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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刘剑良:烽火岁月 终生难忘

刘剑良 男,1917年1月5日生。16岁时考入军训班,1939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0期训练班,1941年参加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11期培训,后任整编74师中校作战科长。

年龄:97岁

籍贯:南充市蓬安县

参加主要战斗:淞沪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

        我出生在四川省南充蓬安县柳滩乡银窝村一个上中农家庭。1933年,我初中毕业后不想在家务农,恰遇国民革命军军事训练班招收学员,我在父母的支持下,考入第20军在广安开办的干部培训学校军事训练班学习。

        由于我在校期间表现良好,军训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20军133师369团1营1排当少尉排长。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20军奉命从贵州东进抗日,参加淞沪抗战。我所在的部队从贵州乘火车到达湖南长沙后,转乘汽车奔赴南京,然后转往上海,直到10月中旬我们才抵达上海。此后我们部队在淞沪战区长官薛岳的指挥下,防守大场、菹藻浜一线阵地。

        当时部队的后勤供应非常困难,脚上穿的是草鞋,有时草鞋穿烂了都没有更换的,于是只好赤脚行军上战场。平时吃的是高粱、玉米、黄豆、糙米,饭里面放点盐或有点咸菜,有时甚至连盐巴或咸菜也没有。当时我们369团1营接防的是南翔镇,部队到达目的地后,老百姓已经全部转移了。虽然我们部队的装备很差,生活很苦,但看到国土遭日军蹂躏,军民遭日军残杀,我们仍然热血沸腾,士气高涨。当时日军十分猖狂,天上有接连不断的日机日夜轰炸,地上有成群的坦克、大炮助威轰击。有一日天不亮,我军营房突然遭到日军炮弹轰炸,我们一个连当场被炸死40多人。

        我们部队曾在上海大场镇与日军激战3昼夜,战士们刚开始使用的是汉阳枪,后来连队才配发重型机关枪。战士们大多持步枪、佩手雷,在阵地上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拼死抵御日军的进攻;在我军死伤过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最后终于保住了大场。为了掩护上海市民安全转移,我们部队还在辛庄至常熟附近一线阵地上,与日军步兵激战7天7夜,战士们在子弹打完后,就和日本兵拼刺刀、近身肉搏,当时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在这次战斗中,我们部队伤亡约三分之二,杨汉域、夏炯任两位师长负伤,我右手臂中弹,是战友把我从尸体堆中救了出来。

        此战结束后,我们营受到军部嘉奖,并发给奖金几万元。然后,我们部队调往湖北省大悟县休整,我在医院治疗枪伤。一个月后,部队调往安徽安庆休整补训。在休整结束后,我被提升为中尉连长。1939年,我考入中央陆军军官第10期训练班,毕业后,我随部队先后在湖北紫阳、安康、武汉、英山等对敌前线阵地侦察敌情,并绘制军事地图。1941年,我被上级安排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参加第11期培训,当时的教育长是刘伯龙,一年后毕业。学习期间,我们天天唱《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领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1943年,我们部队调防黄河抵御日军,当时营房驻扎在黄河凤林渡的一片凹地。一天听老百姓说黄河在涨水,于是我和副团长邵正东骑马前去黄河岸边察看水情。当我们发现黄河水正在快速上涨时,立即策马返回报告上级,上级命令部队立即后撤十多公里,笨重物品全部不要。几小时后我们曾驻扎的地方果然被淹,上级首长夸奖了我和副团长,并马上提升我为第59师第1团3营少校营长。不久我被调到第1团任少校团副,部队调防陕西潼关驻扎,防御日军进攻。

        抗战胜利后,我被调入有“抗日铁军”之称的国军整编74师任中校作战科长。后来,部队到山东临沂军训。整编74师全部美械装备,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该军在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没。在这次战斗中,我被炮弹炸飞的石头击中胸部,当即昏死了过去。次日下午,我被清扫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担架队抬到垛庄,再用救护车转徐州医院医治。半年后伤愈,我不愿参加内战,决心解甲归田。

         1948年3月,我一路辗转回到老家蓬安。因我文化高当上了蓬安县民众自卫队副总队长,等待解放军到来并配合解放蓬安。蓬安解放后,我先后被安排在支前委员会、民政科工作。1950年7月,我因历史问题而被解职,回到乡下务农。

        (时间:2014年7月10日    来源:团结报    朱兴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