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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王福:我打倒了六个日本兵

        我叫王福,生于1923年11月23日,祖居在浏阳城郊严家冲。

        我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参军的。我当时恨透日本人,因为1939年9月、1941年9月,日本军队侵占浏阳西北区永安、镇头、跃龙、柏嘉山等地,日军暴行累累,在西区的亲戚来我家时讲述了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从此我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1941年10月,我满十八岁,当时99军99师295团3营营部驻扎在我家,营长是贵州人,名叫张子光。他见我还机灵,就说“你给我当勤务兵吧。”我回答说“好啊。”我就成了营长的勤务员,发了制式服装、跑鞋和短枪。当了兵每天少不了出操训练,从基本的单兵动作、队列练起,然后练习刺杀和瞄准、射击。过了二个月就提拔我当了通讯班长,下管着10个人。那时没有架设电话线,不能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或向上级请示。主要由通信员将文书和口头命令传达到下属连部,将文书传送到团部。99师师部驻扎过现在的水佳社区,295团团部在现西湖山大酒店那个位置驻扎过,严家冲驻扎过一个连。

游走湘西北

        1943年9月我下到了连队,连长带我从常德到了桃源县,湘西这边土匪比较多。记得我们住在一户人家的第二天,来了5个土匪,他们代表当地的大土匪金厚礼送来了一个大红包,是用箱子装的,大约有1000块大洋送给连长。到桃源住了3天后我们又到了澧县,主要是调查金厚礼有多少人马及其社会关系,得知金厚礼势力达到10多个县,但他当时表示效忠国民政府,所以军队没对他怎么样。在澧县住了3天以后又到了桃源县,然后到了清衣市(澧县的一个地方),清衣市当时比较繁荣,商户多,人口也多,逃兵也跑到这里来混日子。在这里有很多浏阳人,他们有的做生意当老板,有的任职员当苦力。住了一晚后我们到了南县麻河,当时我父亲在南县任戒烟所所长,但是没有与父亲见面。在麻河口住了一夜又返回长沙,团部驻扎在火车站。我们虽然是正规部队,但却专门打游击,经黄毛尖岭战斗后,又经长沙、南县、澧县,到过益阳。当然主要还是以浏阳为中心游击区域。

参加黄茅尖岭战斗

        1944年6月,我们团接到情报:日伪兵加上老百姓挑夫,从醴陵县官庄来浏阳西区(与醴陵相邻) 专程来抢粮食。我们295团从浏阳的南区金刚、杨花,经枨冲到达金江。分析日军从官庄过来极可能途经黄茅尖岭,这里正好设立埋伏。我们团驻扎在金江黄毛尖岭周围,由于不知日军到底来多少人,于是命令我们连在山下作好战斗准备。当时我们团的配制还是不错的,一个班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一下可以打25发子弹,一个团有一个重机枪连,一个营有一个迫击炮排,一个连有4个号兵,每个士兵配了步枪,是中正式步枪,每个士兵都按标准配发100发子弹、2个手榴弹、1把刺刀,但是没有钢盔。我当时任第四班上士班长,每月2块大洋,士兵只有1块大洋。我还因为担负着保卫连长任务,所以配了长短两条枪。结果来了日伪兵一个中队100多人,老百姓挑夫40多人,日伪兵穿的是黄衣,老百姓挑夫穿灰色衣。营长命令尽可能多的歼灭日军。等到日本兵进入预设的位置,只听到连长一声令下“打”,机枪、步枪、手枪和手榴弹火力全开,我们都只照着穿黄衣的日本鬼子打。不一会儿日军也迅速找到有利位置,组织开枪还击,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经过2个多小时,日军边打边往官庄方向撤退,这一役我们连居守势没有伤亡,打死了20多个日本鬼子,受伤的也有20多个。其中我打倒了6个日本鬼子,是张营长在望远镜里看到的。

独自逃脱虎口

        我自己也被日本兵抓了一次。1944年12月的一天,我从部队回家,没有带武器,回家后才知道日军还没走。吃过晚饭正在屋里烤火,来了一群日本兵抓了我就走,说是为“皇军”当挑夫,被日军抓到现在邮电大楼的那个叫团仓大屋地方的仓里。一起被抓的有8个40岁左右的人和3个与我年纪差不多的青少年。日本人没有把我们手脚捆住,仓门也没关。晚上我轻声跟这些人说我们要逃出去,不逃出去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们都怕出去,有的连说话都不敢,只是摇头。深夜,我见只有一日本兵正在睡觉,他怀里抱着步枪,一把东洋刀挂在土墙的壁上。我轻轻走出来,将那个东洋刀取下来,带着刀就跑回家了。当时那个日本人没有动,如果他动了我就会杀他,当然最后什么结果就不好预测了。当时父亲在家,见我逃回来了赶紧帮我把刀藏在猪栏屋里,我就藏到山上别人家。和我一起被抓的另外11人,一个都没能回来,这是回家以后从亲属处了解到的。而父亲自从我被日本兵抓过后,就很担心我,急着催我离开,于是我在醴陵县龙王庙找到了部队。

接受日伪军投降

        转眼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本投降后我被提拔为副排长,每月有3块大洋。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时,我作为少尉排长——最低的军官领到了一双皮鞋、两件衬衣,当兵的多发了一双黄跑鞋,官兵一起都会了餐。我们师难得又集合在一起,负责到江西收缴日伪军武器,并遣送日军回国。先在长沙火车站收缴日伪军的武器,然后从浏阳经上栗、萍乡、徐家渡、上高、德安、九江等县,到达庐山后就驻扎在那里。一路上分别收缴各地日伪军队的武器,每到一个地方,就将日伪军部队集合起来,先对所有人收缴武器,包括枪、刀都要收缴,要求日伪军把枪的机筒先拆卸下来,以保证绝对安全。收缴武器后,由懂得日语的军官或聘请日文专业大学生当翻译,告知是中国人的站一边,是日本人的站另一边。如果确认是中国人的,就交给当地兵役局。愿意继续当兵的就编入部队,不愿意当兵的就给伙食费安排回家。当时要求日本兵取下帽子,以便于识别。在部署缴械任务时,长官告诫缴械比较危险,因为有的日本官兵不愿面对失败,想拼死挣扎,有的地方出现过事故。长官叫我们做好充分准备,以防万一。所幸一路过来,我们团没有遇到此类事件。日本人与中国人混合编在一个队伍,真的分不清谁是日本人或中国人。在长沙日伪军队缴械里面的中国人大约占了三分之二,在江西的日伪军队中,中国人大概占了三分之一。日本投降兵从九江上的军舰,军舰名称不记得了,只知道军舰比较大,载了大约2000人到南京,我们295团团长李虎带我们在军舰上押运,大约10个多小时到了南京。在南京将日本兵转船到日本。当时日本人就像叫花子,叫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服服帖帖。1945年9月,队伍进行整编,1946年再整编,部队建制改为四四制,即一个排四个班,一个连四个排,一个营四个连,依此类推。我们一个连达到180人。军一级降为师一级,师一级降为旅一级,制服标志也改换了,蓝边符号的都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红边符号的是师级以上的军官。

参加解放军回家

        1946年7月我们驻扎在江苏海安县,当时听说解放军9个师包围了我们旅,我和旅长、副旅长一样被俘了。当时可以选择自愿参加解放军或者回家,我没有想到要回家,虽然知道参军要打仗有危险,但还是选择了参加解放军部队。我所在的解放军部队到山西、山东参加战斗,我分在华东军区政治处后方卫生部第二后方医院先任炊事员,后任事务长。1947年我被提拔为招护班长,打山东济南府时立了个四等功。参加了淮海战役又立了一次功,当时没有地方集会庆祝胜利,每人都发了一个淮海战役纪念章。1949年参加了渡江战役,我们租了老百姓的小船,一船只能坐5个人,一个班就要两条船,坐这样的小船容易翻船很危险,幸运的是我们班安全渡江了,这次战役我又立了一次功。上海解放后,我们部队驻扎在黄浦江边,以防台湾国民党军队从海上对上海进行攻击。那些奖章、纪念章有约20个,当时大队书记要我交上去登记,我交上去了就没有能要回来。1952年回来,土改划成份为贫农。在生产队当了7年队长兼会计,每次选举都选了我。有人说我办事认真、公道。我曾经提出入党申请,以历史复杂为由被拒。1952年结婚,生有2子1女,他们过得都很好。

       (来源:《团结报》2014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