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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七七”事变纪实


        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又在一九三三年以武力侵占我热河省以后,暂时改变了对我国的侵略方式。它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外交,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以攫得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主权;另一方面,积极扶植汉奸亲日派进行拚凑伪组织的活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嗾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便把这一地区完全地、直接地控制在它的掌握之内。
        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之后,特别是冀东伪组织出现以后,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已经一步步地走向所谓“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进一步使“特殊化”的范围不断扩大,“特殊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正在这个时候,萧振瀛经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同意,进行了倒黄(黄郛)拥宋的活动。
        宋哲元在任察哈尔省主席期间,由于日寇的挑衅行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间发生了察东事件(详附录一),同年六月间又发生了张北事件(详附录二)。在亲日派何应钦之流看来,宋哲元如果继续主持察政,对于贯彻他们的屈辱外交政策是极为不利的。当时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在张北事件发生后,日寇有意将问题扩大,何为谋解决这一问题,会赴南京商讨对策,并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建议,以宋在察省不断与日人发生摩擦,迟早终须易人,与其待日人提出而被动地撤换,不如由我主动撤换为宜。汪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六月十九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所遗察省主席一职,由察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暂行代理,同时,并准备将二十九军调离华北,以免与日寇发生冲突。宋事前对此毫无所闻,以事出意料,得悉之后,颇为愕然,当立即于二十日离张家口返回天津寓所。宋到津后不数日,蒋介石电召宋去重庆(蒋这时在四川视察),宋因免职事对南京颇怀怨望,故称病不往。
        萧振瀛是一个颇有野心的政客,由于他对二十九军的建立和发展曾经出过力,故深得宋哲元的信任。这时,他正营谋在华北取得一个市长的位置(他的目的是北平市或天津市),宋既被免去察省主席职务,而二十九军又将撤离华北,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活动。他希望二十九军留在华北不动,但又不能违抗南京的命令。适于此时,在六月二十八日,北平城突然遭到汉奸白坚武便衣队的袭击(详附录三),引起了北平当局的惊慌失措。萧振瀛乃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利用他的北平军分会委员的身分,以北平兵力单薄、防务空虚为词,向军分会建议将二十九军之一部移驻北平,以巩固城防。经军分会负责人鲍文樾同意后,萧即以电话通知了张家口二十九军军部。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得到开拔命令后,立即以紧急行军的动作,在数小时内就由察省开驻北平四郊,控制了北平市。萧振瀛造成了这一既成事实之后,就为他的进一步展开在华北的活动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他又意识到,由《何梅协定》造成的华北驻军的限制,如果不与日本方面妥协,二十九军在华北仍然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就采取了假借日寇驻华北军人的声势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法,借以为宋哲元要求更高的名义,为二十九军索取更大的地盘。他一方面迳电蒋介石,申说日寇内侵,因见二十九军拼命抵抗,有所顾忌,才肯停战,如将军队撤走,华北岂不断送;并说黄郛甘心卖国,绝不容许,要保华北,必去黄郛。另一方面,他又由汉奸陈觉生的介绍,在天津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取得联系,说明前此相见以兵,彼此均系执行国家任务,现既签约言和,便当蠲弃前嫌,化敌为友;并说,黄郛不过是一个空头政客,遭到军人反对,他亦不能解决问题。日方亦知拉一黄郛,于事无济,不如利用宋、萧作为其统治华北的工具,遂同意支持萧的主张。
        蒋介石闻宋、萧有联日活动,即派亲日分子张群以“局部妥协,不如全面妥协”为词,游说日本驻华大使有吉,要求日方压迫宋、萧接受撤军的命令。萧得此消息后,立即找酒井、土肥原要他们警告有吉拒绝张群。有吉接到警告后,即不再与张群见面。蒋见计不获售,乃又派何应钦带同熊式辉、陈仪分途北上。何、熊先到北平,陈取道天津,向日驻屯军联系,仍企图实现张群的计划,又遭日军拒绝,不得已始由熊式辉、陈仪同往会晤宋、萧。萧对熊、陈表示:“黄郛不去,一切都谈不到”,并说:“中央如能相信我们,我们就可支撑这个危局,决心死守华北,一切听命中央。”同时,萧并建议改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为委员长,并按照该会原来建制,辖华北五省三市。熊等看到势已至此,别无解决途径,乃携萧方案向何复命,经何请示蒋介石后,缩小范围,只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并更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同时并任命宋哲元兼河北省主席,张自忠为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萧振瀛为天津市市长(后萧被宋免职,天津市长由张自忠接替,刘汝明接替察省主省;以后宋又让出河北省主席,由冯治安接替)。
        冀察政委会虽然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用人行政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宋的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且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质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事后曾有人问萧:“华北情况复杂而危险,决非长治久安之局,你们造成这个局面的目的究竟何在?”萧答:“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作,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冀察政委会就是在这样投机取巧、行险侥幸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
        冀察政委会既然是在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情况下的产物,因此冀察政委会的本身和宋哲元的思想和行动也就表现了各种矛盾。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宋哲元对日寇的态度,是既有妥协的成分,又有不妥协的成分。他的对付日寇的办法,是“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他的口号是“不说硬话,不作软事”。他对依附于日寇的汉奸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防止他们捣乱。表现在对内关系上,他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是既要保持隶属的关系,又要行使自治的实权,而一旦遇到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时,便又推到南京去解决。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虽然一贯反共,但不赞成“剿共”,他的看法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成不了大事,但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他对于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虽不表示反对,不主张对*的学生采取血腥镇压的办法,但也不同意在冀察范围内举行*示威,认为*示威不能救国,反而会招来麻烦。因此,他最初对学生*示威也曾采取过捕人、打散等方式,但不久就转变为包围封锁和派人劝导的方式。
        宋哲元为了使冀察这个局面能够在矛盾重重的环境中存在,他就不可能站稳坚定的政治立场,不可能表示鲜明的政治态度,不可能确定明确的政治方向,因而也就不可能决定应付非常局势的决策;他的思想情况,始终是矛盾的、动摇的。当然,他的这种态度也就遭到了日寇的极大不满,认为他没有与日本亲善合作的诚意。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冀察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就是向日寇投降,要么就是与日寇决裂,敷衍是行不通的,更是不能持久的。 
         当时的矛盾情况也反映到冀察政委会内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一小撮汉奸亲日派,如齐燮元、潘毓桂、张璧、陈觉生等人,在日寇的嗾使下,尽力使冀察进一步地伪化,并且挑拨、分化二十九军内部的关系,从二十九军上层寻找可被利用的对象,作为效忠日寇主子的资本。他们窥伺到张自忠在一些名义、地位、权力等问题上对宋有所不满,于是乘机包围张自忠,并且在张与日寇之间拉上了关系,这就使得张自忠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他们的圈套,成了被他们利用的工具。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二十九军绝大多数官兵都是有爱国思想的,特别是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他们都有着不愿意当亡国奴和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和要求。但是,其中又有程度上的不同。在上层人物中,有的人虽然也有爱国思想,也要抗日,但是他们又留恋于个人的名义地位,他们的抗战意志并不坚决。惟有二十九军的中下层,抗日情绪的表现最为明显,他们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在日寇面前从来没有表示过畏缩和退让,他们曾经和日本军队发生过不少次大大小小的冲突。
        总的说来,冀察这个局面,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特殊的局面。它既不同于一般国民党的行政区域,又不同于当时在日寇卵翼下的冀东伪组织。因而它的政治态度和行动上的表现,有它一定的特点。
        所有这一切,正是冀察当局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对抗战问题摇摆不定,终至因循坐误,造成军事上重大失败的历史根源。
        冀察政委会成立后不久,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在日寇的嗾使下,拟出一个所谓“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送给宋哲元,宋看过后立即焚毁。日寇看到这条计策行不通,以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上的压迫,陆续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如:修筑津石铁路(天津到石家庄)问题、开发龙烟铁矿问题、修改海关税则问题、开辟航空线路问题、收购华北棉花问题、长芦余盐出口问题,等等。宋对于这些问题,既不敢明确地拒绝日寇的要求,又不敢悍然地出卖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于是就采取了敷衍推诿的办法:首先是拖,到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就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借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如对长芦余盐出口问题,就是经过南京财政部批准的。有的问题是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如对于设立航空公司的问题,经过长时期的反复磋商,才委派了张允荣为“惠通航空公司”的总经理负责筹备工作,直至“七七”事变发生,亦并未正式开办。在收购棉花问题上,还引起了日寇的不满。日寇企图在压低收购价格的情况下,对华北棉花实行垄断。当时天津商品检验局向宋建议发放大量棉农贷款,以抵制日寇的贱价收购。这对于日寇的垄断政策,当然是不利的。此外,如开矿、修路等问题,因关系更为重大,都是一再推说须向南京请示后方能进行。以上这些问题,均系日寇以口头向宋提出而进行商谈的。宋对这些问题,是在既不敢拒绝、又不能同意的情况下,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把问题摆在那里。而日寇的企图是不达目的不止的,宋的这种做法,招致了日寇的责难。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提出了书面的所谓“经济提携”的条款。
       当时日寇向宋提出这个条款的经过是这样的:某天,汉奸陈觉生来见宋,谓田代司令官邀宋赴宴,但并未说明商谈任何问题,宋即偕陈前往。宋到后,田代已预先备妥缮就的“经济提携”条款,请宋签字。宋看到当时情形已成实逼处此情势,于是就在这个条款上签了字。宋归后,在接见他的高级将领和幕僚时,神色异常,心情沉重。他说:“我们负有军事责任的人。今后如赴日方的邀约,必须预先作好发生意外由何人来接替任务的准备,以免遭到要挟。”并说:“日本人提出这个条款,在被迫的情况下签字,是完全无效的,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拖而不办”,宋当时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报告了这一事实的经过。这个所谓“经济提携”的主要内容,都是过去已经提出过的问题即修路、开矿、关税、通航和收购棉花等问题。这次日寇提出的目的,就是把问题用书面的形式使之条约化,迫使冀察当局不得不履行这个条约。条款提出之后,日寇即不断地逼促实现,特别是对修路、开矿两个问题催促更急。宋不敢自作主张,即派戈定远向蒋介石请示。蒋的答复是:“如万不得已时,矿可开,路不能修。”第二次又派李思浩前往见蒋,蒋的答复仍然是:“矿可开,路不能修。”宋因无法应付日寇的要求,而日寇对宋又逾逼逾紧,于是宋在穷于应付的情况下,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避往山东乐陵原籍,借以拖延一时,徐图应付之策。


        在冀察政委会成立后,日寇对冀察当局不仅实行以上的压迫,而且在军事上也实行步步进逼。一九三五年冬,日寇指使刘桂堂匪部由察东向河北省窜扰,企图在房山县一带建立盘据的据点,以威胁北平的安全。经我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击溃,向南逃窜。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日寇步兵一个中队在丰台演习,在中途与我军相遇,因让路发生争执,遂起冲突。经双方派员前往调停结果,我驻军由丰台撤出。事态虽未扩大,但日军竟以此为借口,增兵进驻丰台,并且进一步要求在丰台至卢沟桥的中间地带修筑营房及机场,均被拒绝。一九三七年二月,日寇又指挥冀东“民团”宁雨时部三千余人,企图通过昌平、南口之线向西活动,又由我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包围歼灭,并捉获日人三名,供出他们企图包围北平西面和北面的阴谋。

        在“七七”事变发生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寇军队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寇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寇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仅有北平的西南面,尚为我二十九军部队所防守。

        当时,北宁铁路沿线既为日寇所控制,而位置在平汉路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在军事上,我军掌握了这个据点,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为敌人所掌握,则北平就变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死城。所以卢沟桥这一战略据点,就成为军事上必争之地。

        日寇在当时的企图是: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使北平陷入四面包围的形势,以便加深冀察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后方,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这时,二十九军共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并且把地方保安部队编成两个保安旅,作为正规军训练使用,总兵力不下十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各部队驻防的位置是:一四三师刘汝明部驻察哈尔省及平绥铁路沿线(河北省境内)。一三二师赵登禹部驻河北省任邱、河间一带。三十八师张自忠部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并以一部驻南苑。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师部驻西苑;何基沣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刘自珍旅驻北平城内,陈春荣旅驻保定、大名等地。二十九军特务旅孙玉田部驻南苑,以一团驻城内。骑兵第九师郑大章部,师部和骑兵一团驻南苑,其余两团分驻固安、易县等地。石友三和阮玄武的两个保安旅,分驻于黄寺和北苑。

        由于宋哲元一贯抱着与日寇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幻想,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在《田中奏折》中确定了灭亡中国的国策,并且于一九三六年八月间,在日本首脑集团会议上又通过了一个叫作“基本国策”的文件,其中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新的进攻,并且很快地就实行了国家规模的战时动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对冀察的压迫也就一天比一天加紧。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以后,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冀察形势的严重,对二十九军上中层也积极进行抗日争取工作。当时二十九军内部有不少人与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工作联系,如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等,当时均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积极推动二十九军抗击日寇。宋哲元这时的处境,一方面是日寇对他施加种种压力,一方面是人民以民族大义对他进行督促,虽然他对抗战并没有决心,但形势逼着他不能不作抗战的准备。有一天(时间约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宋召集幕僚研究对日的对策,并要参谋人员提出方案。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与南京接近)根据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方案。副参谋长张克侠即向中共组织报告了此事的经过,中共组织立即决定由张克侠出名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

         (一)日本进占华北、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国策,早已确定(详《田中奏折》),现正大量调集军队,准备向华北进军,我们除了抗战与投降二者择取其一而外,别无他法可以挽救我军之危机,应付只能是暂时的,决无法满足日寇之欲望。(二)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日寇进逼,中央(指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以下同)不管。蒋介石并令关麟征、黄杰等部集结新乡一带,扼守黄河北岸,意在与日寇夹击,消灭我军。如果我们撤退,将退到那里去呢?黄河以北既由中央军驻守,不会叫我军退到河南;山西的阎锡山向来闭关自守,也不会让退到山西;绥远的傅作义也是如此。我军如果撤出平津,只有在保定、石家庄平原地区挨打受气,军民怨恨,后援不济,势必形成日寇、蒋军夹击之势,我军将不打自溃,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三)我军爱国教育,素不后人,抗日士气,极为高涨。喜峰口之役,痛击日寇,被誉为抗战之民族英雄。现平津各界及全国军民,均希望我们能奋起抗战,为国争光,此我军报国立功之良机,决不可失。为今之计,不妨暂与日寇委婉应付,但必须作积极抗战之准备,必要时以攻为守,一举攻占山海关,缩短防线,扼守待援,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如此必能振奋士气,得到全国人民之同情和支持。中央在全国军民愤激情况之下,决不敢袖手旁观,不予支援,其夹击消灭我们之企图,必将不售。在我们发动抗战后,只要能坚持一个时期,最后就是失败了也是我们的胜利。如马占山在东北之抗战,十九路军之淞沪战役,虽败犹荣。在全国人民支援之下,我们还有重整旗鼓之可能。如不此之图,不战而退,必为全国军民所痛骂,将士离心,军心涣散,群情激愤,后援无济,我军此时将退无可退,守无可守,战不能战,和不能和,他人乘我之危,分化瓦解,将何以自存,此最危险不过之下策。
        宋对此方案极表赞成,即命张克侠本此方案积极作抗战的准备工作。张即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提出了如下的建议:第一,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当时二十九军在南苑的军事教导团还讲授四书五经一类的课程,张建议在此非常时期,应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和国际时事教育,经宋同意,即聘张友渔(中共地下党员)和温健公(进步教授)担任教导团教官,他们的讲课,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同时,教导团内还有冯洪国、朱军(中共地下党员)等作组织工作,所以当时南苑的抗日空气极为浓厚。此外,中共组织还发动了一批进步的大学生(包括共产党员和党领导的民先队员)参加了在西苑举办的军事集训。大学生军事集训由何基沣负责,何对学生讲话表示抗战决心,有时讲的声泪俱下,全体学生抗战情绪极为高涨。第二,加强情报工作。当时宋对敌情了解很少,张建议成立情报处,深入敌后,到东北、热河等地了解敌人兵力的部署及其动向。经宋同意后,即派靖任秋(中共地下党员)任情报处长,积极进行情报人员的派遣工作。第三,争取伪军反正。当时辽西、冀东、热河及察、绥等地,有不少伪军到处活动,有的还想乘机反正,应派人联系,积极争取。此项建议,亦得到宋的同意。
        所有以上这些措施,还是宋到冀察后第一次采取的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积极作用的活动。后来,宋在一个座谈会的场合,曾对他的将领和幕僚表示:“我们要好好地训练队伍,充实力量,加强装备,等到国际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支兵力由察省向热河出击,拊敌侧背,以主力从正面打出山海关,收复东北失地,我们要在那里竖起一座高高的纪念碑。”宋之所以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并不是无因的。惜为时已晚,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原计划即被打乱。
        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争取二十九军积极抗战的活动,除了通过二十九军内部人员直接地影响二十九军上层人物的抗战情绪外,并且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时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响亮地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对二十九军表示大力的支持。他们还经常乘着二十九军部队演习的机会(当时日寇驻东交民巷的部队经常出城进行示威性的演习,二十九军部队亦不示弱,就在日兵演习的第二天在原地演习),派代表前往慰问,并讲述抗日的重要意义。这些爱国青年的热情,更加激发了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情绪。
        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国内部和平统一的实现,我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使得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遭到可耻的失败。但是它决不容许中国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它要断然地实行它的“国策”,迅速地发动对我国的全面的军事进攻。特别是当它得到了德、意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以后,就越加暴露了它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疯狂面目。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激昂。
        卢沟桥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时,二十九军驻卢沟桥的部队为三十七师何基沣旅的吉星文团,另一团驻八宝山一带,旅长何基沣的指挥所设的西苑。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日寇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县城在卢沟桥北端)到长辛店地区演习,我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至晚始退去。七日我军接到报告说:日军今日出外演习,枪炮都配备了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旅长何基沣当据以报告了正在保定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并促其速返。冯立即赶回北平,听取了何基沣的情况报告,并与何布置了应战的准备。是日夜间,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十一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县城的东方,我城内守军当即加以严密的注意。夜十二时,日使馆武官松井以电话向我冀察当局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结果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我方因其所称各点不近情理,显系别有企图,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少顷,松井又来电话,声称:我方如不允许,彼方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又为我方所拒绝。同时得报:谓日军对宛平县城已取包围形势。我军政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当与日方商定,双方立即派员前往调查阻止。我方所派为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及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等三人,日方所派人为冀察绥署顾问日人樱井、日军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等三人,于八日晨四时许到达宛平县署。寺平仍坚持日军入城搜索失兵,我方不许。正交涉间,忽闻东门外枪声大作,顷刻间,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我军为正当防卫,乃奋起抵抗。
        我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发出命令,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并有“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之语。在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线的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等处曾被敌人攻占,至八日下午,我军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齐向敌人反攻,并与敌实行白刃战,复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夺回。
        二十九军官兵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当时党领导下的北平各救亡团体慰劳和鼓励的影响,他们深刻地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不把这个敌人打败,全中国人民就有当亡国奴的危险。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中共地下组织即领导北平各界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并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益加增强了他们至死不退的决心。因此,我军官兵在劣势装备的不利条件下与敌作战,士气旺盛,人人皆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有不少受伤官兵坚持不下火线。某天夜间,敌人以坦克向我阵地冲来,我军以一连的兵力,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冲锋前进,终于将敌人的九辆坦克全部打退。附近居民看到自己的军队英勇杀敌,在中共领导下的各救亡团体的发动下,纷纷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参加救护工作,把受伤官兵送到医院,送水、送饭、搬运弹药的群众,更是往来不绝。有的群众,看到我军伤兵,就感动得落下眼泪。长辛店铁路工人为了协助军队作战和固守宛平县城,很快地就在城墙做好了防空洞和枪眼。所有这些生动感人的事迹,益加振奋了前线的军心。
        我军对日寇的坚决回击,是出乎日寇意料之外的。他们见势不妙,乃诿称失踪日兵业已寻获,向我方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实际是缓兵之计)。经双方谈判,于十一日商定停战办法三项:(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3)我方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另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但在协议成立之后,日寇并未撤退,仍不时以炮兵轰击宛平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城内居民伤亡颇重,团长吉星文亦负伤。敌人并于是日占领大井村、五里店等处,截断了北平至卢沟桥的公路。
        为了加强卢沟桥一带的兵力,乃于九、十两日先后将驻保定的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之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开到长辛店一带,计划在十日夜间袭击丰台之敌。九日晚七时左右,张自忠以电话询问何基沣前线情况后,对何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了个人去打仗。”何答以“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感到何的意志坚决,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何的直接长官,于是就叫军部给何发布命令,严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本来何已经商得冯治安的同意,决定乘敌人大部兵力尚未开到的时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其不意,予丰台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军部命令到达后,这一计划未能实行。从此,卢沟桥的战事和其它方面一样,就完全陷于被动。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接着,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了有全市共产党员和革命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毛泽东主席号召:“每个共产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些号召,大大地激励了全国军民敌忾同仇、坚决抗战的信心,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的进攻。从抗战开始的第二天起,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立即动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联等救亡团体,组织战地服务团,出动到前线救护伤员;组织劳军团,携带大批的慰劳品,分赴前线及医院慰问;并进行了支援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如募集麻袋供作防御工事等等。在这一时期,冀察军政当局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声援抗战的电报和信件;还有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汇来一批批的款项,作为支援抗战和慰劳前线作战官兵之用;有不少国民党的将领发出通电,要求开赴前方参加抗战;海外华桥团体也纷纷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保卫祖国。卢沟桥的炮声,已经激起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民族义愤。
        正当全国广大爱国人民一致声援二十九军、要求发动全国抗战的时候,在北平、天津的一小撮汉奸也大肆活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这正是为他们的主子日寇效忠的大好时机。汉奸齐燮元(过去齐曾建议宋哲元恢复北洋军阀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亲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寓所劝降,他对秦说:“如果与日方进一步地合作,就可以化戈干为玉帛。”汉奸潘毓桂、张璧、陈觉生等,并且乘此机会秘密进行拥戴张自忠、逼走宋哲元、使冀察进一步伪化、以遂其卖国求荣之愿的阴谋活动。
        这时,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和妥协投降政策的蒋介石,由于看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团结救国的主张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由于在西安事变时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又由于日寇对中国的不断进攻日益威胁着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因而英、美帝国主义也希望中国对日作战,他感到在这内外形势的逼迫下,如果再公然地反对抗战,就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在七月十五日中共派代表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卢山会议之后,蒋介石即于十七日发表了对日态度比较强硬的谈话。但是他仍然是动摇的,不坚定的,仍然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并没有真正的抗战决心。他在谈话中还表明了和平解决需要固守的四点最低限度的立场,即:(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就是在这几点最低限度立场的涵义中,也仍然为和平谈判留有余地。
        蒋在卢山发表谈话之后,先派熊斌到北平见宋,说明他的意图,随后又召戈定远传达命令给宋,大意都不出蒋在卢山谈话的范围,表示了对宋的信任和支持。至于是否准备抗战,在军事上应作如何布置,特别是对于正向保定方面开动的孙连仲与原驻保定的万福麟两部应如何与二十九军配合作战等具体问题,却一字未提。他依然抱着屈辱求和的幻想,一直到了非应战不可的时候,才被迫抗战。
        当时宋哲元的态度,同样也是由祈求“和平”而发展到被迫抗战的。当他在乐陵原籍接到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二十九军总参议)、秦德纯等报告事变发生情况的电报时,虽然表现了惊讶与不安,但是他却认为事态不至扩大,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他在答复张等的电报中,说明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张、冯等在发出给宋的电报之后,并请邓哲熙前往乐陵,促宋速返,主持一切。宋对邓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这时,南京方面主张宋应先赴保定,看情况发展如何,再决定是否回平。但是,宋几经考虑之后,还是偕同邓哲煕等先到了天津。当然,他去天津的目的,不是抗战,而是求和。
        宋于七月十一日到达天津。这时,日寇因后续部队尚未调齐,故在宋未到津之前,他们已向北平的军政负责人提出四项要求,与我方进行谈判,借以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作为缓兵之计。这四点要求是:(1)华军撤离卢沟桥;(2)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3)取缔抗日活动;(4)厉行反共。谈判的结果,于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状态。所以宋到天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情势似已趋向和缓,于是宋就在祈求“和平”的思想支配下,于十二日发表了如下的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宋到天津后,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接到何应钦自南京给宋打来的电话,何在电话中说:“日方增兵,我方应有准备,现在已命令孙连仲、万福麟率部北开”等语。张克侠向宋报告后,建议集中兵力,断然采取主动的攻势作战,经宋同意,张即将作战计划拟出。张自忠适于此时由平到津并发表谈话说:卢沟桥事件已和平解决,战事不至再起。故张克侠所拟计划未能下达实行。这时,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业已去职,接替田代的香月清司于十二日到津。宋为了对香月进行一些“摸底工作”,于是派张自忠偕同邓哲熙往见香月。会面时,香月对当时华北问题不表示意见,只是由他的高级参谋和知以傲慢的态度对张等说:“看看你们的历史,北平从来没有驻过兵”,意在威吓我方撤退北平的军队,以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十八日宋偕张自忠与香月作初次的会面,归后对人表示:“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实际上宋的“摸底工作”是失败了的,他受了日寇的愚弄。日寇真正的“底”是等待援军开到、部署就绪后,即展开大举进攻,并且在进攻的同时,迫使宋哲元离开冀察,并排除冀察内部一切不肯当汉奸的爱国分子,然后把冀察这个局面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组织。但是,宋哲元却把问题看得很简单,他认为既然香月已经表示了态度,和平解决总不至有问题。不过他对汉奸包围张自忠的情况已耳有所闻,所以在他离津回平之前,叫张留在天津,不让他去北平。
        宋于十九日回平后,看到北平城内通衢各要路口均设有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当命令立予撤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也完全开启,并且在返平后的次日又发表了书面谈话,其内容是:“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拔,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这时,各方已陆续汇来大批的抗战劳军捐款,由于宋认为和平解决已有可能,竟通电表示谢绝。
        宋回到北平后的开始几天,尽量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制造缓和的气氛,似乎战事不至再起。实际上,情况却在急剧地向恶化的方面发展。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是:七月十一日,日首相近卫文磨晋见了日皇,并且举行了紧急阁议。十六日即调派陆军十万来华。十七日,东京五相会议,又决议动员侵华日军四十万。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确定了迅速实现它的灭亡整个中国的“国策”,一时的所谓和平谈判,不过是掩护军事行动的烟幕。因此,在中国方面,纵然不惜以重大的牺牲条件,来换取所谓和平的解决,但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从事变发生起,北宁铁路每天都有络绎不断的兵车自东北开进关内(北宁路局长是汉奸陈觉生,在运输上是完全为日寇服务的),同时还有从海运而来的大批敌军由塘沽登陆,热河省的敌军也经由古北口开至北平近郊。在敌空军方面,除了集结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的飞机以外,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空军基地,在这一时期内,每日派出飞机多架,轮番在北平上空和平汉路沿线进行侦察。当日寇援军调齐之后,复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驻军。二十五日晚间,廊坊敌人以修理军用电话为借口,与我军发生冲突,随即向我军射击,我军立即予以还击。二十六日晨,敌军以飞机十余架和猛烈的炮火向我廊坊驻军轰炸。二十六日晚,在北平广安门外有三十余辆汽车满载敌军,企图冲进城内,因我军奋勇抵抗,敌入城企图未逞。二十七日,冀东伪组织的保安队张砚田、张庆余率部反正,并将汉奸殷汝耕促获(详附录四),于是立即遭到敌军大部兵力的围攻。敌军并于同日向我南苑、北苑进攻,并且在当天的上午,在以军事进攻的压力下,向我冀察当局提出了最后通牒,限我三十七师(即冯治安师)于二十八日正午以前自北平附近退尽。当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持通牒往见宋哲元时,宋派张维藩代为接见,张将通牒送交宋哲元看过后,宋立即命张予以拒绝,并将通牒退还松井。同时,宋将情况报告了南京,并且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随即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电文是:“自哲元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的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十一日协议双方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于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二十六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二十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推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气赐教,是为至祷。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叩感。”同时,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派张维藩为城防司令,并配备了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在这天晚间,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督师北上,协同作战。
        二十八日,敌军大举向我南苑进攻。当时,二十九军军部已移驻北平城内,驻在南苑的部队共有四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兵力约七千人左右。这时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已由河间、任邱北调,向北平增援。宋于二十七日派赵登禹为南苑方面的指挥官。赵于二十七日傍晚到南苑指挥部,以一三二师后续部队已过永定河,拟挨全部到达后再变更部署,不料敌军于二十八日拂晓即由西、南两面向南苑开始进攻,另以一部切断南苑至北平的公路,同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南苑由于事先未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营围作掩体,在敌人空军的轰炸扫射之下,部队完全陷于不能活动的地步,且通讯设备又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完全断绝,指挥失灵,秩序混乱。敌人从营围东面冲入之后,南苑遂告失守。我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向城内撤退时被敌人截击,相继阵亡。
        当日寇节节向北平进攻的时候,我驻天津附近的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和旅长黄维纲等的策划下,进行了作战的部署,因师长张自忠去北平未回,故尚在待命出击中。至二十八日,得到日寇大举进攻南苑的消息,同时看到报纸发出二十九军克复丰台和通州保安队张砚田、张庆余两部已反正的号外,随后又接到宋哲元发出的守土自卫的通电,于是,李文田、刘家孪(天津警备司令)和马彦翀(天津市府秘书长)等,一面发出通电,响应宋的号召,一面调集天津保安队配合三十八师各路部队分向海光寺日寇兵营、北宁路天津总站、天津东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日寇进攻,自夜一时开始,先后与敌接触。此时忽接张自忠由北平发来电报,谓和平有望,但是各处已在激战中,亦无从制止。这时天津的战况是:海光寺已被我包围,因工事坚固,急切难于攻下;天津总站已经克复;天津东站,将敌人包围在一个仓库中;东局子飞机场仅攻占一部分。指挥部自接到张自忠电报后,即停止军事进攻,至二十九日晨,各方面进攻部队均纷纷撤退,敌军开始反攻,海光寺之敌以炮兵轰击河东,敌骑兵闯进南开大学校,将校舍全部焚毁。是役,我军民死伤极众,至午后战事始停。
        当宋哲元初回北平的时候,虽然抱着和平解决的幻想,但是,由于日本国内的大规模军事动员,由于日寇对二十九军不断的挑衅和进攻,由于二十九军内部中下层抗战情绪的高涨,由于广大人民的全民抗战的强烈要求,由于全国舆论对他的激励和督促,他的态度逐渐地由主和转变为摇摆不定,终至转变为决心固守北平。当他在摇摆不定的时候,一方面仍然希望战事不至扩大,以便继续维持冀察这个局面;另一方面,又感到局势的严重性,不能不作应战的准备,但仍然表现了犹豫不决,当他对部队发布命令的时候,并没有作出全面的作战计划。而且在要求部队“积极备战”的同时,还提出了“尽量避战”的附加条件。他虽然最后表示了守土自卫的决心,但是在仓猝应战的混乱情况下,已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宋哲元在通电表示了守土自卫的决心之后,一方面进行了守城的军事布置,一方面催促孙连仲、万福麟两部迅速北上。这时,孙、万两部已开至保定以北,先头部队且已到达距北平不远的良乡一带。在这个时机,如果采取紧急步骤,进行统一部署,集中兵力,相机出击,犹能予敌以重创。但是,冀察内部的矛盾,又引起了一个突然的变化。
        七月二十五日,宋哲元忽然接到张自忠来平的报告,甚为愕然,并说:“我叫他留在天津,他来北平干什么?”张到平后,受到汉奸张璧、潘毓桂等的包围,很少与外间接触,忽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前往见宋,并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至此,宋已明白了张的意图,于是立即决定离平,并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宋于当日夜间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
        在宋决定了固守北平的时候,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决定发动群众协助守城,当即通过张克侠向宋提出建议。因宋于这天晚间离开北平,这个发动群众守城的计划亦未能实行。
张自忠在宋离平的第二天,即到冀察政委会就职,将原冀察政委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并用冀察政委会名义派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荪等为委员,同时发表潘毓桂兼北平市公安局长。张就职后,日寇即直接指使潘毓桂、张璧等办事,而对张自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紧接着,张又得到了三十八师在天津与日寇作战的消息,始知大势已去,全局皆非,乃立即隐匿于东交民巷,旋即化装逃出北平。从这时起,他才清醒地认识到受了日寇和汉奸的愚弄,对日寇恨之入骨,后来终于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以身殉国。
二十九军驻平各部队及保安部队,在宋离平之后,均陆续经门头沟向南撤退。因宛平至八宝山之线是掩护门头沟这条交通线的阵地,故驻在这一线的何基沣旅,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方于三十日晚间与当地人民群众洒泪而别,撤退到长辛店。从这一天起,整个北平就完全陷入敌人之手,天津市亦于同日沦陷。
卢沟桥的烽火,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全面的抗日战争便从此开始。

附录一
        一九三四年冬,热河省伪军一部侵入察东独石口,我驻军刘自珍团当即将其击溃,并激获步枪三十余支、子弹千余发。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热河日军飞机突向我龙关、赤城一带驻军投掷炸弹。十五日,黑河汛日军司令森一郎又向我赤城驻军提出警告,要求我龙门所驻军撤退。我军尚未答复,日军竟于十六日向我军进攻。因我军防守得力,敌未得逞。这时,热河境内大滩一带驻有日军千余名、伪军两千余名,并有一部向察东移动。宋哲元当即将情况报告给驻北平的何应钦,请其向日方交涉制止。二十四日,伪军两营向沽源县推进。因情况日趋严重,宋又分报北平和南京,候令办理。二十八、二十九两日,日机又在独石口、沽源一带散发传单,威吓我军撤退。经宋派萧振瀛、秦德纯在北平与日方交涉,日方提出双方在大滩会商解决办法。我方提出会商地点应在北平或张家口,日方则坚持在大滩会商。最后,终于接受了日方的要求,于二月二日在大滩举行了会商。我方所派为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沽源县县长郭育恺及察省府科长张祖德等三人;日方所派为日军第七师团十三旅团长谷实夫、第二十五联队队长永见俊德及中佐松井等三人。会商在上午十一时举行,并口头约定解决办法如下:察东事件原出于误会,现双方为和平解决起见,日军即返回原防,二十九军亦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地区。所有前此二十九军所收缴之步枪三十七支、子弹一千五百粒,准于本月七日由沽源县长如数送到大滩,交与日方。
附录二
        察省当局曾与日方商定,凡日人由热河省前来察哈尔省的,须持驻张家口日领事馆所发护照,经我方复验并加盖省府印信后始可通行。一九三五年六月某日,有多伦特务机关日人一名,三菱公司日人三名,经沽源县到张北县,我城门卫兵以其并未持有此项护照,不许通过。日人竟欲强入,双方发生争执,守军即将其送往一三二师司令部。经师部询明来厉并电省府请求后始放行。该日人认为曾被侮辱,竟由驻张家口日领事桥本向我方提出抗议,并故意将事态扩大,更由天津日驻屯军士肥原和日使馆武官高桥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无理要求。宋当即将情况报告何应钦,并经秦德纯与日方谈判多次。日方要求;(1)处罚事件责任者,撤换一三二师参谋长及军法处长;(2)张北等六县(张北、宝昌、宝康、商都、沽源、兴和)驻军撤出,以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3)撤去察省国民党党部;(4)禁止排日行动。南京国民党政府令何应钦以通知方式答复日方,谓要求均办到,逾此,如再有要求,请向中央政府交涉。
附录三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晚,由天津开往北平的火车驶抵丰台车站时,有匪徒百余人下车,于二十八日零时四十分匪徒突将车站占据,把守电报电话,声言组织“正义自治军”,推白坚武为总司令。匪徒嗣即胁迫停于该地的铁甲车向北平开动,一时许抵永定门东缺口,企图闯入城内,为城防部队所阻。匪徒即向城内发炮十余响,经城内及南苑驻军夹击,匪向通县方面退去。
附录四
        冀东伪保安队张砚田和张庆余两部,原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两个团,在冀东伪组织成立以前,即在通县一带驻防。冀东伪组织成立后,于学忠有计划地将该两部留驻原地。于学忠与宋哲元为换谱弟兄,私交甚厚,于是张砚田、张庆余又通过张树声(与宋为西北军老友)帮会关系介绍前往见宋,宋勉励他们好好训练队伍,候有机会时再为国家出力,并发给每人两万元。后来他们看到日寇大规模的向北平进攻,故于七月二十七日在通县反正,杀了不少日人,并将汉奸殷汝耕捉送北平。不料二十九军已经撤退,情况已变,他们即率部撤退到西山一带,后转移南下。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