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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口述

司枕亚、陈蕴贤:北台头反革命叛乱始末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兵荒马乱、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魏县北台头村暴发了一次重大的反革命叛乱。我俩人中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知情者。对这次历史性的叛乱,有责任和义务将它记录下来。          
叛乱背景
        抗日战争初期,并没有魏县的建制,现在的魏县就是当时大名县的一、二、三区。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炮声打响后,沿铁路线南犯,这年十一月十四日大名县城失守。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溃不成军。广大农村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打着各种旗号揭杆而起:大股有程希孟、郭清之流;小股不计其数。这些股匪每到一地明要暗抢,当然受害者主要是地主、富农那些富裕户。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各地以防匪自卫为目的,由那些富有户出面,纷纷组织起自卫团。有的一村一团;有的数村一团。开始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并没有系统的隶属关系,后来为了相互支援,达到联防的目的、逐渐就形成了统一的组织。各区都组建了自卫大队,各地多叫中队。一区大队的大队长是任楚堂,二区大队长是刘玉庆,三区大队长是蒿文。自卫队的枪支来源:一是地主、富农从家拿出来的;一是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弃在民间的;但多数是按地亩派价购买的。这些自卫队的组成人员极复杂:有些是老实农民;有些是游民,但多数是些旧军人、兵痞。特别是那些头头差不多都是旧军人、旧军官。有的还与土匪有各种瓜葛,以利用这种关系而“防匪”。
        在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官吏纷纷南逃之际,当时河北省濮阳(今属河南)专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却没有南逃,并声言抗日救国,当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直南特委的支持和当地人民的拥护,从而很快在直南一带组建了两个旅,号称“冀鲁豫保安军”。丁树本为司令,陈明韶为副司令,所以又号称“丁陈部队”。一旅旅长王之义,二旅旅长张秀昌。我党为了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共同对敌,对丁、陈及其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党并派罗士高、晃哲甫同志任“丁陈部队”总政治部的正、副主任。一整套政治工作、政治制度都是按八路军的组织原则进行的,两个旅的政治工作干部也是我党派去的。
        一九三八年春,副司令陈明韶带了二旅一个连到了大名县城南北张一带,一面筹建大名抗日县政府,一面动员参军,组建第三旅。陈明韶任大名抗日县政府县长并兼任三旅旅长。不到半年时间三旅的建制已初具规模:七团团长丁培尧;八团团一长魏汉池;九团团长杨朝卿。三个团的兵员巳发展两千多人。我党派李一帆、冯洋舟、陈竟三,孙汉章,、自秧秋等同志到了三旅工作,组建起三旅政治部。并派解蕴山同志到大名抗日县政府任民训科长。我们一伙知识青年刘亚南、刘今生、陈蕴贤,司枕亚、任乐亭、任琢之等都团结在解蕴山同志周围,从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九年初,大名抗日县政府又组建两个行署,解蕴山同志调任第一行署主任,管辖范围当时是大名县的一、二、三区,就是现在的魏县全境。
        为了阐明北台头村反革命叛乱的时代背景,必须涉及解蕴山同志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作用和威望。解蕴山同志于一九二七年春在省立第七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为中共大名县委领导人之一。在国民党恐怖统治下,解蕴山同志临危不惧,坚定沉着,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为这一带人们有口皆碑。尤其在抗日战争初期极其复杂混乱的情况下,解蕴山同志挺身而出,同李大磊同志一起,团结广大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人们,特别是那些青年学生,就地组织武装进行抗战。解蕴山同志克服种种困难与波折,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将大名县四区抗日自卫大队组建起来了。大队长、教导员、中队长、指导员都由党团员和爱国青年担任。各队均成立党团组织,以加强党的领导。由于这支武装建军路线正确,不仅发展较快,而且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受到群众的支持和爱戴。日寇视为眼中钉,伪顽闻风丧胆。由于工作的需要,大名县各地以及广平、馆陶一带都是他开展工作的范围。解蕴山同志革命坚定,勇挑重担,爱护干部,平易近人,生活朴实,不避艰险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至今为人们所颂扬。
 
叛乱经过
        当时大名县第一行署机关设在北台头村。行署主任解蕴山同志因要务繁多、工作紧迫,经常到处奔波,行署日常工作由副主任杨友云同志主持。战时机关设施十分精简:赵发堂同志负责机关事务;任乐亭同志负责武装工作;杨书亭同志负责司法工作;还有几个同志的分工也记不清了。那时行署有一个通讯员名张增祥。其他一些同志如刘亚南、刘今生、陈蕴贤、司枕亚、任乐亭、任琢之等同志都分派下去抓武装,因为没枪杆子就谈不上打日本,那时人人都视枪如命。
        二区大队部及所属一中队队部也设在北台头村。大队共辖六个中队,约三百余人。北台头中队长张玉光;双井中队长申永宣;双庙中队长刘德望;车往中队长梁梦九;尹野马中队长薛显;另外甘固中队的队长记不清了。第一行署成立后,解蕴山同志抓枪杆子的思想十分坚定、明确。为了将以防匪自卫为目的的地方武装改造为党所掌握的抗日救国武装,先后向大队、中队派了政治工作干部:派刘今生同志到三大队任教导员;派尹丹桂同志到二大队任教导员;派陈蕴贤同志到二大队任特派员;派李亚夫同志到北台头中队任指导员;派袁良才同志到双井中队任指导员;派王风举同志到双庙中队任指导员;派司枕亚同志到车往中队任指导员;派刘亚南同志到尹野马中队任指导员;派任琢之同志到甘固中队任指导员。这些政工干部经常向战士讲述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并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以及作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而自卫队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提高。
        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旬的一个傍晚,小麦正在吐穗扬花季节,骇人听闻的意外叛乱骤然发生了。二区大队长刘玉庆伙同张玉光,经过密谋策划,统一指挥,秘密行动,重兵包围了行署,刘玉庆手持短枪,张着机头,扣着机钮,率领其爪牙闯进了行署。
        “老杨!今天对不起,跟我走!”刘玉庆以短枪对准杨友云同志的胸口恶狠狠地说。
        “这是为什么?!”杨理直气壮的责问。
        “给我捆绑起来!”刘不理采杨的责问又向其爪牙说。就这样边推边拉地把杨押解走了。    “你是谁?干啥的?”刘玉庆又碰到一个人这样问。
        “我是行署的张增祥。”
        “行署的,抓起来,带走!”刘又向其爪牙下令说。
        除个别本地干部尹丹桂、李亚夫同志闻讯而躲藏外,其余所有行署机关干部:任乐亭、杨书亭、赵发堂、石晓辉、申国宝以及派往车往、甘固中队的指导员司枕亚、任琢之等十余人都抓了起来,关押在本村一户地主外院的北屋里。村边早已挖好十多个埋人坑,企图用最野蛮的活埋办法全部处死。关押人的这座北屋外围,人山人海,刀枪林立,包围得水泄不通。
        北台头村反革命叛乱发生后,被关押的同志自始至终都表现非常冷静、沉着、从容不迫。当时大家都坐在一个土炕上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张增祥同志有些思想紧张,情绪不振,任乐亭同志便说:“增祥!给我一支烟,抽最后一口,干革命时刻都得有见马克思的思想准备。”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恐惧。这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风度。大家听了任乐亭同志这样说,思想更加镇静了。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共同想法,为革命而牺牲,谁也没有想到再活着出去。

叛乱原因
        北台头村反革命叛乱所以暴发,分析有以下原因:
        首先,丁、陈由积极抗日变为积极反共。一九三八年秋,卫立煌在洛阳召开的反共会议,丁树本派人参加了。回来后,由其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就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胡说:“只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为限共溶共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三八年底,丁树本亲自夜过陇海路,到河南某地和国民党要员接触。这次回来后,宣布受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领导,国民党给丁树本派了一个政治部主任安敦信,原来的主任、副主任罗士高、晃哲甫任命为参议。三旅也派来一个姓王的政治部主任,原来的政治部以及部队教导员、指导员都停止了工作,而且遭到诽谤和陷害。陈明韶以及大名抗日县政府的反动秘书杨钟祥,对解蕴山同志恨之入骨,吹毛求疵,造谣诬蔑,而解蕴山同志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地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正是形势有这样一股逆流,狗胆包天的刘玉庆才敢重兵包围行署,连通讯员也不放过都拘捕起来,要一一活埋,解蕴山烈士传略有这样的叙述:“这时陈明韶更加反动了,企图借刀杀人,谋害解蕴山同志。不久解蕴山同志到各区检查工作,陈暗中指示二区大队长刘玉庆逮捕解,幸好解蕴山同志在行署研究工作后又到了三区,陈的阴谋未能得逞。”由此看来这是北台头村反革命叛乱的重要原因。
        其次,地方顽固势力派的支持。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没有国就没有家,这些大道理没有人公开反对,但具体到出人、出钱、出枪就是另一态度了。那些地方防匪自卫武装改变为抗日游击队甚至过渡为正规的八路军,必然会遇到地方顽固势力的公开或秘密的抵制。这次反革命叛乱就是对地方武装改造与反改造这一尖锐矛盾的暴发。
        再次,自卫队成员复杂。刘玉庆本人就是国民党的兵痞,他是在江西剿共前线被俘而释放回来的。在形势出现逆转的情况下,必然倒向反动势力的一边。
        最后,撤换刘玉庆的消息泄露。解蕴山同志在行署研究工作时,有人提到刘玉庆表现不好时,解蕴山同志曾表示要撤换他。据说二区大队长有意让任乐亭同志接任。这一消息不翼而飞,不知如何传到刘玉庆耳里。这样就火上加油,从而导致加速了这次叛乱的暴发。
 
叛乱结局
        北台头村反革命叛乱发生后,犹如一颗炸弹的爆炸迅速传遍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叛乱发生的那天,解蕴山同志确实在行署研究并布署了工作,但当天傍晚由陈蕴贤同志陪同已去三区大队。刘玉庆并没有料到这一情况,便迫不及待动了刀枪。由于这场叛乱没有抓到解蕴山同志,刘玉庆感到十分失望而又忐忑不安。如果他蛮干下去,把抓到行署的十多人,上自行署副主任下到通讯员一一活埋处死,他料到解蕴山同志对他不会善罢干休,因为解蕴山同志掌握着四区大队的强大武装,并不是好惹的。如果到此住手,却又走了这可怕的一步。在刘玉庆骑虎难下的情况下,当地有威望的进步士绅李和轩先生挺身而出,他马不停蹄地找到一区大队长任楚堂,让他速同刘玉庆调处,任和李和轩先生都到了北台头。
        任到北台头见了刘玉庆头句话就问刘:“咱们是不是朋友?”这时任腰掖两把手抢并带两名护兵,可谓气势汹汹。
        “你问这话是啥意思?”刘反问任。
        “你有枪,我也有枪,是朋友咱们就桌上谈,不县朋友咱们拿枪干?”任又向刘说。
        “咱们是朋友。”刘恐惧地答。
        “既是朋友,我问你:为啥抓解蕴山的人,你摸摸你的脑袋,还要不要它?”任这样一问,正触到刘的痛处。因不没有抓到解幕山同志,刘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巳走了这一步,该如何是好呢?”刘说。
        “只要你放人,那就好办,我保证你没事。”任楚堂一面这样对刘说,一面叫刘玉庆下令把关押行署人员那座屋的门打开。
        “大家受惊了,我来就是为这桩事。放人了结,不念旧恶,你们有啥意见?”任走进关押人的那座屋问大家。
        “没有意见,”大家都望着杨友云同志,尔后杨这样回答任。
        “刘玉庆!你想干什么?”紧接着李和轩先生又赶到大队部愤怒地质问刘玉庆。    
        “这些青年人都是共产党,想把自卫团拉走,改编为游击队,应杀勿赦。”刘答。
        “混蛋全给我统统放了,你想到你的后路没有!?”李又高声地责问。
        “放…放…放了!”刘吱唔唔犹豫地说。
        “放了!我保证解蕴山同志不报复你,你还当你的大队长,”李肯定地说。
        就这样把拘捕的这些人员很快释放了,这伙同志所以能虎口逃生,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没有抓住解蕴山同志。其次是李和轩先生的出面干预。李和轩先生的胞弟李荆元就是当时魏县一带共产党员的负责人,或许是李荆元同志的作用,李和轩先生才这祥做的。李和轩先生同解蕴山同志有深厚的友谊,同被关押的这些人也有密切来往,在刘玉庆这般人的眼目中,威望是很高的。总之,李和轩先生是这次叛乱最理想的调处人,他在这次调处土作中立了大功。
        这次叛乱平息后,解蕴山同志多次表示:这样解决办法是好的,没有流一滴血,没有促使一人投敌或靠匪。对李和轩先生出面进行园满的调处也表示了谢意。一九三九年十月,冀南讨石反顽战役打到了大名附近,陈明韶随顽军南逃,通过民主选举解蕴山同志当选为大名抗日县政府县长。当时刘玉庆却慌了马脚。“我有罪,该死!求县长饶命,”刘玉庆找到解县长边跪着磕边说。
        “起来!起来!你的问题已经处理了。你当时放了人,说明你已经悔过认罪了。你放了人,你还当队长。我们既往不咎,说话是算数的。”解这样解释说。以后解蕴山同志又当了专员,然是这一态度,这种宽大为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敌的作法,在广大人民中传为佳话。
 
         (来源:《大名文史资料》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