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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张同友:亲历“跨国受降”

        张同友,1924年生于河南省郑州市。抗战期间,作为中国远征军随军医生,赴缅甸战场为英勇抗战的远征军将士提供了医疗救治服务;日本投降的时候,又亲身经历了一次特殊的“跨国受降”,作为中国受降部队的一员,和战友一起从云南前往越南北部接受日军的投降。
 
        1941年10月31日,郑州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我17岁,和当时的许多中国人一样,因为日本的侵略,遭受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命运,被迫成为千千万万流亡学生中的一员。

投笔从戎

        流亡岁月异常艰苦,除了饥饿和寒冷,还要日夜担心日本鬼子是否会追上来。我随着流亡队伍,在饥寒交迫的恶劣条件下徒步行至西安。到西安以后,学校叫我们各自去找出路。当时我还不到十八岁,我决定投笔从戎,我想报效国家,当时第一个就报考了空军,报考了西安的空军部队,也被录取为飞行员。

        我虽顺利报考上了空军部队,但万万没想到在体检这一关却遇到了麻烦。由于我当时是流亡学生,营养缺乏,身体素质太差。考官说我身体不行,上空受不了,要我先做两年地勤,把身体恢复一下再上空。我一想,还要再等两年,就不愿意了。

        我的愿望是要与日军真刀真枪较量。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忍痛选择离开。正是在这迷茫之时,我恰好碰到了军医学校招生。军医学校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比空军要宽松一点,那时候伤病员多,觉得当医生也很有意义,所以就报考并被录取了。

        我考入的是西安军医学校,学制为两年,基本课程分内科、外科等。入伍后有三个月的军事学习,学操练和军事常识,实行军事化管理,有队长、区队长、小队长,分别有人管理的。当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格局已发生巨大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香港、新加坡等地先后被日军占领,在缅甸的英军也无法抵挡日军的强大攻势,请求中国派遣远征军入缅助战。12月23日,中英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初,十万中国远征军踏出国门,出征缅甸。这一系列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西安军医学校,当时学校也讲,每个同学要有正确的思想,这就是准备要到缅甸去,你们这个班毕业后就要走。

        还未等到毕业,就传来了缅甸战事失利的消息。中国远征军一部经野人山撤回国内,损失惨重,另一部由孙立人将军带领撤往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尽管初战失利,但盟军并未放弃缅甸,中国国内亦为重组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积极准备。为了适应战局需要,军医学校的课程也做了相应调整。在我们毕业前的半年时间内,学校又增加了两门功课。是由美军直接来教的,一门是战地英语,另一门是化学兵器。不管打仗不打仗,这化学兵器一定要知道,怎么去预防,虽然我们不放毒气,但是敌人会放毒气,那就要晓得怎么处理。

        增加的两门课程对作战实用,同学们都很感兴趣,大家都认真学习。由美国人教,还有翻译,大家感觉效果很好。

救治远征军将士

        毕业之后,学校集中将学员们带往昆明陆军总部报到,便将学员们分配到相应的部队或野战医院。此时,反攻的号角已经吹响,战火在缅北蔓延。我记得,当时在昆明报到后,很快便接到“第二天要坐飞机运到缅甸”的命令。

        初到滇缅前线野战医院,我的单位是“第八后勤医院”,院长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东北人,名叫王维俊。当时,我的军衔是中尉军医,我们每天都会救治大量不同的伤员。每天的病人都不一样,来的都是三百、五百的,黑夜白天都有,不分时间,都是汽车拉过来的。当时我所在的野战医院离前线还有三道火线的距离。第一线的医生都是有经验的,战场上有负伤的就拉下来,先进行简单的必要处置;到第二线检查伤员的具体情况,并给伤员们贴上伤票,指出受伤的部位、等级等等;到了三线才有车子,可以用车把伤员运到医院来,在第二线还是靠担架运伤员。

        那些伤员都是炸伤的多,被子弹打中的枪伤还不怎么多。因为都是在山区里作战,看不清敌方人员具体位置,基本上都是扔手榴弹、炸弹,所以炸伤的伤员比较多。枪伤、炸伤对人体的伤害都很大。拿枪伤来说,虽然只有一个小孔,但它的冲击力是很大的,一发步枪子弹命中人的头部,可以打掉半边脑袋,子弹打中胸腹部,则会击断体内的大动脉,损坏内脏大出血,子弹射中了胳臂或大腿,弄不好还得截肢。炮弹、手榴弹爆炸的威力对人体危害更大,炮弹近距离爆炸能把人炸得粉身碎骨,手榴弹爆炸后的碎小弹片呈大面积散布击中人体后,人体就会身体大面积插入碎小弹片,血肉模糊,清创手术也有很大难度。救治工作一直到入侵缅甸的日寇残敌被盟军部队基本肃清完毕才告一段落。

亲历跨国受降

        战事平息之后,我和战友们便接到了回国的命令。部队经过腾冲、大理后,继续往昆明的方向行进,当部队途经禄丰县城时,只见城区的老百姓都在兴高采烈地欢呼、放鞭炮,向当地人打听才知道是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第1号命令:越南16度纬线以北地区的所有日军无条件向中国军队投降。很快,中国陆军总部下达命令,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奉命入越受降,司令官卢汉担任此次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官。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战区共16个受降区,越南北部受降区是唯一的一个境外受降区,因此历史上又称入越受降为“跨国受降”。

        1945年9月8日晚,以云南将士为主体的20万中国大军在卢汉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开始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当时担任警卫团医官的我幸运地成为这次“跨国受降”的亲历者。

        部队到达越南后,当地的日本兵早已不复昔日的威风,一个个军容不整、灰头土脸、神情忧郁。在河内的时间,日本兵见到中国人就赶快站好,动都不敢动。

        1945年9月28日,这次特殊的跨国受降仪式顺利举行,日本第38军团向我军无条件投降,该军团一切官兵不再受日本本土政府任何牵制,只接受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指挥。日本人受降签字移交枪支,然后只身回到兵营,不许出来。然后有船只送走他们,中国军队解押他们,他们有不愿回日本的,就在越南下乡。抗战胜利后,我先后获得了三枚胜利勋章。

        (陈恒礼 杨进亮 周 渝 整理    来源:《团结报》2014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