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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马玉槐:抗战烽火忆当年

卢沟桥上耍大刀
        1917 年6 月我出生于河北任丘,是个回民。日本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的那年,我考入保定同仁中学读初中。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氛围,让我这个少年也难以安心读书了。受校内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我参加了青年救国会,时常做些书写、张贴、散发革命传单等活动。
        1934 年7 月,初中毕业后,我到辽宁桓仁县投奔义勇军,许文海队长是我的任丘老乡。不久,这支队伍被日本鬼子收编为警备队。无奈,我又投奔辽宁大鸦河区工作的高老师,帮助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春节返回任丘,经营自家的瑞三元饭馆。期间常接待过往的进步同学和地下党员,听他们讲救亡形势,解决其路费,饭馆几乎成了地下党的接待站。一年下来,饭馆赔了100 多块钱,无法继续经营。
        1936 年春,我到北平找工作,待了好几个月也没找到。这时,已明显感觉到日本人的势力进逼到北平了。于是,又跑到保定,正好遇到东北军108 师教导队在保定招生,我就参加了这支队伍。6 月,我们到陕西华阴县受训。半年后,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央军28 师进驻华阴县,把108 师遣散了。我们被送到徐州黄杰税警团当兵。我对黄杰印象不好,干着没意思,就偷扒火车回到保定。1937 年1 月,在保定被二十九军一三七师二一七团四连收为士兵。
        1937 年7 月7 日夜里,鬼子兵炮轰宛平城,史称七七事变。为了侧翼支援卢沟桥前线,我们连夜开拔。8 日早上赶到卢沟桥,我和战友赵书云随即被命为前哨,到宛平城外观察敌情。中午时分,十多个端着三八枪的日本兵进入我们视线,我们两人边打边撤,敌人恃着人多就扑了过来。我抽出背上的大刀,一个横劈,刚好磕歪了一个日本兵的刺刀,对方露出空当,我趁机一刀劈下去,小鬼子就脑袋搬家了。其他战友听到声音,都纷纷赶过来支援,日本人丢下几具尸体就跑了。当时,这样的白刃战时常上演。
        在北平打了没几天,我们的部队撤回了保定。7 月底,日军又抢占平津之间的重镇廊坊,企图截断平津之间的铁路交通。随后,我们又赶往天津战场。途经我老家任丘时,正好碰到老父亲。之前,家里给我说了一门亲事,由于战乱就耽搁了下来。这时我已20 岁了,该成家了。老父亲就恳求营长批准我完婚后再随队征战。营长答应了,我就在家成了婚。由于战事不断,自己不定哪天就牺牲了,所以结婚以后,始终没和新娘子圆房。
三天后,我离开家乡,追上部队,赶赴津浦线唐官屯战场。在碱河北岸,部队遭到大批鬼子的疯狂进攻,伤亡严重。幸亏我水性好,跳到河里才得以逃生。可是,部队也被冲散了,没办法,我到了青县清真寺,阿訇是河间人,也是个回民,得知我被鬼子追杀,赶紧把我藏了起来。
        风头过后,我找不到部队了,无奈之下就脱下军装又回到家乡,重新干起老本行,当上小饭馆少掌柜。生意不景气,又把店铺租了出去。我开始自己寻找抗日救亡的队伍。

冀中回民求解放
        平津失陷后,日军沿平汉、津浦铁路南侵,保定、石家庄、邢台、德州等华北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国民党各级主要官员不顾守土之责,纷纷携眷南逃。此后半年内,冀中沦陷,包括回民聚居村在内的所有村庄几乎都遭到日军践踏。比如,1937 年秋,日寇洗劫献县回民聚居村东辛庄,枪杀清真寺阿訇和群众多人,马本斋的大哥在这次洗劫中被害,清真寺被烧毁。在沧县回民聚居村捷地,敌寇强迫清真寺的阿訇给他们杀猪。阿訇不从,被刺死。
日寇同时还对回民诱降。1937 年10 月,在北平成立伪“北平市回教联合会”;1938 年2月,又成立伪“中国回教联合会”;还成立一个伪“中国回教青年团”,以日本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为主监。这几个日伪组织在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进行反共诱降活动,阻止回族人民抗日,拉拢马鸿达、马步芳等人以及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企图为吞并我国西北铺路。
        伪“北平市回教联合会”成立后,向冀中各清真寺发劝降信,说日本皇军是愿意帮助回民自治,还挑拨回汉矛盾。这在回民中引起一番争论。这种情况下,我到任丘各清真寺揭露敌人的阴谋,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虽然我这时还未入党,但已认定共产党是个能够肩负民族重任的组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抗日救亡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得到大多数回族群众的支持。1938 年3 月,任丘县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动员会”宣告成立,“动员会”中设有“回民部”,还成立回民抗战团体“任丘回民工会”(后又改称“任丘回民抗日救国会”)。就这样,抗日的大旗在当地回民群众中竖起来了。
         为扩大回民抗日力量,按照任丘县委书记安继章同志指示,我到周围各县帮助组织回民抗战团体。到1938 年上半年,有38 个县建立抗日政权,被动员起来的广大回、汉群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抗日热情。同年7 月,冀中区党委决定对冀中各地回民组织的抗日武装进行整编。冀中回民自发组织起不少抗日武装,其中成立比较早的有两支武装,一支是由萧秉钧、刘文正、马永恩等同志在定县、安国一代组织成立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一支是马本斋同志在献县一带组织成立的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因我和马本斋认识,冀中军区领导指示我做马本斋等同志的工作,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和冀中人民自卫军干部教导队集中到任丘县城西程王庄村进行整编。整编后,这两支队伍合编成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经过整编,队伍战斗力大大加强。在1938年11 月至1939 年4 月间,敌寇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五次围攻时,回民教导总队奉命转战青县、沧县、交河县、献县一带,与八路军贺龙、关向应所部一二〇师协同作战,紧紧拖住敌酋山本联队于河间一带,并瞅准机会予敌以重创。1939 年10 月,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我决心为回回民族的解放斗争奋斗到底,而回回的民族解放,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这是当时很多回族同胞的心声。由于历史上的反动民族政策,汉、回族关系不好,回民躲避日、伪军“扫荡”时不敢进汉民村,汉民也不敢进回民村。为此,我们首先选回民较多的献县、定县等县作为试点,做回民的说服工作,提出大敌当前,回汉是一家人。同时,也做汉民的工作,要求尊重回民习惯。通过长期深入做工作,回汉民族关系明显改善,还涌现出了很多感人事例。如:1940 年3 月,回民支队转战到深县一带,当地有些汉民知道回民的生活习惯,送来了很多猪肉慰劳部队,回民支队谢绝了。群众问明情况,马上去换牛羊肉,回民支队还是不收,再一问才知道,回民吃的牛羊肉,必须是阿訇下刀宰的,群众又将活牛羊送到回民支队。当时很缺乏回民干部。1938 年8 月18 日,在任丘北大街后街刘家花园,冀中区召开第一次回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总会。我担任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冀中回建会成立后,非常重视回民干部的培养。培养的主要途径是两条:一是冀中区、地区、县培训干部时,我们积极联系,争取指标选派回民青年参加培训;二是冀中回建会统一组织培训。
        1940 年秋,根据北方局和冀中区党委的指示,冀中回建会又帮助各县选派100 多名回民青年到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会学习,编为社会科学部第五队。1941 年秋,由于环境恶化和斗争形势的需要,这些学员提前毕业、分配工作。

经历“五一大扫荡”
        1942 年夏天,日、伪军非常猖狂,对冀中展开“五一大扫荡”。因敌情紧张,冀中区党委决定各抗日团体机关、干部分散活动。我到饶阳城南十多里路的屯里村。5 月2 日,敌人进了村,我住在军属焦老仙夫妇家中。敌人进村后,就把村民集中起来,从人群中随意拉出一个青年鞭打脚踢,说他是“土八路地干活”。随后又把我拉出来。焦老仙夫妇流着泪向敌人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你们就放了他吧。”敌人把二老踢倒在地,说我是“土八路地干活”,又鞭打脚踢一阵。一个日本兵把我带到一口水井处,说“水井地干活”。我见有两个木桶,一根扁担,就知道敌人是让我挑水。于是我熟练地打好两桶水挑起来,有意找好支点,保持平衡,不用手扶扁担,左手叉腰,平稳地将水挑到广场饮马。敌人见我挑水的样子,说我是“大大的良民”。
        此后,就被他们拉走牵马喂马,常挨打受骂。敌人每天到各村挨家挨户搜查,随意枪杀刀砍,许多场面惨不忍睹。我多次寻机逃脱未成,于是,在挑水时故意跌倒,扭伤了右脚,脚很快浮肿起来,走路一拐一拐的,敌人见我走路跟不上,就让我“开路开路的”了。我回到屯里村,焦老仙夫妇见到我,含着泪说:“这群东西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不过回来了就好。”我说:“这是我故意摔的。”老太太笑了,老爷子笑着说:“你真有办法。”
        8 月初,冀中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刘亚球同志告诉我,区党委决定让我到分局组织部去负责接待转移到路西的干部,并说:“给他们发的路费,买瓜果的钱不予报销。”我即到建屏县下东峪村分局组织部招待所驻地,开始做接待工作。到来的同志如实地报告了路费支出情况,在田野里吃了老乡的玉米或红薯而放钱的,我都给报销,但对买了瓜果吃的不予报销。
        对此,同志们有反映。两天后,刘仁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知道了此事,把我叫去,很严肃地说:“谁说的瓜果钱不许报销?”我说:“刘亚球同志说的。”他说:“刘亚球要你去死”我觉得此话刺耳,立即回答说:“如果党的事业需要我去死,我就死。”他说:“这(指不许报销瓜果费)是党的事业需要吗?这些同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露宿山野,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路西,党组织应该关心、慰问他们,况且他们哪里有钱补交瓜果费呢?发的路费不要再审核了,算报销了。”我回去传达了刘仁同志的指示,我和大家一样,很受感动。这就是我第一次同刘仁同志见面的情景,今天想来,还是那么令人感到温暖。
        敌人“五一大扫荡”之后,八分区几个县的回建会工作更加困难。为了加强对敌斗争, 我在献县南柯营村同马乜信、赵洪泽、孔乐等开了回建会干部座谈会。我们在分析形势和任务的基础上,决定成立青(县)、献(县)、交(河)回民委员会。以马乜信为主任,赵洪泽、马舒林为委员,领导这个地区的回民抗日斗争。当时斗争十分艰苦,不少回建会干部负伤、被捕或牺牲。如:王凤林、李宝亭等在交河曹庄被捕,后来王凤林逃出,但因负伤感染无条件医治而牺牲。孔乐和戴秉锐在青县被敌人堵在了一个死地洞内,时间过长窒息而死。马洪波在东辛庄一次战斗中负伤。残酷的斗争使八分区青( 县)、献(县)、交(河)回建会的干部几乎所剩无几。抗战后期,形势迅速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做好城市工作,迎接战略反攻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1944 年底,冀中区党委决定冀中区党委城工部设回民工作委员会,由我担任书记。根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的指示,派遣了王若萍、干一(王福顺)、任军(金荣女)同志等一批回民干部打入北平、天津两市及津浦路上,发展回民抗日力量。在北平城南一带组建了一个回民党支部,领导、动员回民利用自己善于经商和与平津商界联系广泛的特长,了解掌握敌人的情况,开展对敌斗争。泊镇的地下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首先在回民中建立起来,并把城市内一部分回民青年、学生送到根据地去学习,然后返回城市工作,为准备对日反攻积蓄力量。
        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后,我任天津市委第五市分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部长,准备参与接收天津,因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抢先,没接收成, 继而转战到青沧交地区。不管怎样,历经艰苦卓绝的抗战,我们终于胜利了!
       (来源:《百年潮》2015年第7期  本文根据2008年采访稿整理,2010年6月马玉槐逝世。整理者是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