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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陈菊南:一位抗战老兵的黄埔情怀

      2017年5月6日,我们到访杭州转塘街道郎君庭园君澜阁陈菊南寓所,访问了这位抗战老人。以下就是他向我们讲述的一生的经历:

  青少年时代

  1924年农历三月九日,我出生在浙江嵊县甘霖镇汉溪乡大邱岩村,我的父亲陈盛超早年在乡里务农,后来到杭州宏记营造厂打工,开始时在钱塘江边修筑塘堤,有时也做些小买卖。

  20世纪30年代,钱塘江开始建造大桥,父亲当了个小包工,参与钱江大桥公路的修筑工程。可以说,父亲收入还可以,能寄钱回来供养我们几个小孩读书。

  我家兄弟三人、两个妹妹,大哥身体不好,自小就在家里养病;二哥陈桂南聪明能干,小学毕业后,到杭州清波中学就读,初中毕业后考取了福建马尾的海军军官学校(那所学校不收学费)。随着抗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海军学校西迁内地。由此,哥哥转到桂林的陆军军官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黄埔15期),分派在19集团军70军107师任少尉、中尉排长。1941年,在上高战役中不幸牺牲。

  消息传来,全家人嚎啕大哭,母亲数度昏厥,忧疾交累,身体就此每况愈下。

  此时,我已在甘霖小学毕业,家里希望我小学毕业后,能到城里去当学徒,赚钱养家糊口。当时,嵊县已被日军占领,百姓四处逃难,人心惶恐不安,我目睹日寇铁蹄对家园的蹂躏,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此时,听说村里有个族人,叫陈孔达(保定军校毕业),在福建担任70军军长。于是,我与村里几个伙伴合计了一下,决定一起到福建去找他,投笔从戎,保家卫国。我们从嵊县出发,徒步来到福建。

  此时,我们几个人算是从沦陷区出来的流亡青年了。

  参加抗战

  我们找到了陈军长,战争时期,军队正需要补充兵员,我们的到来恰逢时机。我读过书,在部队里算是有点文化了,担任了70军上士译电员,后又升任准尉、少尉译电员,办公桌就在军部旁边。

  1944年初,日军在福建登陆,占领了福州。70军被迫转移到了连江县驻防,部队在福州、连江一带活动,成立了闽东前线指挥部。部队与日军有过多次正面接触。我以译电员的身份,参与了福建前线的抗战。

  1944年4月,我被司令部保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学习。陆军官校在江西瑞金有一个分校,我奉命到瑞金分校报到。

  当时形势相当严峻,赣州已经失守,日寇步步紧逼,瑞金随时可能受到敌军攻击。因是非常时期,学校缩短了受训时间。我们只在军校学习了一年多。1945年5月,大家提前离校上前线了。我是保送生,军校毕业后又回到了70军。此时,我已升任中尉排长,不再做译电员了。

  又过了几个月,日本人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抗战胜利后,国军闽东前线指挥部撤消,70军奉命到台湾接受日军投降。部队立即开拔,我们乘坐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输船,在高雄登陆。

  刚到台湾时,满目疮痍,到处是战火留下的痕迹。当时,陈仪成为台湾省主席。接收完成后,70军进行了整编。我所在的师番号为74师,陈孔达军长已调任台湾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全师开始在台整训,部队由台北调到台中,又从台中调到高雄凤山训练营。在凤山,我们训练从台湾本土补充的新兵。

  1946年12月,我所在的74师奉调回大陆,驻防山东(当时师长是陈颐鼎)。次年,我忽然接到家里接二连三发来的加急电报,只有几个字:“母病危,速回。”战争时期,部队很难请假,不过,长官还是特例批准我回家探亲。我拿着电报,连夜匆忙赶回嵊县。

  到了老家,进门后才知道,母亲虽说生病,但还不至到“病危”的程度。那时父母正在为我担忧,二哥已经为国捐躯,大哥患病致残,他们不想让我再冒生命危险继续参加内战了。

  回到江南,耳闻目睹一片歌舞升平景象,与前线的你死我活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也不想再回去。于是我到了杭州,在西冷冰厂(今“五丰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家厂专门制作冷藏冰块、冰棍之类冰冻品,在杭州算是一个比较新式的厂家。我成为这家厂的业务员,一直干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

  从50年代到改革开放

  解放后,我听说杭州干部训练班(下称“干训班”)正在招生,招生办事处设在南山路(今中国美术院那个位置)。我赶紧跑去报名。录取后,成为干训班第3期学员,我们先在云栖上课。

  后来,我调到浙江省干部学校继续学习,校本部设在灵隐,学员在上天竺开课。我们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土改专训班。

  训练结束后,学员们下乡搞土改工作。1950年9月,我被分配在义乌县委土改工作队,队长是义乌县委宣传部的洪土部长。12月,在全县土改工作总结大会上,由于我表现出色,工作积极肯干,被评为“三等功”。

  1950年末我返回杭州,再次回西冷冰厂工作。那家厂不大,夏季忙时有60多个工人,冬季只有20来个员工。此时,又有一个机会降临到我身上,上级要求工厂组建工会,我参加过市里组织的干部训练班,又从事过“土改”工作,写写说说,这些事都行,受到大伙的拥护,自然而然成为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

  接下来,抗美援朝开始了,杭州西冷冰厂工会做了许多动员工作,诸如,贴宣传标语、写黑板报、绘招贴画等等,多由我带头,常常受到上级的表扬。

  1952年5月3日,我与孙根凤结婚,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儿子陈可人,一个女儿陈小桃。一家人过得平静安逸。

  1954年,西冷冰厂提前“公私合营”(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是1956年开始的)。到了1958年,我的工会工作也不再做了。不过,我仍然在厂里做业务工作。

  到了1960年,全国开始“大办农业”,杭州的一部分机关干部与职工要下放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西冷冰厂(属于财贸系统)也要下放农场。由此,我到了老余杭的大溪河农场。好在虽然下放参加农业劳动,但户口不迁,粮油关系仍在杭州,工资也由原单位照常发。

  许多城里人对农田劳动力不从心,不过,我倒是干得得心应手,我本来就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小时在乡下放过牛、牧过羊、打过柴,样样农活拿得上手,很快就被提拔为小队长、中队长。我还办了一家小厂。在大溪河农场,我见到场员碾米后将剩下的碎米与糠,全拿来喂猪,觉得有点可惜,于是帮农场办了一个饴糖厂,即先将稻谷轧成大米,用剩下的糠与碎米做饴糖,再用制作饴糖剩余的米渣及糠,当作喂猪饲料。

  从我1960年下放农村到1962年调回杭州为止,那段时间,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回到杭州,我仍回到西冷冰厂工作。此时,西冷冰厂已更名为杭州冷气制品厂了。在1963年下半年,厂里搞了一个“三清运动”(干部下放车间劳动)。当然,我这个业务员也坐不成办公室了,只能到车间去与工人师傅一起干体力活。我想,以前在办公室里当干部,对工人情况了解有限,现在给了一个机会,可以真实感受一下工人兄弟的劳动与生活了,在技术上也可以有所长进。

  1968年,我被调到车间当小工。好在我在冰厂工作多年,厂里的各个工种我都拿得上手。到了70年代,杭州冷气制品厂开始生产速冻食品了,这是全市首家制作速冻食品的企业。

  改革开放后,我成为杭州冷气制品厂基建办公室负责人。那段时间,我起早摸黑地干,得到了工友们的夸奖。其实,我只是对这份工作比较专业,因为早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就学过建筑绘图、筑路测量等,可说轻车熟路。那些日子,厂里造车间、盖职工宿舍、筑冰库,一天到晚忙不过来,一直干到1984年退休为止。

  退休前,厂里特别安排我到杭州云栖疗养院休息了几天,是对我多年来为冷气制品厂做贡献的一点慰劳。

  服务社会

  记得1978年的一天,当时我还在冷气制品厂上班,我在《团结报》上见到一条消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称民革)恢复了,工作范围是团结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党政军中、上层人士”。我见了,拿着报纸跑到市民革去问了一下:“像我这样的国民党‘下层人士’算不算?”

  说实话,我这个“国民党员”还是在做译电员时集体加入的,当时只发了个党证,从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任何活动。不久,连那个党证也在抗战中弄丢了。在解放初的干部训练班里,又集体退出国民党,还能加入民革吗?自己也没个谱。

  自从加入民革后,因我住在朝晖新村,成了民革朝晖支部创始人,也是主委。民革朝晖街道支部是杭州民革的第一个设在街道的基层组织。当年家在朝晖街道的民革成员有不少,有些人当过国军将领或国府专员什么的,大多年事已高,行走不便。因为我相对年轻,当这个主委其实只是一个服务员而已。

  1985年,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又加入了同学会,并在民革下属的一个中山科技公司上班。从1985年开始,我当选为第九、十届区人大代表,接下来,下城区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我成为第一、二届区政协委员。

  无论是当人民代表,还是做政协委员,我都尽责尽力做事。例如,有一次我听说在菜市桥附近光裕里有个同学叫蔡国栋,一个人在老披屋栖身,弄点稻草垫在床上睡觉,房里几乎一无所有,吃喝拉撒全在那个漏雨的披屋里。居民区给他安排了灵隐寺一个守夜的差事维持生计。20世纪90年代,蔡同学已经年老体衰,无力再继续工作了,孤身一人住在那个棚子里,贫病交加,无依无靠。我将这个情况反映给政协,将他列入了补助名单(当时相关政策尚未出台)。这位同学过世后,我们民革出面与居民区联系,帮着处理了后事。

  还有一个同学叫邓健行,住在耶稣堂路,1958年被遣返广西老家。可他早年离开故乡,村里根本没有直系亲人,又被当地政府送了回来。这位同学极有才华,能写会画,写得一手好书法。当我去看他时,只见他一人趴在床上,认真地作画,屋里连张桌子都没有,生活全靠老婆一人在街道厂打工维持。我将这些情况向政协做了反映,不久,他的生活状况就得到了改善。邓同学生前多次上门来对我表示感激之情。每当我想到这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多年以来,我参加了各种业余学习班,并且经常为报刊写稿子。改革开放后,我有幸再次服务于社会,参政、议政,获得过不少聘书及嘉奖。这些年来,有在台的亲朋老友到杭州寻根问祖,他们常会过来与我叙旧。我就会向他们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所取得的建设成就。1991年初,台湾某报总编陈绍冲到访杭州,由我牵线促成了杭州新闻工作者第一次访台。

  现在,我有4000多元退休工资,生活无忧、儿女孝顺、老伴健康、行动方便。每年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下城区政府、朝晖街道以及一些中小学都要组织人员对黄埔老人进行慰问,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国家给予黄埔老兵很高的荣誉,让我非常感动。我感谢党和政府对老兵的关怀与照顾!

         (时间:2017年9月20日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龚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