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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董昆吾:我所亲历的中村事件真相

        1931年在东北兴安屯垦区发生的“中村事件”,我是亲身参与的一个人,现将这一事件的实际经过概述于下。

        1931年我任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团部与所属的第一营同驻兴安区佘公府(蒙古王府,在王爷庙北约40华里,居洮索铁路线卜)新建营舍内。在那年的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字雁宾,皖人)率领士兵正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见有4人乘着大马,并驮载行装甚多,由团部西边大路上从北向南奔驰而去。陆以形迹可疑,遂令士兵将该4人追回到操场问话,但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遂报告于我。时值团长关瑞玑(字玉衡,吉林宁安县人,现任该县历史博物馆职员)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我代理团长职务。我到操场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自承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据称,他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以前方道路不安,据说时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将由此折回,仍返回洮南,等语。我看见他的马匹高大,非东北所产;又该一行4人,除去中村震太郎外,还有一个日本军曹(等于中国军队中的上士),一个喂马的白俄,一个带路的蒙古人,而且时当夏季,他们还穿着棉袄棉裤,并都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我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当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我既经知道中村是日本的军事间谍,遂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为词,将他们四人扣留。当时的关团长去外防巡查,尚未回团,我即派人向他报告并召他回团。翌日关团长回来,我将扣留中村的经过向他详细报告,并向他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当日下午关团长在团部召集全团连长以上的会议。我仍主张我的前述意见,并说明理由,当时在场干部一致通过,无一异议。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4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派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10余人把中村等一行4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他们所带的马匹则用枪击毙后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装衣物,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当时为了避免此事被日寇调查知晓,我们曾想尽方法消灭痕迹。不意洮南日本领事于接到中村已经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后,计算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经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遂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那时该铁路尚在铺修路基中)向北寻找,及至佘公府地方,遂得到该处蒙人告密。中村被扣后,他所带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日方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尔后日寇特务机关长士肥原也曾化装亲到佘公府调查,遂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沈阳日本总领事随即向我东北代理长官荣臻(那时张学良还在北平)提出严重交涉,此时始知中村是日军大尉,是日本的参谋本部所派出的军事间谍,为了准备出兵兴安岭对苏联作战而由东北海拉尔出发,经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的。日本军阀借口“中村事件”激愤嚷叫,摩拳擦掌,遂于9月18日之夜,不待交涉解决,而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当时张学良遵奉蒋介石的命令,采取不交涉、不抵抗主义,不数月而将全部东北大好山河,以及飞机武器等拱手让于日寇。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我被调任为东北讲武堂(在沈阳东山嘴子)步兵研究班队长。荣臻曾召我询问“中村事件”的经过。我就把这事件的真相向他作了详细报告。荣为应付日寇的严苛要求,当将关团长传到沈阳,派宪兵看守于一旅馆中。在九一八的当夜,日寇在沈阳各处搜捕关团长未获。关在旅馆中以钱散给士兵,于当夜脱逃,后到北平;我亦化装到北平。 

        同年冬季,国际联盟所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时,关于“中村事件”这一部分的材料是我和荣臻商量写的,并绘图加以说明,交给调查团,其内容大意是:“佘公府到王爷庙间,时有土匪出没,道路不靖,为了保证中村一行4人的安全,拟派兵护送,故暂留他们于团部中。当日深夜,中村一行4人乘隙逃跑,守兵追赶,中村等以枪射击守兵,守兵还击,当即将他们4人击毙。该团干部以中国系一弱国,而日军强横,恐有无理要求,遭受处分,故将尸骨焚化扬散,以图灭迹”,等语。

        1936年夏间,有长春天宝堂国药店商人常某往来于长春、上海间贩卖人参,他到沪告我说;屯垦军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于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寇,任伪满炮兵团团长,1936年春日寇伪称调他赴新京(长春)受训,将他逮捕。陆供出“中村事件”的详细经过,曾在满洲报上以大字登载。日寇对我和关团长再次悬重赏通缉。陆被日寇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奠祭。日寇并将中村残杀经过编成戏剧、电影,大肆宣传,借此来鼓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仇视中国的情绪。 

        同年春间,日本大使川樾曾为“中村事件”寻访我的踪迹,当时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家恢(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此事告我,让我注意。我即由那时起把我的原名“平舆”改为“昆吾”。 

        1960年2月15日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