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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林裕琦:树上指挥 攻打松山黄土坡

        林裕琦,1915年2月生于广东省茂名市。1934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校址广州),为黄埔军校第12期学生。毕业后,留校做军训教官。1942年,作为中国远征军11集团军第71军第7团营长参加松山战役。

 
        我1915年出生于广东茂名,家里母亲种田,父亲做买卖。上大学时中断学业考入广州海军学校。在海军学校学习期间又考入广州中央军事学校,也就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地址在广州瘦狗岭。毕业的时候,从七百多人的毕业生中挑出成绩好、体格好的一百人,多读一年,全面学习海陆空知识,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原本是第八期入学的,由于多读了一年,作为第十二期毕业。我们毕业之后,大多数人调去了湖北、湖南做侍卫排长,我和其余九个人留下来做海陆空教练官。我在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岭南大学都教过军事课。那时候,高中、大学都要学军事课,军事课学不好不能毕业,很严格。

训练新兵

        当时,日本用飞机轰炸中国,士兵要学习使用高射炮打日本的飞机。军队从英国、澳洲买高射炮回来,派我出去做主任指挥训练高射炮。我让飞机拖着布匹在三百米的空中飞,让士兵用高射炮对着布匹打。每三天训练一次,训练了三个月。三个月后,我训练出来的士兵成绩好,而且海陆空的知识我都懂,就叫我在后方做教练。

        士兵训练的时候以大队为单位,一个大队又分为两个小队,一个是模范队,一个是学兵队。我带的是模范队,要初中毕业才能读,六个月一期。我指挥训练得好,升为大队长,管两个队。其间,由于原来的军事课讲义写得肤浅,上级还叫我进军区司令部编印海陆空讲义材料。

        那时候,滇缅战争丢失了很多地方,铁路和道路交叉点都被日本占领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兵,二十万的军队,去了就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前一年研究好了交通线,切断了必经道路,占领了军事要地。中国军队一过去就被他卡死了,占领的地方没有水喝。当时印度、缅甸、中国、美国、英国、法国都有军队,几个国家被重挫后决定先回去,整顿之后重新过来。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带着部队走野人山。野人山没有水,也没有干粮,沿途还被日本的飞机轰炸。而且野人山气候不好,士兵生病发高烧、拉黑尿,每晚都死几十人,还有山蚂蟥,被咬了就昏迷死亡。走野人山回国走了三倍路程,历经三个多月到昆明,整整十万人只剩下两百人。

        滇缅公路一开始是英国、美国占领的,英国、美国、印度三国驻军被日本打败之后,滇缅公路就被日本占领了。如果日本沿路一直打,打到昆明,中国就要亡国了。当时蒋介石很气愤,命令每个省马上成立一个团支援远征军,立刻出兵和日本人打。广东成立了一个独立团,叫第七团。任命我为第七团第一营营长,管三个连,士兵来自潮州的三个县。征齐兵后,我们步行到韶关曲江的军区省府点验,并在马坝镇训练了三个月。训练完,从广州出发赶赴昆明。

        那时候,日本的飞机每天轰炸铁路和桥梁,交通不便。日本飞机白天轰炸,抢修队夜晚抢修。我们在广州等了好几个月才在一个夜晚坐上火车到了衡阳,在衡阳又等了两个月才再次坐上火车。我们在夜晚行军或搭火车赶路,长途跋涉,终于到了昆明边境。在昆明过了个年,接着走了三天到了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楚雄县。士兵在硫磺屋整理个人卫生后,乘坐美国帮助中国的鲨鱼头飞机抵达加尔各答。到了之后,美国人发帐篷、服装、武器给我们。训练了三个月,乘坐飞机回国。在飞机场集中点验,我们就归入了十一集团军第七十一军,七十一军军长叫钟彬,是客家人。当时十一集团军号称有十万人,实际上是没有的。

        点验后,就出发了。经过保山、永平、太平,到达惠通桥。惠通桥原本是商人为了生意往来而建造的,只能供一般的汽车通过。日本人占据这一带时,把惠通桥炸断了。十一集团军前期派出两千人的军队夺回了保山,收复了惠通桥。美国人重修惠通桥,把惠通桥加长加宽,重修后负重的军车也可以通过。

        过了惠通桥,前面没有公路,我们把汽车丢弃在桥边,带着武器和行军物品徒步赶路,沿途是野草丛生的原始森林。走到茅坡,在那驻扎并训练。一个星期后,我接到命令,命令我指挥第一营与第二营共两千人攻打松山黄土坡,一个星期之内拿下阵地。当时我心情很紧张,毕竟是第一次带兵打仗。我立刻召集大家开军事会议,和士兵讲明作战方法并鼓励他们英勇作战。那时候,士气很好,晚上十二点开完军事会议,开始向黄土坡进发。天快亮的时候,眼前的铁丝网拦截了我们的脚步。我向前看,铁丝网距离敌人的堡垒有五六百米,中间又隔着五六层铁丝网。有铁丝网这一情况,情报里没有写,上级也并不知情。到后来战争结束了才知道,美国人知道这个情况却不写进情报,怕我们知道了不敢打。接下来的三天,我们一直开军事会议,士兵们把作战经验贡献出来,集思广益。

攻打松山黄土坡

        到了第四天,我下命令开始攻打黄土坡。我让第二营的两个炮兵排开炮破坏铁丝网,其他人先隐蔽起来。由于敌人的堡垒在高处,我爬到附近高树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炮兵打了两个钟头后,我让号兵吹起冲锋号。士兵们从四面八方冲出来,发出“杀啊”的叫喊声,震动了敌人。

        第一营有个连长叫王永台(音),进攻前他有些害怕。我通过跟他分析作战方法减轻他的恐惧。我跟他说,平时训练,一连人打冲锋,两个排在前面,后面一个排做预备队。现在我们不知道敌情怎样,不能这么打。派一个排在前面,两个排在后面,其他都和平时训练一样。他听后拍着胸脯说没什么好怕的,我嘱咐他小心点。

        我在树上指挥,看见王连长匍匐前进,第一次吹冲锋号时他站起来向前冲了,第二次吹冲锋号时又见他向前,到了第三次没再见他起来,我知道他中枪阵亡了,他最多爬了不到一百米。铁丝网打不开,士兵根本爬不过去。我看到士兵伤亡惨重,就没再下令吹冲锋号了。我命令士兵统统就地趴下,拉附近的死尸做掩体,不要再前进。不久,天黑了,敌人没再开枪,我们也就停止了战斗。这场战斗,我们伤亡惨重,两千多人阵亡了三分之一。

        第五天,我日夜不睡观察敌情,同时吩咐士兵抓紧时间搞好掩体,并在离阵地远的地方插点东西干扰敌人。

        第六天,我让士兵拉死尸作掩护,接着和敌人打。我找来一个在上海学过装地雷的排长,让他侦查周围地形。他找到了敌人增援的必经之路,并在那装了一百个地雷。我安排一个排埋伏在附近,敌人中雷后截住敌人接着打,一举消灭一百多个敌人。

        为早日攻克敌人,我日夜想办法。我夜晚组织敢死排去剪敌人的铁丝网,但铁丝网是钢的,我们的剪刀根本剪不了。后来,我让士兵把吃完的罐头壳绑到铁丝网上,时不时用绳子拉动铁丝网。罐头壳发出响声,敌人以为有人靠近,就开机关枪。通过这一方法干扰敌人并观察敌人开枪的方向,我知道了敌人堡垒数量和所在方位。

        战斗在哪里打,我就去附近的树上指挥,并不是只在一棵树上。我一早爬上树观察敌情,饭菜就用绳子拉上去吃,到了夜晚下来,到战壕把想好的作战方法告诉士兵。指挥的二十多天,没有睡过囫囵觉,有一次指挥,我两天两夜没有下过地。

三次负伤

        我在这场战争中负伤三次。第一次是被飞机炸弹的碎片击中腹部,打穿了胃,缝好后接着指挥。我轻易不下火线,没有人接替我的位置指挥。第二次是被手榴弹爆炸的碎片划伤。第三次被子弹打中双腿走不动,没办法指挥只能下火线,上级调了四川一个团来接替我们。

        日本人的堡垒很坚固,用铁路的枕木和钢轨搭建的,有弹性。一般有六层,有的有九层。美国人的炸弹从高空中炸下来,对它都没影响。所以,对付他们,向前死冲没用的。后来,新八军来的时候,美国人送来了火焰喷射器。十个人操作一个,五个人发电,中间一个人拿着,前面四个人开射。用火焰喷射器将铁丝网射烂了,这样才消灭了敌人。

        1944年10月,松山战役胜利,我升为团长在云南驻守。云南边境的军队通过走私鸦片赚钱,这种事情我做不了,所以我就跟着原来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到了东北。后来内战爆发,我不愿参与就辞官回广东做生意了。

        (林裕琦 口述 丁 梅 整理    来源:《团结报》2014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