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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耿道庸:我为抗战扛起枪

耿道庸 男,1923年2月生,重庆巴南区人。抗战时期主要参加桂柳战役。黄埔军校21期步科三大队学生,陆军军官学校23期区队副,原国军111师上尉参谋。曾任民革重庆北碚联合支部、工商支部主委,重庆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碚联络组组长。

年龄: 91岁

籍贯: 重庆巴南区人

参加主要战役: 桂柳战役

        我是1944年初在桂林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入伍,属二线部队。1944年长衡弃守,日军直逼广西,学校近千名学生和练习营士兵奉命赴湘桂边境的龙虎关修筑防御工事,挖战壕、修掩体、筑碉堡,每天挖山、放炮、抬土、浇水泥,肩头磨破,手上打起血泡,换班时,常常累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虽苦虽累,却无人退缩。一个多月后,由于战局吃紧,学校奉命撤退,将未完成的工程移交给接防的部队。学生回到学校,校主任甘丽初调任军长,练习营便随他编入战列部队。

        因练习营上了前线,全校六个学生队,除了接受过四个多月军事训练的军预班一队外,都是入伍不久的新兵,故回校之后,学校的警卫任务就当仁不让地落到我们一队身上。全校十多个岗哨每天要轮值两三次,日夜站岗放哨,打乱了生活规律,特别是值夜班,哨位没有岗棚,路上没有照明,秋风飕飕,寒气逼人,但想着入伍时的誓言,又咬紧牙关等待换岗。

        1944年9月,日军进犯桂林,六分校转移到河池怀远镇。五个队徒步行军,我们队则负责押送学校的器材、物资乘火车到柳州。10月初,我们按照命令撤出李家村,搭木船沿漓江到达桂林火车站,将物资装上车厢。而此时的桂林已是一片混乱,市面上商家歇业、关门闭户,连提篮叫卖的小贩也不见踪影。难民们扶老携幼,肩挑背扛,寻找所能找到的任何交通工具,怆惶弃家逃亡……最乱的自然就是火车站了,站里断水断电、污水横流、一片狼籍,除调度室外,基本上没有工作人员。火车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火车顶上爬满了难民,就连火车底下的轮轴上也搭起木板挤上了人和行李——这无疑是我这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大的奇观,即“三层火车”。

        为防止意外,同学们分别进驻满载军用物资的六节车厢,衣不解带,全副武装,日夜警戒。而生活上除了大米之外,没有其它物资供应,连队断炊,大家只好各自用饭盒自炊。没有煮饭经验,煮出来的饭常常似饭似粥、半生不熟,但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火车出了桂林站后,沿途走走停停,给上前线的军车让道,一天最多只能挪一两个小站,若中途发生撞车事件,那就更惨了。随火车逃难的难民太多,车道两侧到处是污秽、粪便,以及难民们生火煮饭的小灶,可谓“黄金”遍地……一路上,我们既要防日机轰炸,又要防汉奸捣乱,同时还得应付列车骤停时所引起的混乱,几乎是“疲劳轰炸”。桂柳之间不过300里,火车却像蜗牛似地爬了半个多月才到达。尽管沿途辛劳,但我们终于完成任务、回归建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完成押运任务后,我们无暇休息,又连续行军四五天赶上大部队。在怀远才休整了三四天,日军便尾追而至。于是,学校便紧急向桂西南山区转移。我们队作为行军序列的后卫,晚一天出发,中途离开公路改走小路,当晚就在大山脚下的河池长老村宿营——这里地近山区、远离公路,我们以为不会有敌情,便放松了警戒。

        次日清晨,天色微明、鸡未报晓,值勤兵突然听到两声“咔砰“的枪声,凭感觉他认为这是三八式步枪的枪声。意识到有敌情,他立马叫人去报告队长。未几,他们也听到同样的枪声。队长判断可能是日军追来了,便命令紧急集合、准备战斗。急促的哨音将同学们从梦中惊醒,大家急忙起床,带上武器行装到院坝集合。队长说明情况后便下达命令:“名区队带上学生登上后山散开,利用地形准备迎敌!”村里的农户听到消息,也纷纷向后山转移。

        天色渐渐发白,已可以看到远处有30多人一小队日军打着膏药旗,一路鸣枪,张狂地向山村靠近,队长判断是敌人的侦察队。“敌寡我众,敌明我暗,居高临下的地势于我有利,可以一战!”于是,同学们便按照布置爬上半山,各自找好位置掩蔽,等待敌人前来送死。

        日本兵进村后,便直奔农家逐屋搜索。没有发现情况,便走出来聚在一起叽哩咕噜地商量。队长认为时机已到,就下令:“打!”霎时间机枪、步枪、乱枪齐发,铺天盖地弹如雨下,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天兵从何而降,急忙躲进农家,依托门窗向外窥视——日军占领柳州后沿黔桂线西进,从未遇到过抵抗,故不谙为何在此小山村竟遭到狙击?

        日军毕竟训练有素,作战经验丰富,惊魂甫定便立即组织还击,他们配有三八式步枪、歪把子轻机枪及冲锋枪,火力很猛;我们用的是苏联十月革命时期的步枪和席氏轻机枪,火力较弱,且弹药不足。同学们虽入伍四五个月,但除了修操场、修工事外就是行军,军事训练时间很少,没上过射击课,不懂定表尺、闭左眼、摒呼吸、三点一线瞄准射击。只会举枪就打,命中率极低,但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却并不胆怯。

        双方都没有重兵器,相距又有两三百米远,手榴弹不能到达;山高坡陡,敌人不敢往上冲,我们也不敢发起冲锋。双方对射了两个多小时,打了几千发子弹,却始终不见战果。日军侦察目的已达,不愿继续胶着,而我们没有战斗任务,又恐敌人有援军,也无意追击。于是枪声逐渐稀疏,最后,日军竟携带伤兵灰溜溜地循原路退去。见敌人主动撤离,队长命令退出战场到山顶集合,清点人数,竟毫发无损。随后,我们便沿着山路穿林过岗、忍饥挨饿,横渡过江索桥,向东兰进发,去追赶学校大部队……

        我的抗战经历,比起为国捐躯的前辈和同学,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它却在我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来源:团结报    时间:2014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