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国民党军队口述

吴兆宁:黄埔教育长之子的促统联谊三十年

       我是东阳人,对东阳这块土地,特别是东阳的乡亲有着深厚的情感。我的父亲吴允周将军1938年受命在陕西王曲襄助创办黄埔军校七分校,为抗战培育基层军官。

  1947年,父亲调任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本校任教育处长,旋晋为教育长。父亲在主事七分校期间,先后两次派员到家乡金华、东阳一带招生。由此,浙江中部地区集中了不少原籍金华各县的黄埔同学与眷属,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在以后的对台交往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埔军校生活

  1929年农历4月15日,我出生在南京。三岁时,我被送回到老家东阳新城(今东阳江镇新东村),由祖父母抚养成人。

吴允周将军。(摄于20世纪40年代)

吴兆宁在黄埔军校。(摄于1948年)

  1948年从杭州安定中学高中毕业后,受父亲的影响,与同乡兼同学黄悦澄等3人跑到南京,报考了黄埔军校23期(校本部在成都)。其时,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

  被录取的学员结伴在南京浦口上船,坐长江航轮,花了四天四夜才到达武汉,再换船到宜宾,从宜宾再到重庆,然后转车前往成都的校本部报到,暂住军校东大门外的文殊院。

  到达军校时,军校领导层有了变化,蒋介石已辞去校长职务,改由原教育长关麟征出任校长,父亲吴允周接任军校的教育长之职。

  父亲听说我们到来,派车将我和几位同学以及招生处负责人一起请到家中吃饭。饭后就将我们一起送回到住地。

  第二天,我与同学们分发到双流接受入伍生教育。我三岁时离开生母,十二岁时生母客死平凉。如今虽有继母和几位同父异母的弟妹,可是,在那次难得的见面机会中却没有任何交流,不免留有几分悲伤。

  那时,国共内战加剧,成都校本部虽已录取新生1000余人,实际上只有400多人前来报到。校方延宕到1948年12月才开课。

  入伍生编为3个中队,我在2中队受训,直至1949年2月,才分派到炮兵科。我的两位同乡——黄悦澄与我同队,蔡国平(蔡忠芴侄儿)则分配到通讯科受训。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军节节败退,为了补充前线的军事干部,到了2月,原定4年制教育的22期学员提前毕业离校。

  接下来,北平“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已兵临武汉城下,川东也告急了。8月,蒋介石飞抵重庆,校长关麟征接任陆军总司令,由此,调张耀明出任军校校长。

  9月12日,蒋介石自重庆抵达成都。14日,蒋到军校对师生训示阅兵,父亲任校阅官兼总指挥。11月初,军校原拟迁往云南大理,因云南生变,只好中止。同月下旬,解放军长驱直入,攻占綦江,重庆也面临解放。

  30日,蒋介石集合23期官生训话,告诫完成迁校、保校以及建国复国的神圣任务,宣布23期学员提前毕业。同时,命令台籍学生空运至台。我们23期未及分配的学生并同刚招收的24期新生向西昌迁发。

  在迁校前(12月初),我的后母携弟兆麟、妹亚莉与军校眷属先行乘机飞台,父亲留蓉待命。记得那些日子,父亲叮嘱我说:“你虽为教育长之子,亦当与同学同生死、共患难。”父亲直至22日才搭机离蓉,先去海口,后转往台湾。

  12月,军校师生及教导团计两三千人在教育处长李永忠的带领下,在迁校途中宣布起义。

黄埔22期第2总队师生合影。前排居中者为关麟征校长。(摄于1949年3月3日)

  参加解放军

  成都军校起义后,我们被编入解放军18军团60军教导团随营学习,时胡耀邦任兵团政治部主任。后学校更名为“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学习3个月后,我们参加了修筑成渝铁路工程。

  10月,朝鲜战争爆发,我申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2月,我赴朝参加第五次战役,任炮兵营第3连见习副排长,由于在火线上表现积极,我被提干入团。第五次战役后,在后方休整时的政治运动中,我因历史原因被遣送到东北辽西军区北镇县学习大队,军事管制2年。

  1954年10月,我被迁送回到东阳老家务农。当年,我年轻力壮,在老家新城从事农业生产,可说是个好把式,什么耕田、插秧、种地,甚至焐草木灰这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样样拿得起,与当地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1974年起,我在老家新城五七高中、中学、小学当“赤脚教师”12年。

吴兆宁。(摄于20世纪50年代)

  担任东阳政协副主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被落实政策。1981年,当选为省、市两级人大代表。1984年9月,东阳县政协召开六届一次会议,时年55岁的我有幸被推举为特邀委员,并当选为政协副主席,自此连任六、七、八、九届专职副主席。与此同时,我亦被推荐为金华市政协委员(任第一届常委,第二、三届委员)。

  1990年,在东阳县五届政协期间,增设了对台侨务组。由于这项工作原先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到了第六届政协会议时,又分设对台工作组、侨务工作组两个小组。至第七届政协时,根据对台工作的新形势,为了工作需要,对台工作组改称“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简称“祖统会”)。经常委会分工决定,由我担任对台小组组长和祖统会主任委员。

  1998年4月,县政协换届,当时我已70岁,才离开工作岗位。

  可以说,任职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的这20年政协生涯,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光荣、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我非常珍惜这段难得的工作经历,在领导的帮助指导下,我与政协同仁合作共事,融洽相处,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亲身参与了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

  在全省各市区县中,东阳去台人员和港澳同胞人数较多,也是全省的重点集中区域之一。在县委统战部与侨务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基本摸清了全县(市)台属、侨属的情况。同时了解到,在台湾和香港均有东阳同乡会组织。

  1985年11月28日,东阳召开全市台属代表会议,成立台胞台属联谊会,我当选为会长。会上,确立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共同为东阳经济服务、为统一祖国服务”的宗旨。

  1987年后,台湾当局开放了民众到大陆探亲,对台工作出现了新形势,我们的对台工作也越来越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由此,加强对台属的宣传工作,发挥台属的特殊作用也显得日益重要。为此,经领导同意,配合对台工作部门,我们于1987年1月8日至18日在台属较为集中的吴宁、巍山、上卢、六石、南马、湖溪六个点,分别召开了台属新春茶话会。各点加起来计有台属600余人参加,同时,我们邀请台属所在镇、乡党委的一名成员参加,会议各为一天。

  我们分点召开台胞春节茶话会,就是为了扩大宣传面,加深对台情的了解,许多台属将其亲属返乡探亲的行程及时与我们沟通,方便我们及时做工作。

  1988年清明节前,台北东阳同乡会组织了132人的返乡探亲团,在总干事赵菊芳、副总干事李荣琦的带领下,分两批回来探亲。他们的航班、车次、以及大部分成员的名单,都由东阳台属提供,方便了我们的接待工作。临行时,我们送给探亲团东阳木雕《东阳风光》,至今仍挂在台北同乡会会馆的正厅。

  那一年,返乡探亲的台胞共有687人次,包括退役将军、博士、高级工程师、商人,还有台北同乡会的理监事,高雄浙江同乡会的理事长。他们有解放前去台的第一代台胞,也有在台出生的第二代台胞,不少人在台办企业、经商或从事文教工作。

  台联会理事也能自觉配合政府搞好接待工作,台胞普遍感到满意。返台后,不少人纷纷撰写《返乡观感》或《探亲纪实》,刊载在同乡会的会刊上。可以说,1988年的接待工作,为我后来4次去台进行联谊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吴允周一家人。中作者为吴允周,后排左一为吴兆宁。(摄于20世纪80年代)

  做好台胞、台属工作

  宁波有个船王包玉刚,通过联络回乡投资办厂。东阳也有一个台湾报业巨子王惕吾。他的一个亲戚赵惠仁是省政协委员、金华市政协常委、县政协副主席。在1982年春节召开的一次全县台侨属座谈会上,我与赵惠仁相识,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为重修王惕吾祖坟的事,我多次到过王先生老家王家村。王家祖坟修复后,拍摄了一卷录像带寄给王惕吾先生。

  有一次,赵惠仁哥哥赵克仁回乡探亲,我参与了接待。赵克仁表达了王惕吾有意赞助东阳办教育的意向,王惕吾想在东阳办一所一流大学。我听了,觉得办大学并非易事,当时大学招生由国家统配生源,层层审批,手续比较复杂。办成后,还要常年投入巨大财力,东阳尚不具备这些条件。我建议他设立一个王惕吾奖学基金会,支援东阳的教育事业。

  1989年5月,赵氏兄妹去香港会见了王惕吾先生,我送他们去杭州上飞机。在那次见面中,初步确定了王先生回乡办教育、开办医院等多个项目的意向,也确定了王惕吾奖学金的设立。

  我的台湾探亲之旅

  到台湾探亲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在1989年终于梦想成真。

  1949年以后,我们一家人分居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三个地方。1972年才有通信联系。1984年底,我到政协机关工作后,曾去过香港会亲。1985年,外甥从美国来北京大学读书,我到北京去探望过他。

  1987年,我的六弟从美国回东阳老家祭祖扫墓,政府不仅出面接待,还落实归还了父亲在东阳城内的老宅,给了我一个安稳的住家。后来,我4次到台湾探亲,所见所闻,更加深了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

  1988年11月7日,台湾开放大陆同胞去台深亲。

  1989年8月21日,我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探亲之旅。在行前,可说做足了准备工作,我梳理了近几年来接待台胞时的记录,列了一份港、台两地需要拜访人士的名单,与此同时,走访了他们在大陆的亲戚,为他们捎信带物。此外,还摘录了当年东阳“七二三”洪灾的实况录像等。我于8月21日启程,11月21日返回东阳,全程整整3个月。途径香港时,在同乡会会馆又停留了7天。我先后4次拜会了王惕吾先生,就他捐赠的项目进行商谈。这是行前东阳市梅峻书记、童德成市长、陆锡经主席交待过的任务。

  8月28日抵台,父亲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王先生刚来过电话,约你明天十点去《联合报》见他。”

  次日早上,正在吃早饭,台北东阳同乡会理事长吕秋文就打电话过来,约定8点前由他陪我去《联合报》社。事后我才知道,王先生住在阳明山,怕我不识路,请吕先生带我过去。

  我们一起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向他表达了东阳市领导对他的问候。王先生和蔼可亲,离乡多年,仍是一口浓重的乡音,无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谈到资助巍山医院项目时,王先生有些犹豫了,因为他的祖家王家村离巍山很近,虽说方便了王家村的村民,可是那里是乡下,人口稀少,怕“摇风”(东阳话,病人不多)。

  我说,东阳县城是全县中心,居民稠密,已经有一座初具规模的人民医院,如果再投入资金是最好不过了,可以派个行家去考察一下。派谁去呢?我提出派我在台的初中同学徐日晖。徐曾任台湾空军医疗处处长,退役后担任台湾一家医院的院长,而且,徐的父亲也和王家关系密切,他听了觉得我的主意不错。当场致电徐日晖商量细节。

  我到台北后,《东阳同乡会刊》登载了我到达台湾的简讯,因此,差不多每天有宴请的电话,还有人专程从高雄、台中赶来见我。有一天,东阳同乡会的王人豪过来看我,他是我初中时的老师,建议我可以在同乡会发起“七二三”洪灾救灾募捐活动。

  9月3日,同乡会召开理监事会,邀请我参加,许多理监事我都接待过,其中也有我中小学的同学。开会时,我介绍了洪灾的实情,因行前有准备,有事例、有实据、有数字,大家听了更加关心。

  王人豪第一个发言,提议募捐救灾。会议主持者陈和贵带头认捐1万美元,其他人也纷纷解囊,这次活动共募得3万多美元。讨论到如何将募款发放到灾民手中,有位理事提议由同乡会派人到东阳亲自发放,以免有人“侵吞”。我说,这样做不合适,这是对家乡人民的不尊重。我提议交给当地红十字会或民政局发放,登记造册。同乡会可以监督,大家采纳了我的意见。

  11月12日,台北黄埔校友会(西安王曲七分校联谊会)200余人集会,因父亲是七分校的教育长,我又是黄埔末期学员,特别邀请我以师弟身份陪父亲参加。在会上,我介绍了东阳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情况,当时东阳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有会员218人,其中72人是七分校的,我代表东阳同学会对大家表达问候。

  有一天,台北东阳同乡会副理事长陈和贵先生宴请,陪客有胡仪敏将军,东阳南湖人,曾任台湾情报局副局长。因“江南事件”受牵连,被革职服刑2年多。见面时,我说:“久仰大名,在‘江南事件’中,你是代人受过。”他听了,很高兴,说道,我很想回乡探亲,只是在台湾情治系统做过事,不敢回来。经我解释后,消除了疑虑。

  以后,他每次返乡探亲时,都要来看我。有一次,他返乡探亲,我陪政协副主席郭俊喜去南湖看他,见面客叙后,他拉我到一边交谈,说道,受蒋纬国的委托,要我到北京了解一下蒋介石父子灵寝回大陆入土为安的事,要我谈点看法。

  我考虑了一下说,根据目前两岸的局势,恐怕还有些困难。

1992年2月6日,吴兆宁与台湾联合报系创始人王惕吾(左)、农业专家施嘉昌洽谈农业技术培训项目。

  1990年4月,我第二次去台湾。我家兄弟姐妹9人,分别在大陆、台湾,有的远在美国。父亲有一个大团圆的梦想,要我们一起到台湾相聚。但是,大家相距甚远,各人都有事,很难实现团圆之梦。

  那次到台湾做了4件事,一是向在台亲友讲解了千岛湖事件真相;二是在台北东阳同乡会的理监事会上,解释了吕秋文为家乡捐资办学而引起的误会;三是协助东阳木雕厂在台北举办木雕精品的展销活动,请王惕吾先生到场剪彩;四是拜会了台中县劳动协会,协商了该协会驻东阳办事处的有关事宜。

  我的第三次台湾之行是在1992年。行前,东阳市委领导特别交代,要我向王惕吾先生提出帮助修建地方铁路的事。

  到了台湾,父亲为我预约了见面的时间。那天我在东阳同乡会的吕秋文理事长陪同下到了王家公馆,王惕吾已经在大门口迎接我了。

  进了客厅刚坐下,他就说:“我对农业项目有兴趣,台湾的农业很先进,想为家乡搞一个有关农业技术培训的项目。”

  我心里有数,在到王家之前,我已经与几位同乡提到修建铁路的事。王先生也估计到我会提到,他的这些话就将我的口封死了。我也就不提修铁路了,顺着他的意思,建议此事由东阳农业局或科协来办。

  那天来的还有另一个人,“台湾高等法院”院长葛义才先生。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我们总算见面了,上一次是想见不敢见,今天是王惕公作东,我做陪客,一大早就从花莲飞过来。”我和葛义才是初中同学,我第一次去台湾时就想约他见面,那时他任“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的院长。

  我第四次去台湾是1996年8月,到台湾为父亲奔丧,也是我最后一次到台湾。王惕吾先生已经过世,再也没能见到他了。

  父亲的丧事很隆重,黄埔军校从15期到23期的同学均派代表前来悼念,我们23期黄埔军校毕业的16位同学也来了,大部分是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被俘后去的台湾。我们相互叙述各自的经历,在交谈中我了解到,23期同学中,在1949年12月底前离开大陆与朝鲜战争中被俘去台湾的共有60多位,多数在军界服役,少数从商。

  我的4次台湾之旅,既加深了两岸同乡的感情,结识了更多的同乡,又领略了台湾风光。既看到了宝岛经济繁荣、交通便捷、物质生活富裕的一面,也看到了一些社会阴暗面,看到了“台独”分子的嚣张,给台湾社会带来的种种忧虑与不安,这些促使我更积极地工作,为促进祖国统一做贡献。

     (时间:2019年1月18日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