于事,要搞武装。经过积极筹备,在“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组织的支持下,农民抗日游击队组织起来了,推举莘县耿楼村耿朝梁为司令。他是莘朝两县包括大名卫河以东这一带红枪会的小头领,在农民中有一定威望,有爱国热情。游击队进驻龙王庙以后,曾过河把从大名城里出来进行骚扰的小股敌人打跑过两次,深受河东群众的拥护。虽然也订了几条纪律,主要是不打骂和骚扰老百姓,离队要请假等,但还是散漫,纪律比较松弛,人员多时近千人,少时只有二、三百人。在一次和耿司令谈队上纪律时,耿说:“你给咱把政工部门搞起来,不叫政工部,叫政训处也行。”我说:“搞不了。”他说:“有什么搞不了的,还不是卖狗皮膏药那一套?”我说:“靠国民党军队那一套不行,听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搞得很好,我想找个机会去学习。”他表示同意,要求时间不要太长。我把这个情况向民先的贾秀卿、刘法尧(贾即贾英,阎庄人,后来 在湖北省一个专区任专员,刘法尧,南乐县吕村人,抗战期间,在漳河县抗日县长任内光荣牺牲)两位同志反映。他们说,正好,晁哲甫在清丰六塔举办一个抗日干部训练班,我们都可以去学习。
        这个训练班实际上是中共直南特委(以后称地委)办的,特委就驻在六塔。晁哲甫是六塔人,因为他任过大名七师教务主任,在知识青年中有号召力,用了他的名义。我们到达训练班,已是1938年的一月份。开课不久,在训练班任教的郭献瑞同志找我谈话,说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要办一个更高级一点的训练班,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时抗日心切,坚决表示要去。他说要去可以,必须是共产党员才能去,我就请他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说,通过民先组织,对我已经有所了解,愿意介绍我入党。交给我一张入党申请书,我填了表,宣了誓,就算入党了。不久,到特委集中,到了12个人,有滑县的赵修业(即赵紫阳)、张大田,内黄的马冠朝,南乐县的王江秀、马香亭等。特委书记朱则民接见时,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学了本领,回到直南,建设家乡。指定我和赵修业为正副组长,负责到一路南宫的行军工作。到南宫城里,找到冀鲁豫省委(后称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王从吾,也是直南人,盛赞直南特委对这工作抓得好,来的人数多,也整齐。在这里,又有其他特委送来的约30人和我们组成一个队,指定我任队长,赵修业任指导员,由部队的一个班护送,过了平汉路,到达县城129师师部,改由两名战士送我们到了驻在沁县的八路军总部。有关同志告诉,原来总部是要办一个训练班,通知了各地党委,后来考虑不办了,也下了通知。可能还没收到时,你们已出发了。既然来了,也不必回去,经领导研究,你们到晋冀豫省委(后称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学习内容是一样的,总部的领导也要去讲课。
        当时,总部驻沁县的南底水村,省委和省委党校驻故县,是个镇子,距离不远。党校安置在一所大庙里头,校长由省委书记李雪峰兼任,副校长王倬如(也是直南人,他和王从吾及另一个姓王的合称三王,并有黑王、白王、花王之分),专职教员有三位,只冷楚还记得名字。专职总支书记鲁笳(即陶鲁笳),委员在学员中选举产生,我和赵修业及另两个同学当选为总支委员。分工赵管组织,我管宣传教育,另两个委员一为青年,一为民运。开学后,朱德总司令来校作游击战术的报告,讲得深入浅出,战例生动,富有风趣,极受欢迎。北方局的朱瑞同志也来校作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也受到欢迎。那一年的“七一”,是党的诞辰十七周年纪念日。纪念会就在党校内举行,我被选为学员代表登上主席台。主席台上除一张桌子外,只有几条板凳,我正巧和总司令坐在一条板凳上。总司令问我是哪里来的?我开始还有些拘束,看到他那慈祥的样子,心里也就泰然了。当他知道我来自平原,那时是被称为敌占区的,问得更加详细,诸如敌人活动情况,以及人民的生活等,都问到了。我就我所知,一一作了回答。这些情况,在我是记忆犹新的。解放后,又有几次接触,都留下很深印象。在1976年朱德委员长逝世时,我写的怀念诗,都得到反映。
        在党校学习期间,另有一件值得叙述的事是那一年“八一”建军节。抗战一年多了,坚持敌后抗战,而且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是怎么回事?它与共产党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能打胜仗?等等问题,广大群众知道的并不多,需要扩大宣传。总部准备借纪念这个节日的机会,召开一个万人大会,地点决定在故县镇。通知也已发到周围几十里以内的村镇。就在“七·一”纪念会后不久,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总部转移到了别处。可是大会必须按时在原地举行,因为那时在农村下通知的通用办法是鸡毛信,改变地点巳属不可能。为此,决定朱瑞和其他有关的少数同志留下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至于会后的晚会演出任务,交给党校负责。我是党校总支宣教委员,又兼了俱乐部主任的职务,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项任务。有几个同学是祁县纱厂的工人,在祁县被敌人占领后,该厂工人曾被该厂经理的伪善面目所蒙蔽,为敌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地下党的教育下,揭破了经理的汉奸真面目,组织了工人游击队,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学校为了加强学员的自我教宣,曾组织他们向同学讲述这一段经历,大家听了很受教育。我就鼓励他们把这个故事编成戏剧,来完成“八·一”节的演出任务。经过动员,他们答应写。写了几天,写出一个有十几个场次的剧本,不但人物较多、情节复杂,单演出时间,两个晚会也演不完。要他们再改,他们表示无能为力。我凭着“九·一八”时期参加学生业余剧团,演出过《月亮上升》、《锁着的箱子》的一点知识,在他们提供的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压缩成三幕话剧,取名《工人游击队》。在分配角色时,工人同志演工人,顺理成章,他们也不好推辞。戏里有几个日本鬼子,也比较容易。在行军途中,马冠朝常出洋相,学日本人说话,就分配他演那个日本军官,还有几个同学演日本兵。在分配汉奸经理这一角色时,遇到了困难。有的听了戏里的台词,说:“那阴阳怪气的,不好演”。有的嫌演汉奸名声不好。最后都对我说:“你还是亲自出马吧”。就这样,我这个导演又兼演了汉奸经理。经过不长一段时间排练,到“八·一”那天,在朱瑞同志和地方上的专员、县长,以及工人、农民、妇女、青年代表讲话后,戏就开演了。没有想到,演出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演出过程中,观众中爆发出高呼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人阶级万岁!”等等,接连不断。演出结束后,演员们正准备卸装,只听见一阵笑声,朱瑞同志和地方上几位领导走到后台,向演员们说:“你们辛苦了!”演员们也回答说:“首长辛苦了!”朱瑞同志接着说:“你们的戏演得很好”,问:“剧本是谁写的?”我答:“是这几位同学,他们是祁县纱厂的工人。”工人同学忙指着我说:“没有他的加工整理,搞不成这样子。”朱瑞同志对我端详了一下,说:“汉奸经理也是你演的,学过戏吗?”我说:“没有,只在学校里参加过业余剧团,”他说:“到底不一样。”接着向大家说:“你们这个戏好,好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抗日战争已经一年多了,宣传抗战的戏出了不少,但是写工人阶级的不多,你们这个戏就写了工人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不宣传工人阶级行吗?还有你们对汉奸的演法也不同,写得不错,演得也好。现在在舞台上出现的汉奸,几乎都是歪戴帽,趿拉鞋,架一副黑眼镜。一出台,连小孩都会指着喊:汉奸,没有一点欺骗性。要知道汉奸的危害,就在他的欺骗性。你们演的这个汉奸,才是标准汉奸。”最后他还说:“这个戏不要丢掉,等和总部会合以后,还要演出,演给一些剧团看。”此后不久,就与总部会合,总部驻潞城县的南、北、中三个村子,党校驻进省委驻地屯留县寺底村,也是一所大庙里。《工人游击队》这个戏在朱瑞同志主持下,又演出了一次。演出后,还召开了座谈会,剧团的同志在会上除了谈戏好之外,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朱瑞同志在最后的发言中,又宣传了他上次在后台讲的“要写工人阶级”和“标准汉奸”的论点,比上次讲的更系统。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同学们常开玩笑喊我“标准汉奸”。这“标准汉奸”竟成了我在抗战初期的一个绰号。
        1938年年底,我们从党校结业,回到南宫冀南区党委。同学们陆续分配了工作,基本上都回到本县,如赵修业、马冠朝,一到滑县、一到内黄担任了县委书记或县长。当我向组织部的同志反映也愿回本县工作,并说离开时留有一支游击队时,正好有一位从直南调来的同志告诉我说:“那个游击队已经被丁树本打垮了。”还问我:“你是朱丹同志吧?你走后,耿朝梁把你父亲请出来当了参谋长。游击队被打垮时,耿司令牺牲,朱老先生和许多人被八路军救出来,回到了家里。”另一位同志说:“你的工作部长正在考虑,可能就要找你谈。”果然有一天王从吾部长找我谈话,说区党委也想办一个党校,要我去担任总支书记。我一想到太行陶鲁笳那一角色,就说怕干不了。他说:“有什么干不了的,你在太行党校,不是已经担任过总支委员了吗?”我无话说,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可是过了不久,又找我谈,说党校近期可能办不起来,经研究,叫你到二地委担任宣传部部长。我问明了二地委就在巨鹿县境内,表示很快动身。当我第二天背着行李到组织部告别,看见朱瑞同志,说是来冀南做鹿钟麟的统战工作的。他问我:“你背起行李到哪里去?”我说:“到二地委。”他问王部长:“去搞什么工作?”答说:“任宣传部长。”他说:“倒也合适。”我告别了他们,转身要走。只听他说:“不忙。”我只好止步。他问王部长:“你们有剧团没有?”答说:“刚有一个是巨鹿简易师范师生组织起来的,到南宫来演出,才决定留区党委的,名叫平原剧团。”又问:“领导强不强?”答说:“有什么强不强的,任命了一位老师当团长。”朱瑞同志笑指着我对王部长说:“这个家伙可是个材料,能编、能导、能演,留在剧团吧。”问题就这样定了,第二天王部长带我到剧团,向团长郝庸、队长申伸作了介绍,然后向全团人员宣布:“派来朱丹同志当你们的指导员,既是政治指导员,又是艺术指导员。”从此我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文艺这条战线,说“几乎”是因为有两次离开,时间也非常短暂,加起来也不满一年。我与这条战线关系如此密切,对它却很少建树,至今还深感歉疚。

附一:
怀念朱德委员长
(诗四首)
(一)
忆昔抗战初兴时,
太行山上瞻英姿。
游击战术亲教海,
万人景仰总雄师。
(二)
赴朝川剧返京都,
萦光阁暖承爱抚。
不因只为乡音好,
二百方针信而笃。
(三)
喜迎朱帅归故乡,
锦城花会尽琳琅。
最是草画深处美,
留得兰蕙永芬芳。
(四)
晴空骤然闻惊雷,
噩耗犹如泰山颓。
恰是清明风雨后,
人尽饮泣泪偷垂。
注:
此诗作于1976年,1978年仪隆朱德纪念馆索字,书成条幅予之。同年《四川日报》刊载。
附二:
一九七八年元旦述怀
                                                   

        近接38年同赴太行党校之同学赵树森来信,述及直南同学12人中,王汉秀、马香亭已光荣栖牲;马冠朝开始当县长,平原建省时,任交通厅长;李志民到了贵州,王继秋不知下落;另有张大田、姜文二人,一因违犯军纪、一因吸食毒品被枪决;王东林自杀,赵信忠自称“在共产党员考试中不及格”。问及赵紫阳已
到四川,会过没有?当时赵已是省委第一书记,且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此述怀:

投身革命四十秋,
征途如海有沉浮。
所幸一生无憾事,
再战何惧白了头。

        (来源:《大名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