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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司枕亚:智取李马寨逼降于旺庄

        跨入1941年以来,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日本侵略者先后实施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残酷地扫荡,疯狂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人为了“蚕食”抗日根据地,大量地增建碉堡、抢修公路。当时大名县许多村都修筑了碉堡,碉堡与碉堡之间都强制群众修建了公路。形成碉堡林立,公路密如蛛网。就以城北部而论,张庄、王村、杨固、海子、万堤、杨桥、于旺庄、李马寨、屯头、包头、龙化等村庄都修筑了敌碉堡。迫使我军民处于:“夜宿碉堡下,眼观堡上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的境地。
        面对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形势,1942年5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向冀南发出了《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冀南区党委为认真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进行了研究和布署,并通过了《打开冀南严重局面的指示》。对如何开展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斗争方针和斗争策略,都进行了详尽的布署。当时,在组织工作方面提出:紧缩上层,加强基层,反对头重脚轻。为了有利于就地坚持斗争,做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干部调回原籍工作,实行干部地方化。我原来在三专区的肥乡县担任抗日县政府秘书,后调到一专区的大名县杨桥区担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当时县政府秘书是协助县长负责全面工作的,为了这次调动,三地委组织部长康健生同志在广平县李白营村找我谈了一次话,至今记意犹新。
        大名县同冀南其他县一样,由于正确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逐渐打开了严重的斗争局面。李马寨和于旺庄的两个碉堡伸向大名县北部根据地腹部,犹如眼中 钉、肉中刺。我们决心首先拔除它。
        李马寨碉堡驻有大名县伪警备队一个中队56人,队长王凯。这帮伪匪胡做非为,横征暴敛,经常向周围村强索粮食和款项。遇有少缴或迟送,不仅扣押或吊打群众,而且结伙到村抢掠。这帮伪匪时而派民夫,时而抓壮丁。遇到青年妇女,经常说些下流的语言和做些卑鄙的动作,进行猥亵。使周围村广大群众啼饥号寒,鸡犬不宁。
        我们区的干部在游击队的配合掩护下,经常在夜晚深入到李马寨碉堡附近,向这帮伪匪上“大课”,进行宣传教育。再三强调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吃中国饭,穿中国衣,给日本鬼子当汉奸,替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卖力,对得起我们的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同胞吗?你们为日本鬼子守碉堡,向善良的中国同胞弟兄敲诈粮食、勒索款项对不对?发了多少昧良心的财?把日本鬼子打走后,就要给你们算总账。政府对你们当汉奸的人,都清清楚楚地记着账。你们暗中帮助,保护抗日军民,不敲诈、不打骂群众,不帮助日本鬼子奸淫烧杀,政府在账上给你们记着“红点”;你们做的一桩桩坏事,在账上给你们记着“黑点”。日本鬼子快完了,到那时政府、群众同你们对证,命债、钱债都得还……
        虽然多次对李马寨碉堡这帮伪匪进行耐心的挽救和争取,但他们都置若惘闻。李马寨碉堡上备有一套锣鼓,每逢向他们上“大课”,这帮伪匪就敲锣打鼓,进行喧扰。有时还放冷枪,以示抗拒。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八旅23团某连于1943年农历4月28日,乔扮伪东亚同盟自治军,高举日本“膏药”旗,沿大名城至李马寨的敌占公路,大模大样地向李马寨碉堡前进。沿途故意大大咧咧,举止轻佻,对沿途群众也忍痛进行了骚扰,尤其走到桑圈村还找村长虚张声势地要烟酒、要猪羊。由于我军伪装巧妙,不仅服装、番号来自伪东亚同盟自治军,而且举止扮相也极神似。所以,当我军走到李马寨碉堡附近,敌人信以为真。我军排长庞国斗率领战士顺利进入碉堡,驻守这座碉堡的大名县伪警备队,除一人反抗被击毙外,其他伪队长王凯以下55人全部被俘。缴获步枪58支,我军无一伤亡。创造了我军拔除碉堡的一次模范战例。
        我军智取李马寨碉堡的胜利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大大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李马寨周围村的群众自动拿着铁锹、镐头赶来,很快将碉堡拆除,碉堡周围的壕沟也填平了。部队为了继续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将王凯等55名俘虏移交我们区处理。区游击队将这批俘虏带到前沙圪瘩,对一般伪军士兵经过教育后遣返回家了。王凯深知自已有罪,难逃人民惩罚,乘看守不严之机,于深夜畏罪潜逃了。
驻守于旺庄碉堡的伪警备队也有50人左右,队长董兆瑞是大名城内羊市街人。我家住在马厂街,我们两家不仅居处较近,而且我在第七师范读书时,董兆瑞是这个学校图书馆的工友,我哥哥司景周是图书馆的负责人。当时我对董兆瑞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认为他比较本分,对工作有责任心。第七师范图书馆那样浩瀚的图书、报刊,他协助司景周不仅管理上井井有条,而且把阅览室的环境打扫得一干二净,经常窗明地洁。后董兆瑞当了伪军队长,从调到于旺庄碉堡后的所做所为来看,虽然不时向周围村派粮要款,但还算有节制。遇有过分的索取,我们通过联络员向他打招呼,他也能听从。对群众的态度也算过得去,没有以残忍手段对待群众。总之,如果将董兆瑞同王凯比较而论,董兆瑞虽未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毕竟良心未泯。而王凯就属认贼作父、助纷为虐了。
        针对董兆瑞的特点和过去我同他的那点关系,我们创造了另一种拔碉堡的模范战例,那是1944年农历5月的一天,只有一名通讯员跟随我来到于旺庄接近碉堡的王家凤家,我叫通讯员叫来村长李九龄。
        “天哪!这里距碉堡这样近.你白天来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吧!”李九岭见我就恐惧地劝说。
        “怕什么?!你到碉堡上把董兆瑞找来,你就说共产党、八路军的区长有话同他当面说。”我对李九岭这样说。
        “这样做行么?”李九岭既犹豫又忧虑地回问我。
        “快去!不可多虑。你要密秘告诉董兆瑞,叫他一个人来见我,不许带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人们一心扑在革命的利益上,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我毫不犹豫的吩咐李九岭。
        “董兆瑞!你还认识我么?我家住城内马厂街,在七师读书时,叫司宗孟,司景周是我哥哥。现在我是这个区的区长,于旺庄就在我管辖范围。”李九岭到村西碉堡上把董兆瑞叫到王凤家的东屋,我一见他就这样说。
        “认识,区长好!”董兆瑞老实巴脚地回我话,不象一般伪军那样蛮横粗野。
        “咱俩离开第七师范后,没有走一条路,我走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路,你走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路。我走这条路是光明的,你走那条路必遭到人民的唾骂。”我义正辞严地对董兆瑞进行教育。他低头不语。
        “今晚要拔除于旺庄碉堡,你希望文拔还是武拔?”我进而逼问董兆瑞。
        “文拔怎样拔?武拔怎样拔?”董兆瑞感到命运莫测,他怯声怯气地反问我。
        “今晚我军围攻碉堡,如果文拔,当八路军包围碉堡后,就向空中鸣枪,过一阵子,你要带领全部伪军走出碉堡,把枪支弹药留下,全部释放回家。这样假打真投,是为了欺骗日本鬼子,从而保护你们         全家平安无事。如果武拔,就真枪实弹地干了,枪弹是没有眼睛的,打死谁,命该如此。捉住谁,一律按战俘处理。何去何从望你三思。现在到你立功赎罪的时候了!”
        “还是文拔吧!”董兆瑞听我进一步解释后,神态紧张不安,沉默许久才慢腾腾地答复我。
        “按计划行事,双方有利。”我最后说一句,就扬长而去。
        我从于旺庄出来,马不停蹄地找领导汇报了同董兆瑞的谈判情况,与部队进行了联系,并一再分析董兆瑞会不会食言后,决定按计划行动。1944年农历5月的这一天,小麦即将开镰收割。正当人们担心敌人外出抢粮,布署保卫麦收,准备快收、快打、快藏之际,于旺庄碉堡就这样“文拔”了。周围群众欢欣鼓舞,喜笑颜开。老村长李九岭尚健在,当我找他回忆当时同董兆瑞谈判的情景时,他说:“太惊险了!”
 
         (来源:《大名文史资料》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