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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刘亚南、司枕亚:大名县“束馆事件”的回忆

         大名县“束馆事件”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一次惨痛的流血事件。我俩作为知情者,特将这一事件作一系统的回忆,以期载入地方史一页。
 

         一九三八年初,从山东省某地游动到大名县束馆镇一股武装,番号是国民党别动队第十支队,扬言抗日救国。司令何秀甫,据说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侄子。还有个领导人薄冠俊,人们也称薄司令。这股武装尚未到达束馆镇之先,来了几个人看房:那里住团部,那里住营部……。待这股武装到达束馆镇之后,实际上也只是相当一个连的规模,大约有一百多人。而且并不是每人都有枪支,持枪者约有三分之二,其余的人有的带几颗手榴弹,有的肩背大刀,还有少数人赤手空拳。但在持枪者中间确有一挺机关枪,还有一个小掷弹筒。这股武装服装极其杂乱,没有穿军服的,都是各式各样的便服,薄冠俊还穿着长袍,这股武装到达束馆镇后,除向群众要些生活上必需的粮食、烧柴、蔬菜外,并没有乱派款,也没有发生打人骂人的现象。群众说:不乱骚扰人,还算有纪律。
         当时,正逢司枕亚同志从太行山晋城华北军政干部训练班毕业后回到大名。这个训练班是朱瑞、晃哲甫同志为解决抗日战争初期急需的干部而举办的。毕业后分配的原则:打回老家去,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大名县城,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了,八路军尚未到达这一带,广大农村处于无政府状态。司枕亚同志面对这样兵荒马乱的动荡形势,苦于无法开展工作,整日到处奔波串联,经常连饭也吃不上,有一天到李茂堤村许彤云同志家,谈及如何开展工作,许说:“束馆镇来了一股武装,看来是抗日的,我和陈建勋等人已经到那里组建了政治部,也希望你参加政治部工作。这股武装虽然隶属于国民党系统,我们到那里可改造他们。”司枕亚同志听了许彤云同志这一番话感到:(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二)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同志,就在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作统一战线工作。(三)司枕亚同志在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时,就有统一战线这一课程,到国民党这股武装后如何去工作,心中是有数的。(四)许彤云同志是大名县的老党员,在国民党恐怖统治下曾担任过中共大名县委的主要负责人,既然他在这股武装内部组建政治部,参加政治部以后更便于工作。司枕亚同志想到这些,于是就到束馆镇参加了这股武装的政治部。
         刘亚南同志和本村刘芳圃同学也接到陈建助的来信说:他随一支抗日部队驻在束馆镇,希望能来参加。刘亚南、刘芳圃同志由于参加抗日救国心切,当即到了束馆镇,不仅见到许彤云、陈建勋,而且由他俩引进见到何秀甫。何讲了些抗日的大道理,并表示欢迎参加。刘亚南、刘芳圃同志感到:这是一股国民党武装,并听说别动队是一种特务性质的武装,决定不参加。在束馆镇住了一夜,次日早饭后就婉言谢绝返回本村了。
         陈建勋的爱人李桂云是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毕业,有一次陈建勋回家劝李说:我们部队还有女同志工作,你也参加吧!但李迟迟没有去。
         抗日战争初期,郭献瑞同志担任南乐县工委书记时,当听到束馆镇驻有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军队,里边有七师的同学陈建勋时,就以河北省民军四支队代表的身份,来到束馆镇商谈收编这股武装的问题。先找到陈建勋,并由陈引进见到何秀甫。郭说明来意后,何一再表示这股武装隶属国民党系统,想吃掉我们是不可能的……。说了半天,没有结果。郭献瑞同志于当天晚上离开束馆镇到了南乐县北吕村。
 

         抗日战争初期,大名县同其他地方一样,广大农村一度形成两种对抗性的势力:一种是土匪打着各种旗号揭杆而起,有的割据一方,有的到处游动,他们明要暗抢,当然受害者主要是那些地主、富农等富裕户,群众称这些大小不同的股匪为“吃千队”。一种是由地主、富农直接或间接组织起来的防匪自卫组织,称之谓“民团”或“自卫队”。有的是地主、富农出面担任团队的领导,但多数团队是地主、富农指派他们的心腹担任领导。这后一种势力往往同封建迷信的会道门结合起来,成为一呼百应的群众力量。
         束馆镇地处大名县边陲,与山东省毗邻,过去这一带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土地比较集中,封建迷信的会道门盛行。日本侵略者侵战大名县城后,与封建迷信会道门结合的民团或自卫队迅速发展起来。他们代表着地主、富农的利益,形成一种顽固的地方势力。束馆镇所驻的这股武装虽然不同于“吃干队”,国为他们没有乱派款,也没有发生打人骂人的现象,更没有抢劫行为。他们派武装小组游动到季茂堤村九牌活捉日本翻译官的抗日行动,群众也看在眼里。然而他们向当地要些必需的粮食、烧柴、蔬菜也触动了地方顽固势力的利益。
        “打吃干队去!”在铁卜营民团团长韩从孟、罗庄民团团长何九为的暗中号召串联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某日白天,束馆镇周围的纪家庄、石槽、铁卜营、邱庄、前营、后营、胡气、寺头、唐村、朱村以及罗庄的东纪家、西河家,段家等村的群众手持长矛大刀人山人海从四面八方拥向束馆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何秀甫决定:(一)只准向空鸣枪,不准伤害群众;(二)撤离束馆镇,向东南方向撤退。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股武装边喊口号边向空鸣枪边向东南方向撤退。事后查明:手持长矛大刀的群众无一伤亡,而手持机关枪、掷弹筒、步枪的武装却遗尸十三具:束馆东街王家拐死一人;束馆东关长坑西上岗死二人;唐村南门外死三人;朱村死七人。
         在这次‘束馆事件”中,大名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担任过大名县中心县委书记的许彤云同志不幸牺牲了。在民团进攻,部队仓促撤退极其混乱的情况下,许彤云同志等七人跑到朱村村边,正遇上村长范怀仁带领的乌合之众埋伏在路沟中,他们手持长矛将许彤云同志等七人一一捅死。状极凄惨,令人发指。为了消灭杀人的痕迹,范怀仁指定在一块三、四亩的学田地里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坑埋了五具尸体,一个坑埋了两具尸体。不仅不留坟头,而且埋后纵耙横耙平整如昔。
        在这次“束馆事件”中、陈建勋同志也不幸牺牲了。在民团进攻,部队撤退极端混乱的情况下,陈只身跑到束馆西街张泽润家,张泽润又将陈转送到唐村唐明三亲戚家。唐明三过去当过保长,曾有土地三百余亩,也是这一带有名的劣绅。看来张泽润把陈建勋送给唐明三,犹如把陈送入虎口。当时唐明三又叫他儿子唐学孟以及唐墨林将陈建勋往朱村运,就在出村不远的路上唐墨林先动手砍了陈一刀,尔后唐学孟掏出手枪打死了陈。陈建勋临死前还说:我是李茂堤村人,死后给我家送个信。
         司枕亚同志参加这股武装政治部工作的时间很短,而且在“束馆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去了东大江村,去找陈蕴贤同学,想劝陈也参加政治部工作。由于束馆镇距东大江村有二十五里之遥,陈留司住下未回,因而司枕亚同志成了“束馆事件”的幸存者。
 

         在日本侵略军节节南犯,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官史纷纷南逃之际,当时河北省濮阳专区(今属河南)的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却没有南逃,并声言就地抗战,当即受到中共直南特委的支持和当地人民的拥护,从而很快在直南一带组建起冀鲁豫保安军。丁树本为司令,陈明韶为副司令。与此同时,各地的抗日政权也先后组建起来。“束馆事件”后不久,统一战线性质的大名县抗日政府诞生了,陈明韶兼任县长,解蕴山同志任民训科长。我们一伙知识青年刘亚南、刘今生、司枕亚等都团结在解蕴山同志周围,从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束馆事件”发生后,陈建勋的父亲陈履桥,是我们第七师范的体育老师,他先到司家庄找到刘亚南、刘芳圃同学,共同寻找许彤云、陈建勋的下落,陈老师这次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后来陈老师写信给华仲岩同学,许子荣持信来找华仲岩,这一次才弄清许彤云同志牺牲在朱村、陈建勋同志牺牲在唐村的详情。因为华仲岩同学家住华庄,与朱村仅一坑之隔,距唐村也非近。
        陈老师首先起运死者尸体,宋尧村宋献亭来到唐村,给唐村写了字据,保证今后不出事非,才把陈建勋的尸体挖出运回李茂堤村。这正是作贼心虚心怀鬼胎所致。起运许彤云的尸体,村长范怀仁一百个不答应,华仲岩找到知情人高明经,是夜间偷将尸体挖出运走的。当时李蕴坷同志来了,他认得许彤云同志有个小龅牙,挖出那一坑埋的五具尸体,认出许的尸体便仓忙运走了。运送许彤云尸体共有四个人,现在还有一个华景峰健在。他们是从岔河咀过卫河运回李茂堤村的。
        尔后,陈老师就此案向大名县抗日政府起诉了,政府先后逮捕了唐学孟、韩从孟以及北峰村投敌当汉奸的刘绍业。认定铁卜营民团团长韩从孟是“束馆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这个人历史上曾当过军阀孙殿英的放长并接受过委任状,是有名的地头蛇,被判处死刑,一九三八年夏季处决于束馆镇西关。唐学孟、刘绍业也判处死刑,一九三八年秋刀砍于濮阳。刘绍业的首级还在濮阳东门悬挂七天。解蕴山同志派刘亚南到濮阳找晃哲甫同志联系工作,正碰上处决唐学孟、刘绍业游街示众的场面。朱村村长范怀仁也在一九五0年镇压反革命时枪决于束馆镇。
 
 
        (来源:《大名文史资料》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