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国民党军队口述

方明:犁牛之子学无术 无愧洪流抗战时

       我叫方明,生于民国六年(1917年),祖籍安徽怀宁;黄埔16期工兵科毕业生,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1984年9月,逢执教35年之际,时年67岁从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退休,至今已33年了。退休时,受幼儿师范学校马老师“退休没事,写点东西”的启发,于2005年在女儿帮助下,完成《自难忘》初稿。往事久矣,一些人名、地点多有记不住也想不起。虽是碎片记忆,却是本人写真,绝无虚构;既无自贬也无自诩,经得起历史考证。我不擅于写作,又受古汉语影响,所以文句有些拗涩。如下都是我茶余饭后常念道,不想还想的事。

       日寇之罪行

       我世代都是九牛庄方圆程姓的佃户。我父亲是文盲,待人老实善良。我大哥是长孙,从小受到爷爷奶奶的宠爱,上过四年私塾,读过《三字经》《弟子规》及四书五经。大哥长我22岁,我记事时大哥就当家,他希望我念书成名,力争犁牛之家带有书香味以振家声,所以,我念书他舍得花钱,我要什么书都可以。大哥脾气不好,对父母有些违抗,但他又很孝顺。有一年我回家探亲,他陪我去表哥家,表哥拿出水果糖招待,他吃一块还装进口袋一块。回来路上我问他:“装一块糖进口袋不寒酸?”他说:“妈没有吃过,我带给妈吃。”我自愧不如。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我考进安徽名校省立第一高级中学,高一第二学期参加全省学生集中军训,因操练认真,常受到军事教官(黄埔毕业生)表扬。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秋天,日军轰炸安庆,学校迁九华,我休课在家乡教小学。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端午节后,驻安庆日军沿着安(庆)潜(山)太(湖)公路下乡抢粮,逼得我乡人四处逃躲,我任教的小学也关闭。我带北辰(我三侄)跟随路高贵老师到他家(三桥乡路家巷)住下,此处距公路远,日军尚未来过,暂时平静。

       阴历六月初四早晨,路老师对我说:“传闻今天日本兵要来,你和北辰快去东庄学堂(私塾),只要一见有人跑,你们就上山,那离山近。”我们到了学堂,路先生(塾师)说:“高贵(路老师名字)尽吓唬人,真有日本鬼子来吗?方老师你莫听!来了我也不跑,跑的都是孬种。”听他一说我也不准备跑了。那时人太困,隔壁房里有一张单人床,我就躺下了,朦胧间北辰从外面来到床边嗑铁蚕豆,我猛然想到:“日本兵要是真的来了抓走我,这孩子怎么办?抓走他我又怎么向兄嫂交代?”于是我拎起包袱喊:“路先生,我装孬种先走了。”我拉着北辰刚跑出后门,日本兵就从前门进来了,皮鞋声咯咯响,还有日本人说话声。我们跑上山坡,见到路先生的家人,大家躲在山腰上一个干沟里,能望见东庄学堂,望见路先生被日本兵抓走,带到三桥镇去了。他全家哭成一团,总盼望他活着回来,可是一直没有音信,路先生不知被害何处。

       我们又回到路老师家过“六月六”,在农村小节要吃好的,所谓“六月六,甑蒸饭,钵装肉”。路师娘做的是葫芦烧肉,端到桌上准备开饭,路老师突然发现北辰赤膊没穿褂子,就申斥他:“你不穿褂子,一会儿要是再跑,你哪找衣服?”北辰刚穿上褂子还没等扣完扣子,就听外面叫:“快跑!快跑!日本兵从三桥镇又回来啦!”

       这一次我们是往西庄跑,路上趟过水稻田时,北辰的鞋子被泥粘掉一只。我们跑到一个水沟里躲起来,水沟里约有一二十人。有一个日本兵牵着一匹马离水沟不到50米,他拉马要往水沟这边来饮马,马吃青苗要往那边去,兵顺马意,水沟里的人幸未遭难。

       路家巷震动了,全要外逃。路老师要我带北辰和他7岁小女儿连夜到高路岭刘家祠堂。我背着小女孩拉着北辰走了一夜,路上无人家,只有树林和厝基。天亮到了刘家祠堂,我家的人也来了。刘家祠堂人挤得像泼水节一样,虽不泼水,但人的汗味十足,空气难闻极了。

       高路岭也不安全,我们又转回家;家也不能住,有跟日本人后面捡脚子(收拾残局)的,还有土匪。我家又逃往潜山古典山。这年秋天,安庆外围有游击队锁住了日军不再出来抢粮,我们才回家。

       我们九牛庄一片凄凉悲惨景象,房屋都被日本鬼子烧了,也不知打死多少人。最惨的是我蒙师江谋成老先生在家看守,被日本兵当活动靶打死了。还有小学女老师舒贻智(安庆人),因她无条件远逃,被日本兵捉到奸淫,就跳河自尽了,芳龄十八九。痛哉!惜哉!小日本鬼子你们等着!我要不参加抗日算白活!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我报国杀敌心切,瞒着父亲和家人投考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经严格考试被录取,编入16期16总队工兵科学习。

       学长呵护我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夏天,我们黄埔16期毕业生40人分发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日本士官12期骑科毕业,归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由参谋处第一科(作战科)科长杨庆和(北京人,黄埔10期骑兵科毕业)接收分配;经他出作文题考试,选我与吴曙岳(安徽桐城人)在其手下当见习参谋,其余同学分配到部队当排长。杨学长知道小学弟刚出校门无积蓄,便拿自己的钱给我俩购置脸盆、毛巾、鞋袜等用品,生活上体贴入微,真不愧为发扬黄埔校训“亲爱精诚”之模范。

       参谋处大小官员单身无眷的,同入一伙吃饭,三餐馒头和芫荽(香菜)汤。我与吴曙岳是南方人,三餐馒头不习惯,更不惯于芫荽汤,且每月伙食费至少要15元,要花去小参谋月薪的三分之一。为此,杨学长同全科参谋一起撤出大伙,另起小灶,由勤务兵兼管炊事,每月伙食费杨学长出30元,我俩小参谋各出6元,其他参谋在杨学长影响下也都按官阶出伙食费。像杨学长吃同样的饭却自己多出伙食费,让小参谋少出钱的很少见,像参一科的参谋们也少有(尚记得起的参谋有:吕铁屏、田稔年、常允中)。

       一日午餐后,管炊事的勤务兵问:“杨科长晚餐吃什么?”杨学长说:“吃猫耳朵!”我是小参谋不敢随便答话,心想猫耳朵怎么吃?这七八个人吃猫耳朵那要多少只猫啊!这天一下午我都想着吃猫耳朵的事。可是晚餐在桌上只吃小汤饼,不见猫耳朵。我问:“猫耳朵呢?”全桌人一听哈哈大笑,说:“你不是吃完了吗?!”后来这事成了一则笑话,那几天大家一见面都说“吃猫耳朵”。

      杨学长比我大5岁,29岁就任作战科中校科长,当然是有本事。他曾一夜在煤油灯下制订出10页作战计划,他不用毛笔爱用自来水笔,如用毛笔书写,得超过20页,可见他具备军文二才。军长和参谋长都器重他,参谋处长崔国润更是依靠他。一日清早,崔处长叫我到办公室标填军用地图,见到孟副官跪在处长室廊下,孟副官上尉军衔,年约40,不知犯了什么错。此刻我顿生恻隐之心。我向处长敬礼:“请饶了孟副官吧!”见处长未语,我又连说两声仍作举手敬礼姿态。这时,处长才向孟副官说:“看方参谋面子饶了你!”这哪是给我的面子,我一少尉小参谋有什么面子,明明是给杨学长(科长)的面子。因为处长知道杨学长爱护黄埔小同学,其实是他间接给杨学长面子。未料标地图我出了一个大错,用蓝墨水将图上标识“涡河”染成一条大黑龙,弄巧成拙,想起早上孟副官罚跪毛骨悚然,不知让处长见到这条黑龙会给予什么处分,最低也要挨一顿臭骂。可当处长见到黑龙时只问我的想法,为什么弄成这样。我立正回答:“我想和画画一样,先涂上蓝色颜料,然后用毛笔沾水稀释,使图上涡河显出浅蓝色,更加形象直观,没想到蓝墨水涂上去却稀释不了。”处长听后不但没训斥,反而一言不发地走了,让我无地自容。这张9平方米的军用地图挂在墙上太难看了,真是我的耻辱。那时军队有句流行语:“军需爱揩油,副官爱吹牛,参谋爱地图。”这次处长之所以能强忍怒火不发,也是看在杨科长的面子上,谁让我是作战科里的小参谋呢!

       这年初冬,涡阳之敌蠢动,参谋处全赴涡阳策划指挥作战,因我和吴曙岳没有实战经验留守后方。一日接到崔处长电报:“方明弟,四号甲雷在校学习过没有?排除有无把握?即电告!”这电报的意思是鬼子埋设了地雷,我是学工兵的,自然要去扫雷排爆。我回电:“处长,关于四号甲雷在校学习过,也试验过,排除有无把握不敢决断。”并用电话报告杨科长:“我准备应合处长之意,即日赴战场参加扫雷。”整装待发之时,又接杨科长回电:“我与处长说了你不用来,来了就是送死,毫无意义。”

       初次骑马苦

       民国三十年(1941年)冬天,骑2军参谋长湛本源(山东泰安人,保定军校4期骑兵科毕业)要去涡河验收工事。所谓工事是指战壕、掩体、碉堡之类的战备建筑物,属于工兵任务,所以参谋长这次出去要带一名工兵参谋。参谋一科(作战科)科长杨学长派我跟随参谋长和参谋二科苗参谋同行。出发前杨学长将自己的马、马夫、勤务兵及马褡褥子、套袖护腿等,凡是骑马所需要的东西都供我使用。

       上马出发的那天,军部派一个骑兵连护卫,还有参谋长的副官和卫士,全体官兵夫役没有一个徒步的。苗参谋整队向参谋长报告人数马匹和武器弹药数目后,参谋长命令出发。头马踢踢踏踏碎步遛了一两分钟之后,马步越来越快,头马上的骑士将缰绳收紧,两腿一夹,马靴上的刺马钉一触马肚子,马立刻奔跑起来。我所乘马也跟着奔跑,双脚起双脚落,颠得我体内五脏挪位,脸上五官变形,就这样奔跑了一两个小时,才停下休息,饮马喂料。当我下得马来,就像杂技团里的大马猴学人走路,狼狈极了。马夫知道我初来骑兵部队不善骑马,他告诉我,屁股不能离开马鞍,如果离开肉皮就会被颠破,疼痛不说,一时亦难愈合;其实我已被颠破了。下午4点多到了目的地,休息吃饭不敢坐,睡觉只能趴着,这一天真是苦不堪言!

       第二天到涡河沿岸验收工事,建筑单位是军部直属运输团。参谋长看到一项工事就问有多大抗力?能防御什么炮弹?我都一一答出。又问这个碉堡合不合格?我答很合格,建筑单位也很高兴。其实没有抗力表怎能测验抗力?

       工事验收完毕,凡参谋长到部队视察都举行酒宴,此地(亳州)是中国名牌古井酒的产地,所以桌上饮的全是古井酒。参谋长善饮,也会猜拳;参谋长让我猜拳,我说:“不会喝酒。”参谋长说:“方参谋,我给你代酒。”我猜了三拳输了,参谋长真代我喝了一杯酒。其实我会喝酒也有酒量,自知是个小参谋,不可在参谋长面前无拘无束罢了。

       苗参谋是中校军衔与科长同级,比我大三级,他说:“方参谋,你是几时修的德?参谋长还给你代酒。不过你很知趣,不逞能。”回军部前一天晚上,古井镇地方请酒并演京剧,参谋长参演《上天台》,扮老生刘秀,声韵俱佳,赢得全场喝彩不断,鼓掌声中我想的却是“怕明天骑马”。

       镇长“大麻子”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夏天,我工兵连奉命到河南唐河破坏通往洛阳之公路,阻碍驻洛阳的日军东窜。我与副连长、排长们一起到了源潭镇公所,镇长姓郭,脸上有麻子,人称“大麻子”。我传达命令要他征集民夫,他却连理都不理,对我们颇为瞧不起。他这种态度原因有二:一是厌恶破路的事,二是认为军人多是没文化。时下骄阳似火,天气很热,我们背着遮阳笠,领口敞着,袖子卷起,简直就像草寇下山。“大麻子”不管我们怎么说就是不理,连水都不给喝。我们再三地说,他只回答两个字“难办”,想以此碰回,可我们不走,走了就完不成任务。

       过了好一会儿,我发现所内墙上贴了一张白纸写的十二个正楷字:“至亲好友,徇私兵役,免开尊口。”我说:“郭镇长,这宝楷写得不错啊!内有老颜(颜真卿)之硬骨,外有柳公权之秀丽。”“大麻子”一听,脸上的麻坑比原先小了点,他说:“你也会写字?”我答:“我不会写字,不过在学生时代临过颜真卿的字。”他拉开南面办公室的蓝布帘,做手势请我进去。室内书桌很大也讲究,上面摆着砚池,池内有墨,旁边有寸方格子纸,他还不说话,拿起一支墨尚未干的大楷笔递给我,指指格子纸,意思是让我写,三个排长都在旁边瞧着。我想他写的字与我写的字同体,笔锋一定顺手,随即提笔只写了一个“矣”字。“大麻子”对字端详一番说了一声“妙”,马上叫杂役打水洗脸、泡茶、买西瓜,还说:“破路一事包在兄弟我身上。”又叫管事的开箱取钱到饭馆定酒菜,留我们吃了一桌很像样的酒菜饭。从此,属“大麻子”管界破路任务就不用我操心了。唐代诗人李白《乐府·将进酒》中有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说:“有点本事总有用。”

       未几,又奉军部命令:限三日内炸毁源潭镇东门外石桥。此镇烟酒业发达,盈利颇丰,酿酒、卷烟厂家20有余,专靠这座石桥运输货物。如果炸毁石桥犹如割断源潭镇的咽喉,断了商人的财路,所以各厂家通过镇长“大麻子”以50万法币贿我免炸或破坏性小一些。各厂家见我拒不受贿,接着又请“花酒”、抽“花烟”,我均拒之。最后实在纠缠不过,我要他们到军部请来“免炸令”我即不炸。果然军部送来“缓炸令”,我即收兵回营。我连连副和军需官都说我傻,我说:“傻命比钱大。”当时猪肉1元3斤,50万元真是一笔大款。

       冒犯廖营长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春天某日,为牵制南犯之日寇,配合豫中会战参战部队,39军军部奉命移防。我工兵连出发前,营长廖代权派快马通知我:他的卫士向宗智因病不能步行,要我派担架到营部原住地接抬向宗智,我乃奉命而行。向宗智是四川人,与廖营长同乡,跟随廖营长已十多年,二人亲如兄弟。廖无眷属,向便成为廖的生活总管,廖一日不能无向,廖调到哪里向就跟到哪里。

      正午时分,军部八处及直属团、营、连官兵都集结在茨河沙滩上,等待分批渡河。此刻担架空回没有接到向宗智。廖营长大发雷霆,如同疯牛一般问是谁负责接的?我说是班长周学礼。廖传周学礼,周说:“报告营长,向宗智不在营部,营部无人,没有接到。”廖以周办事不力,摸出手枪要毙周学礼,我命周回连队,廖仍不依不饶,非要毙周学礼不可。周颤抖不已,全连传出哭声,廖仍无恻隐之心,还要抓出周学礼。当时我也急了,说时迟,那时快,扒开自己上衣露出胸脯高声说:“你有种枪毙我!”

      军部副官处处长李某(上校衔)报告军长刘尚志(中将衔):“方连长与廖营长吵架,于行军不利。”军长愕然,军参谋长黄铎五(少将衔)说与军长:“方连长是廖营长台柱子,我们莫管。”就这一句话平息了此事。黄参谋长是安徽桐城人,年50余,系儒将,人性善。我当参谋时,他的独生子跟我学《代数》《几何》。

       狭路相逢,难于回避。渡河时我与营长同船,彼此不语,只见他面部肌肉抽搐比平时加快了,我亦见悯。此次行军任务我连保卫军部,随军部行止,我营部宿营地离军部30华里。晚饭后,营部来电通知我速去营部。我连官兵说:“营长还在气头上,你不能去,去则不利。”我说:“官大一级重于泰山,不去行吗?”军令不可违,我立即带贴身勤务兵陈仁义、传达班长赵英才快马过深山。一路上山间闻狼嚎,地上有蛇爬,风吹树作响,令人不寒而栗。此夜,月光如水,惨目已极。

       到了营部,就见营部官兵都回避,怕看下回分解。我进营长室向营长行一室内礼即坐下,彼此相对静默不语。往日我到营长室,营长亲自递烟斟茶,今日只将纸烟火柴放在我面前。尴尬了好几分钟后,还是我先说话了:“营长!我违令冒犯您,是因为我俩不单是上下级关系,而且还是多年知心朋友。我虽救了周学礼一命,但更是为了您,如果当时顺着您,那不是要出大事故吗?您想想!2连长、3连长他们敢像我这样吗?”营长则不言此而言彼:“你连保卫军部责任重大,要小心谨慎!特别要勤查岗哨!”还没等我回答,营长即打开窗户喊:“朱副官,给方连长备马!”在门外等候的赵英才回答:“谢谢营长!我们是骑马来的。”就这样,一场风波真的平息了。离开营部时,营部官兵都高兴地送我们出营门。

       官兵兄弟情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初夏,39军工兵营移防,途经湖南澧县时,在此休整一天再前进。因当时军队兵源不是义务兵,也不是志愿兵,全都是抽壮丁、拉壮丁、卖壮丁来的,所以逃亡惊人;尤其是行军路上逃亡率更高,但是我连逃亡率最低。

       我连兵丁过半数是湖南澧县“抽”、“拉”来的壮丁,这次行军途经澧县等于送他们回家,能不跑吗?所以2连、3连的官兵说我连这一次要垮台,这不是咒语,也不是幸灾乐祸,是现实情况如此。营长提醒我要严防逃亡,排长们也都问我如何对策。我分析,如果对澧县籍兵丁实行严加看管,不但管不了,还可能造成“兵哄”,甚至“哗变”;反之大撒巴掌不管,不施对策,也真能跑个精光。一定要管!离家思亲,人之常情,只能以德服人,不能以势压人。我有一主意先未说出,怕说出让他们知道了,到时候语不惊人不动心。

       连队到澧县正是中午时分,我连宿营地是临街一个茶馆,店堂三间门脸是敞开的,很宽敞。我令连值星官集合全连讲话:“弟兄们!今天下午休息,明天休整,后天早饭后出发。家在城里或城沿附近或一天能回来的弟兄们,散队后向班、排长请个假就可以回家;允许在家住宿,明天可以不回连,但后天天亮必须回连。回与不回全在你们的良心,平时你们的性命掌握在我手里,从今天起我的性命掌握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回来全跑了,我第一连垮了,我的性命还能保住吗?你们扪心自问,我带你们两年了,对兄弟们怎么样?是克扣你们饷了?还是虐待你们了?各人好好想想,现在即是背信弃义,也是知恩图报的时候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现在,我连存亡就依靠各位弟兄了!能回家的放好背包,赶快回家!散队!”连队里有的士兵感动哭了,各排长及连部官兵都愣傻了,以为我急疯了。

        我命令特务长(即司务长)方汉民用三张方桌接摆成一张长桌,上面放三盆茶鸡蛋,要店方随时换热的(南方人不爱吃凉的),三个勤务兵(陈仁义、吴官银、项应祺)专管倒茶、剥蛋壳,招待澧县士兵家长或亲友来访。副营长陈戊孙说我:“你这样做,不是自取垮台吗?”我说:“船到险处遇恶浪抵不住,不如顺水推舟死中求生。”

        第二天,喂马班杜班长从家回来了,我又命令放他再回家,他说:“我要铡草料,修驮子整理捆绳。”我说:“那干完了你再回去。”凡是第二天回连的士兵,我一律再放回家。第三天,天一亮杜班长就回来了,跟着一个青年兵也回来了,手里拿着两双家造布鞋要送我一双,我不要,他说:“连长!那一次漯河行军路上,您见我赤脚走石子路,不是还给我买了一双鞋吗?这鞋是我妈做的,我穿上心情好,行军走路也快。”紧接着澧县籍的士兵陆续全都回来了,一个也不少。他们热情地围着我,有的送草鞋,有的给铁蚕豆……那场面感动得我热泪盈眶。澧县籍士兵如数归来,全连官兵都高兴极了,好像得了胜利奖一般。早饭后,连值星官正集合队伍会集全营出发,3排长周仲楷前来报告他排湖北兵跑了一名,我一听火冒三丈,打了他一耳光。现在我向周仲楷道一声:“对不起!”

        在这里我悼念一个澧县籍弟兄吴远湘,当时他20多岁,强健能干,在湖北巴东野三关炸砼国防工事时,导火索烧到炮眼火药未爆,他不等延迟时间,就跑到炮眼跟前去看,一到就起爆了,他牺牲了。可惨!可惜!弟兄吴远湘,我怀念你!

        当时我正患淋巴腺化脓症,廖营长派营部医官坐连监督我打针吃药。施工现场指挥是连副张镜寰,他是工兵内行,事后我严历责备他:“为什么如此粗心大意?为什么不多等两分钟再去看炮眼?多好的一个弟兄没了。”

       逃兵讲仁义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湖南某地整训。一天晚上,我和排长们玩麻将,我的贴身勤务兵陈仁义走到牌桌旁对我说:“连长,枪、子弹带交给吴官银(勤务兵)了,图囊交给项应祺(勤务兵)了,图囊里的钱没有动,有一张钱数条子在里面,衣服全在箱子里锁着,钥匙交给您,我出去玩一会儿就回来。”牌收场了,夜深了,陈仁义没有回来。连部官兵出去找也没找到,一定是跑了。他是湖北枣阳人,此地离枣阳不过300里,可能是他家人来接走的。吴官银说陈仁义走时告诉他,要把连长的东西收好,还叮嘱不要和项应祺吵架。陈仁义没有带走一针一线。第二天,我派赵英才去枣阳找陈仁义,赵在陈家见到他,他说自己也想回连。再去时,陈仁义被他舅舅藏了起来,让赵英才扑了空,其实是赵为陈使了个方便。回想那天晚上,陈仁义交代那么清楚不是明明暗示他要走吗?最后我又叫赵英才去找,他能回连吗?赵与陈同是一连弟兄,赵能抓他回连吗?这件事是我生平做得最糊涂的事,当事者迷嘛!

       陈仁义19岁,是抽壮丁来的,念过私塾认识字,谁借了钱或在行军路上给谁买了一双鞋,他都有账。全连官兵都喜欢他,他不爱说话,会缝补衣服,不合身的军服自己改,也帮别人改;他爱清洁,衣被常洗常晒,枪常擦。行军时,他总是腰围子弹带,左挎手枪,右挎图囊跟随我,休息时他找茶寻水。图囊里装的是我的钱,他从不动用,但士兵们买鞋借钱他从图囊取钱照借,然后向我交账。连部官兵都说他是我侄子。在他以前,的确是我亲侄子方松苗当我贴身勤务兵,方松苗是大嫂的二儿子,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抓去当壮丁,大嫂伤心得眼睛几乎哭瞎了。我是早产儿,一直吃母乳到6岁半方罢。想起我4岁时,一天夜里母亲去吊二伯母丧没有回来,我因喝不上母奶大哭大闹,不得已只好吸吮大嫂的乳汁,所以我至今健康有大嫂的功劳。那年我回家向大嫂保证:“我一定要找回松苗。”后来我找到方松苗,先让他当我的贴身勤务兵,不久借故放他回家,由陈仁义补缺。

       有人说,找枣阳县政府可以追陈回来。侄子当壮丁我可以放他回家,陈仁义也是壮丁……想到此也就不追究了。还有人说,我虽视陈如亲侄,他逃时没带走一分一文,也算讲仁义了!

       政治犯越狱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9月,92军空运进驻北平,军长侯镜如兼北平警备司令。我任该军直属工兵营第1连连长,我连驻沙滩北大红楼,担任警备司令部及看守所警卫任务。次年2月上旬一个深夜,看守所单监6个戴有脚镣的政治重犯一起越狱了,我兼看守所所长当然罪责难逃。没几天,军长侯镜如辞去兼职警备司令,新任警备司令姓胡(中将衔),胡司令到职那天上午,我接到军部命令:率全连到黄寺大楼集中整训。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又接到第二道命令:工1连仍留在警备司令部,听胡司令指挥。我连善于工兵作业,不惯于警备任务,且厌倦于此。我遂置第二道命令于不顾,将全连带到黄寺大楼,这天是个星期日。

       第二天星期一,军部全体官兵在黄寺大操场举行“纪念周”,侯军长在司令台上恭读“总理遗嘱”后,即宣布解除我的武装,派杜营长送我进设在工3连的禁闭室。次日,军部《扫荡简报》登出:“工兵1连连长方明贪污渎职,撤职查办……”纯粹是放屁!要说我不尽职责还可以,因我很少到看守所,这6个戴脚镣的政治犯都是40岁上下的文人,叫什么名字、几时抓来的,全然不知。不知为什么,放风时我看到戴脚镣的政治犯,心里就不舒服,他们虽然是共产党,但也是中国人,不是日本战犯。我投黄埔是为了抗日,抗日一胜利我就不想当军人了,只想回家过平静的日子,在家乡我可以当老师教小学算术,我家有田地有饭吃。“撤职”更好,“查办”我等着。

       禁闭室有荷枪实弹士兵看守,他们不禁止来看我的人,我连官兵三五成群带着香烟水果来看我,有的还伤心落泪。他们说现在的连长不是连副张镜寰升任,而是由2连连副全世卓升任,我听了忿忿不平。禁闭期间饭食和3连连部伙食一样,按时送到禁闭室。有时3连连长请我出去和他们一起吃。记得那时候,我妻(张美卿)和岳父曾去看我,买的铁雀(炸麻雀),就是和3连连长一起聚餐喝酒。那天早上,3连连长还笑着提醒我:“你家人要来,还不刮刮胡子。”

       禁闭满月那天,军部副官处处长提问我:“请坐下!你身体怎样?明天你就可以出去。”这算是怎么一回事?是为换连长,还是跑了重犯惩罚我,还是把我当替罪羊?这是一个谜。

       还有一个更大的谜:在案发现场厕所勘查,犯人好像是从粪坑处挖墙掏洞跑的,那脚镣是谁给打开的?我认为是假现场;要是从大门或跳墙跑的,总得留下痕迹,一点儿也没有。为什么在侯军长辞警备司令前逃走?可能是地下党同军部高级军官策划,用军长小汽车开进看守所接走的。再说6个共产党是重犯,看守可谓戒备森严,我连里一定有地下党,那天晚上值班看守是2班班长刘兴全。据闻,刘兴全经改编参加了解放军,受某首长器重。

       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第一批被枪毙的有北平警备司令部邢科长(情报科)和胡参谋,这与抓捕6名共产党员有关。1952年秋,我在北京幼师向组织交待了历史问题,晁校长转告:“认真教书,当好老师。共产党向前看不向后看,如果再犯错误,就老账新账一齐算。”学校和公安局对我未进行任何处分,恐怕也与那6名共产党员有关吧!

       赵将军起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冬,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司令部新来一位副司令赵龙韬(少将衔,辽宁海城人,东北讲武堂9期,陆大11期),说是来专管汽车废料处理的。他下车伊始便成立一个“第五补给区汽车废料处理小组”并自兼组长。汽车废料原由运输处管,我是运输处少校科员,便调该组服务,听命赵副司令。汽车废料是重大项目:先农坛体育场散置废汽车1500辆,这些残缺不全废汽车是在内战中被解放军打坏的,由第十五汽车修理厂管理,废车零件多被该厂按需拆用,亦有被附近闲人盗窃,更有监守自盗。在此情形下,赵副司令命我速起指令稿:“一、登记造册,不许再拆;二、不许十五厂修理人员入内;三、不许易地存放,仍旧原地放置不动。”我原是处里管公文起稿的科员,非汽车专业人员,对汽车零件品牌都是外行;1500辆破车零件一一登记造册,并非易事,我真发怵。赵副司令亲自指导造册查对,常和我一起加班加点,常用他的专车送我回家(王府井八面槽五补给区宿舍)。次年中秋前日,他带我加班说:“晚上咱俩上饭馆吃饭。”等加完班饭馆都打烊了,饭也没吃上,他表示歉意。我说:“副司令,没关系!”我们小组6人同在一个大办公室,赵副司令也不住单间。他不抽烟,办公时却常对我们说:“你们累了就歇歇,到外面活动一下抽只烟。”

       中秋过后,处长王禹廷催我交出汽车废料的登记册,准备招商标卖,可赵副司令不准标卖,我两面受夹日子不好过,一直拖到12月,我看实在拖不下去了,不得已告假回老家探亲。临行,赵副司令对我说:“方科员,你要走速去速回,等回来你就知道了。”当时我只知道暂时离开可推迟标卖,王处长他们绝不会直接催副司令,并未体会副司令话中有话。1950年我回北京才知道,北平和平解放时,解放军接管第五补给区就是赵副司令接管的,原来他是地下共产党员,专来第五补给区控制1500辆废汽车的,这些废汽车经拼装修配后,为解放军所使用。后来,赵副司令当了解放军军械学校校长。1987年6月,他因病逝世,终年87岁。

       (时间:2017年12月4日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单补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