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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潘善美:我俘虏过一名日本兵

        我叫潘善美,1926年4月3日出生于浏阳县青草乡张家店,出生后名叫潘保生。父亲名叫潘奕松,1930年曾经担过张家店的农会主席,当时被抓住要杀头,幸被好多人保下来。母亲名叫张境莲,是老实本份的家庭妇女。父母从本地黎尧阶处租赁了10亩田,靠耕作养家。1937年,我11岁多进入张家店“合力”初级小学学习,1940年初小毕业。随后转入浏阳县中庸乡中学校第三班学习,1943年7月高小毕业,时年17岁,此时改名为潘善美,当时读书虽然不收学费,但书籍、作业本等的费用还是要自家承担,是父亲用辛苦种来的粮食换来的。高小毕业后本还想报考县中学,因家里没钱就没有向父母提出来。入伍时家中兄弟姊妹11人,我排行老四。大老兄潘桂生,1920年出生,他比我早一年参加抗日部队,首先是当铁道兵,后来在云南昆明市十一前进仓库当中尉仓库员。1944年我从湖南到桂林培训路过鸡笼街火车站时,我与大老兄相见,大老兄还拿了一条被单送给我。

        当时,由于战争及家庭姊妹多,生活十分艰苦。因为国家抗战的需要,也是因为当时参军的部队为100军军属辎重兵团,刚好驻扎在家乡浏阳县青草乡张家店,所以自愿报名参军。当时招兵的书记官问我读了书没有,我说读了,又问我读了几年,我回答说高小毕业,书记官就拿来纸笔,要我写字给他看,我按他的要求用硬笔复写了几份上峰来的规定。书记官比较满意,就招我入伍了。入伍时发了套制式衣服和黄胶鞋,并发了服役证,证明我家有人入伍当兵,再不用抽丁。但是没有配枪。入伍的时间是1943年9月,记得阴历是中秋节了,因为当时还发了月饼。

        当时辎重兵团的团长为周昆源,是湖南祁阳县周官桥人;团部书记官雷声夏,是湖南益阳人。当时团部由四个营组成,每个营大约400人,没有任何车及马,所有物资全都由人力搬运。辎重团任务主要是运送粮食,到前线运送弹药和伤员、掩埋尸体。我当时被安排在团部书记室任上等兵帮写(相当于文书),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写一些通电、代电,其他私人的文书不太要写。上等兵当时的月军晌4元。

        没过多久,1943年8至9月份进行常德会战,约10月份(当时天气已比较寒冷,月份记不太清楚),我们100军赶赴当地时,已击退大部分日军。到那时我们发现多处稻谷已烧黑,房屋烧坏、炸坏很多,到处冒着烟。我们收集尸体掩埋,其中一个坑埋了700多具尸体,有老百姓的,也有日军的,臭味难闻。为了防守,部队驻扎在津市。由于战争的原因,那一带十分萧条,民不聊生,很少看得到人,很多老百姓都躲避战乱,拖儿带女远离家乡,即使看到一些百姓,他们都是怯声怯气躲避当兵的。

        1944年4月,我和团里其他8人被选派至广西桂林东南干部训练团培训。我们先从津市坐船到长沙歇一晚,然后走路到株洲再歇一晚,又走路到衡阳,住到周昆源团长公馆,团长有三个太太。大太太与我很熟,对我们很友好,好酒好菜招待,大太太对我说:“潘师爷,你们在这里住好吃好。”然后大太太还送我们上到桂林的火车,临上火车时大太太又对我说:“潘师爷,记得培训回来时再来我们家住。”

        我们参加的是东南干部训练团第二十五期训练班,时间两个月。来自各个部队的湖北、江西、贵州、河南等地人员大约100多人受训。训练团设在广西桂林李家村。住所为当地泥瓦加木料所修的房屋,几个人一间房。当时的伙食不错,一日三餐,正餐有8个菜,餐餐不离荤。所学内容为:兽医及掌工(通俗称“打马脚”)。早上出操不多,主要还是业务培训。当时授训团团长为蒋中正,副团长为张发奎,教导主任为罗卓英,教导副主任为甘利初。培训班发了不少有关兽医兽药的书籍,学习了当中一部份知识,而且每个人都实践了烧煤炉、木炭炉,学会了打马掌。毕业时给每个人发了毕业证和掌马用的工具。当时想法是能学会多少算多少,到时能派上用场就行。虽然当时未用到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后来第二次入伍后在广东还是用上了,为团部里马匹钉了马掌。

        1944年6月在邵阳归队后,被编入75师225团3营7连。当时部队驻扎在邵阳佘田桥。此时长衡会战打响,我调回部队后,被安排在辎重兵团医务室任职,为当时在前线受伤的士兵进行包扎处理及换药,为时一个月。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只有硼酸、纱布、生养粉,没有吊针,没有手术设备。医务室也没有女护士,只有一个上尉医官,一个司药名字叫蒋清山,湖北人,加上我共3个人。因为没有做手术的条件,医官不能做手术。所以伤员得不到很好的救治,救护室每天都充斥着各种腐烂的气味。

         长衡会战结束后,当时75师的师长为朱惠荣,师长在福建准备来湘接兵,由于日军向中国南部猖狂进攻,福建沦陷,师部在福建过不来。在湖南的75师部队只好整编到63师。75师225团3营7连也被编入63师,仍然隶属100军,军长是施忠诚。63师下辖187团、188团、189团三个团。当时师长为唐冠英。63师有一个迫击炮连,每一个连都有小钢炮、重机枪、轻机枪、加拿大冲锋枪、汤姆森冲锋枪,还配有掷弹筒。服装虽粗还算整齐,有一少部分人有钢盔。总的来说装备还可以。我在63师189团3营6连,任6连准尉特务长,手下有文书上士、军需上士、军械上士、炊事班、传令班、杂务班共计30多人,都未配枪。主要工作为带领伙夫管理伙食,服务连部。采购物资则由各排轮流由班里派人进行。在湘西开展游击战,布了一些岗哨,发现哪里好打就在哪里打,有一次在新化县叫水车的一个冲里,打了一个月的游击。打游击不比正面作战伤亡大,伤亡很少。

        当时俘虏过一名日军,大体经过如下:1944年7月的一天,部队驻扎在新化县的一个山冲里,我与军需上士、文书上士吃过晚饭后散步,远看一个军人走来,首先还以为是中国兵,突然这个人跪在我面前,仔细一看,是一个50岁左右、个子不很高、身着日军服装、脚穿皮鞋、手上没拿武器的日本兵,说着生硬的中国话“陆天没有米西米西,大队开路开路的”,说完把眼睛闭上,往地下一倒,做出睡觉的样子。我们先对他进行搜查,得知他没携带枪支和刀具,然后反复问他,好不容易得知他说的意思是:因为睡觉未醒,部队开走了,已经六天没有吃饭了。当时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我赶紧一边安排伙夫为日本兵做饭,一边派人向连长报告。看这个日本兵吃起饭来真像他说的几天没吃饭,吃起来狼吞虎咽。当晚安排这个日本兵住下,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安排了战士对他进行监视。第二天就由士兵抬轿子将他送到邵阳总部,后来听说这个日本兵的姓名是田四三宝,是日本东京三曹县人。

        1945年抗战胜利时,队伍由邵阳开入长沙。全连由邵阳步行到湘潭,在湘潭歇了两晚,再步行到长沙。我当时还是准尉特务长,工作特殊,除管理伙食,还要管其它的事。就从湘潭搭货车先到了长沙,住在宾馆里,第二天在街上碰到连长,得知部队驻扎在长沙东屯渡以东的龟义山。日本投降时的庆贺热闹场面没有看到,因为驻扎的地方距邵阳市区较远,但还是享受了抗战胜利的红利,我当时军衔是准尉,发了20000元胜利金,一般士兵也发了10000元的胜利金。当时听说总部派了15台汽车去拉胜利金,都是用篾娄子装钱。但所在部队未参加任何受降及接受任何物资。

        部队驻扎在邵阳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我就蒙生了退伍的想法,写了退伍申请交到连部,连长在申请书上批示“所请硬难转移”,意思就是退伍申请书不好转上去。在邵阳时师长唐冠英找我谈了“隔壁话”(即只有两个人的谈话),师长说:“你对局势如何看啊,思想怎样啊?”我说:“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书读得少,学历也不高,好像墙上的一蔸草,风一吹来就两边倒”。师长听我说了这些话,当时只是笑了笑,没有进行劝说。部队到长沙后,收到家中书信,说父亲病倒,加之想到家中弟妹多,要维持这个家庭,因此坚定了回家的想法。当时部队已经接到了命令,队伍要由长沙北上开往河北、济南接收日军的兵工厂和军火仓库。我再次直接向营部递交了退伍申请书,营长在申请退伍书上批示“所请暂缓”。当天白天办清了交接手续,把自己的衣物都整理好。晚上9时吹了熄灯号后到了营部营长住处,在门口的卫兵说,你快点进去,营长就要睡了。营长知道我的来意对我说,“你是我的小老弟,我是你的大老兄,你跟着我,好好干,想读书我推荐上军校,位子不好,我帮你调好一些的位子。”起先我说:“还说要调升,现在这个职务都干不好”。见营长总劝我留在部队,我只好回答“谢谢营长的抬爱,我跟着营长好好干。”当时一心只想回,于是就住在当地老百姓胡家的仓里,跟胡家人打好招呼要回去,请他们帮我遮掩一下。第二天5点多,我喊了炊事员起床做饭,就离开了营地,哨兵见我大小也是当官的,问都不问一下,就让我离开了营地。记得是1945年10月份从长沙步行回家,在蕉溪铺(浏阳蕉溪岭下)歇息时,远远的看见几个穿军服的兵停下脚步,他们以为我是抓逃兵的,我向他们招手并喊话,他们走过来一起结伴同行,见天色已晚,在蕉溪岭上宿了一夜。他们共有8个人,不知是哪一个部队的,都是江西人,后在我家吃了一餐晚饭,住了一晚,第二天吃了早饭,把他们送到浏阳县的南站处上路。

        这一年春节前我们家从青草张家店迁到现在的居住地关口乡,在新地方过的年。第二年正月,我收到从济南寄来了公函,意思是“国民革命军63师189团3营6连潘善美,呈请长假照准。”署名是军长施忠诚。原部队的长官并没有把我当逃兵看待。

        回乡时不到20岁,一直在家务农,尚未娶妻。由于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打仗需充盈部队,家中兄弟姊妹多,加之本人又有当兵经历,所以又被抓回部队。我是1948年 10月被抓到岳浏师管区19师新兵团的,当时的军长薛仲述,是薛岳的弟弟,师长葛先才,团长李连运。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广州,当时宋子文在广东省当省长,在海南负责防卫的总司令是薛岳。战争失败后,1950年海南由解放军解放,我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在广东有个遣送委员会,每个俘虏都经过登记,统一安排坐火车回到长沙,当时解放军给我发放了1.8元的返乡费。我从长沙走路回家,当时脚好痛,走不了啦,就在地下爬,在离家五六里路的冲口,是老乡钟实忠和钟绪德两父子轮流背着我好不容易才回到家。

        回浏阳来时,由于家境不好,所以我在土改时划成份为贫农,分得4亩多田。1951年结婚,育有两女一子。妻子1961年过世,我一个人艰难地抚养两女一子,以后一直未再婚。一直靠自己劳动所得生活,我比大老兄幸运,并且过去参加抗战的历史得到了肯定。

       (来源:《团结报》2014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