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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楚溪春:晋军概况和“铁军”、“同志会”的内幕

一、晋军概况
         我于一九一八年夏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后,就分配到山西步兵十团充当见习官。这是我参加晋军的开始。当时晋军有四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步兵团、三个独立营,南北两个镇守使(南镇守使署在平阳,北镇守使署在大同),各辖一个混成团。各军番号和长官姓名如下:
        (1)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第二混成旅旅长马开崧;第三混成旅旅长孔繁蔚;第四混成旅旅长赵戴文(赵是个文人,实际上是阎锡山直接指挥)。
        (2)两个步兵团:由阎锡山直接指挥,步九团(学兵团)团长由商震兼任,后由荣鸿胪充任;步十团团长蔡荣寿。
        (3)三个独立营是:工兵营、卫生营、辎重兵营。
        (4)南镇守使(少将级)是张培梅,抗战开始后,任二战区执法总监,因战事失利,他非常恨王靖国在隰县石口子不抗战,曾想杀王,未得逞。后从太原退到大宁时,感到前途茫茫,服鸦片自杀。死后,阎锡山还亲自路过大宁去吊唁。北镇守使是张树帜,抗战开始后,任二战区执法副监。
        我听说在前清末年,清军驻山西部队当时只有一个协(即旅),管两个标(即团)。阎锡山在辛亥革命时以第二标标统的资格被推举为“山西大都督”(当时第一标统是陕西人黄国樑,平时与革命党、省参议会中人很少联系而阎锡山是老同盟会员),阎锡山当了山西督军后,很怕袁世凯撤换他,故对袁毕恭毕敬,小心谨慎,当时他还不敢暴露他的政治野心,只是保境巩固自己的地位。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才开始有对外扩张的企图。
        北伐战争时,阎锡山挂了青天白日旗以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当时我在晋军北路军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部当少将参谋长。北路军总指挥是商震,前敌总指挥系第七军军长张荫梧兼任。南路军总指挥是徐永昌、杨爱源。当时晋军已经扩充了,记得当时晋军的师长有孙楚、傅作义、杨效欧、傅存怀、王靖国、李生达、赵承绶、李培基、李服膺、孟兴富、关福安等人。此外还有骑兵司令赵承绶,炮兵司令周玳、工兵司令杨澄源、机关枪团团长关颖凯等。
        当时晋军的编制是:一个师辖三个步兵团,其中两个团设一个旅任前方指挥,师长直接指挥一个旅长、一个团长。
        阎冯倒蒋战役时,晋军为了壮大声势,把“师”的番号改为“军”,兵力稍有增加。当时我任北平中将宪兵司令兼一二五旅旅长,一二五旅改为二十七师时,由原辖两个步兵团扩充为三个步兵团,“旅”的番号被取消,实际上我这个“二十七师师长”直辖三个团。
        阎冯倒蒋战役失败后,阎锡山潜逃大连,山西省军政大权归徐永昌、杨爱源等人掌握。当时晋军由奉军代管,薪饷由奉军关发。晋军在张学良领导下原封未动。
        阎锡山逃大连后,感到前途无望,曾打算出国旅行。后来他又派周熹文、钟建奇二人到江西调查蒋介石能否消灭共产党。据周熹文回来报告说:蒋介石不能消灭共产党。阎这才取消欧美之行,感觉到蒋介石既消灭不了共产党,也就无余力打晋军,所以他又坐日本飞机回大同后,就直奔其家乡五台县河边村,并未回太原。当时他曾向蒋介石表示以后不再过问军事、政治,蒋介石因鞭长莫及,对阎也无可奈何,也就算了。几个月后,阎锡山忽然回到太原,徐永昌、杨爱源等当然就把军政大权原封不动地交还阎锡山。阎锡山当时成立了一个“晋绥军军事整理委员会”来整理军队。
        当时晋绥军最危险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官兵吸白面、大烟,又嫖又赌,以至军队腐败,战斗力很差;第二件是军队一度归张学良领导后,大部分带兵官都吃空名子,甚至一团、一营、一连的空名子都有。当时奉军点验官因受晋军长官之贿,也装着不知道,所以晋军军官趁这时发了些财,以至多数军官贪污腐化。阎锡山回太原后,才下决心先从整理晋绥军着手。阎整理军队后,晋绥军吃空名子的风气才被压下去。晋绥军军事整理委员会又实行戒烟办法,将军官分别调验后,染毒的才陆续减少。整理委员会只是整理内部,并未缩减军事编制。
        阎锡山当时还不敢公开抓山西的军政大权,在军事政治方面他假意认输了,所以他一方面整理晋绥军,一方面实行他的所谓“造产救国计划”。首先,他建立了“西北实业公司”,秘密整理兵工厂,以巩固其经济和武器装备的基础,另外又修筑同蒲路,实行兵工筑路计划,并采用窄轨制,以防外面势力侵入山西。他当时曾编有所谓《将来希望歌》,记得歌中有这样的词:“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到;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
        阎锡山在其羽毛未丰满前,采取的是“自顾防守”的策略。
        自1934年到1937年,我到“陆大”学习深造,这一阶段据我所知,晋军无大变化。
        抗日战争开始后,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下辖两个集团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是杨爱源;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是傅作义(当时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司令,名义上属二战区指挥)。
        此外又成立所谓“新军”四个旅:第一旅旅长鲁英麐,政治部主任薄一波;第二旅旅长艾子谦,政治部主任张文昂;第三旅旅长李廷秀,政治部主任戎子和;第四旅旅长梁浩,政治部主任雷任民。另有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负责人是郭挺一,实力编制等于一个旅。
        阎锡山当时所以要成立新军,是因为他感到原旧军不能抗战,想利用一批有为的青年来领导军队,同时并组织“公道团”、“牺盟会”、“同志会”,用意都是防止人们背离他。新军编制与旧军同,一个旅辖三个团。新旧军的区别是:新军有政治领导,不仅旅有政治部主任,团,营,连都有政治主任或指导员。在武器装备方面,比起旧军来,新军用的是山西兵工厂新造出的武器。
        新军在“牺盟会”的领导下,不同意阎锡山对日本的投降办法,最后脱离了晋军,起义参加了革命。阎锡山还曾派王靖国、陈长捷率领所部追打新军第二旅,一直追到晋西北。新军第二旅和新军第四旅汇合了,阎锡山没有达到消灭的目的。其他新军两个旅就近在晋东南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取得了联系。
        抗日战争中,忻口战役失败后,阎锡山决定退出太原,而却令第七集团军傅作义部固守太原。傅作义部经几天血战后,经汾河退往晋西北回绥远。从此,傅作义部队渐渐脱离了阎锡山而直接归国民党政府指挥了,但原第七集团军的番号仍留在二战区未动。到了这个时候(1939年),阎锡山的实际兵力就剩下了一个第六集团军的兵力了。
        后来阎锡山为了维持面子,又请求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增加了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即除原第六、第七集团军之外,新增加了第八、第十三集团军,合起来就有四个集团军的番号了。这四个集团军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后改为陈长捷,杨升副长官);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
        四个集团军一共辖八个军,每一集团军辖两个军,每军辖二、三个师,每一师辖三个团。
        同时,二战区又设立南、北区军总司令部。北区军总司令部设在孝义,司令是楚溪春;南区军总司令部设在吉县,司令是彭毓斌。抗战胜利后,南区军到晋东南与八路军作战,全军覆没,彭被击毙,一些高级军官被俘,南区军总司令部撤销。
        阎锡山的四个集团军是兵团性质的部队,集团军总司令全驻在二战区长官部,其兵团部队以军为单位,机动的换防、调动,分别属南、北区军总司令部指挥。南区军总司令部撤销后,晋南各地由晋军以“军”为单位驻防指挥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除有原四个集团军兵力外,又收编了投降的日本兵近万人,分三个纵队,统归赵承绶接头办理,详情不知。
        一九四七年部队整编,将“军”编为“师”,“师”缩为“团”,以致军官失业的很多。阎锡山为了收容这批军官,又成立了军官教导团,当时军官的情绪很愤怨。
        以后,我和阎锡山意见不和,脱离了晋军。
        晋军的军官干部,除一部分高级将领实录大、日本士官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主要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外,大部分是阎锡山自己设立的“学兵团”、“北方军校”、“教导团”、“青年军官教导团”等学校培养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山西人。


二、“铁军”的内幕
        阎锡山为了加强对晋军官兵的控制,保持他个人的独裁统治,曾在抗日战争中期组织了一个“铁军”组织。
        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所给晋军薪饷,多被阎锡山挪用开销,以致晋军的服装、伙食非常困苦。当时官兵苦到吃山药蛋粉的程度(吃这种东西不经饿),军衣破破烂烂,尤其冬季制服都是旧棉花,不能御寒,因之军心低沉,战斗力差。因此,阎锡山就玩了一手阴谋,组织了这个“铁军”组织,来加强控制。
        我当时在孝义兑九峪指挥北区军对日抗战。有一天,一个名叫高冰的,奉阎锡山差派到兑九峪来,晚间向军事高级官员讲话时,提到我,称呼我为“楚铁委”。我很奇怪,会后问他,他才告诉我,原来阎锡山组织了一个铁军组织,并内定我是“铁军委员”。我对这个组织的经过和内幕,当时一点也不清楚。
        几个月后,我回到二战区长官部(在山西吉县),阎锡山就命我宣誓入铁军组织,并由王靖国事先拟好誓词,交我背诵。
        第二天上午三点钟鸡叫的时候,我被王靖国(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长官)请到一个布置的很庄严的小窑洞里去。一进门,看到正面挂着阎锡山的相片,桌上摆着阎锡山亲笔写在一幅红缎子上的铁军誓词,桌上两边点着一对大红蜡烛,气氛很令人恐怖。我再一看,阎锡山就坐在桌子左前方,态度很严峻,王靖国和杨爱源站立阎锡山的两旁。
        我双腿跪在地上,举起右手背诵了一遍我事先已背熟了的誓词(现在已记不清了)。随后,阎锡山亲口将桌子上那张他亲笔写在红缎子上的几句守约念给我听,我现在还记得是这样几句:“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同子女财产,共生死厉害”,另外尚有纪律八条,详细地我已记不清楚了。宣誓完毕后,王靖国亲手交给了我一根钢针,叫我将左手中指刺破,将中指血印印在自己的誓词上,然后起立又向阎锡山行九十度的三鞠躬礼。阎锡山这是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说:“晴波,你很好,努力吧!”于是我同杨、王二人退出窑洞。
        这就是我入铁军组织宣誓的情况。
        就后来我所知道的,这个铁军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会长)是阎锡山,实际负责人是王靖国。“铁委”是高级领导干部。我记得铁委有杨爱源(尔后升为副会长)、王靖国、赵承绶、孙楚、杨澄源、郭宗汾、彭毓斌、楚溪春等。“铁委”又下设“二十八宿”(就是二十八个地位次于“铁委”的高级军事干部,多是军、师长一级的负责人,也有地位较低的),这“二十八宿”是做实际工作的,由王靖国统一管辖。“”二十八宿“的军官姓名,我记不清楚了。
        我入铁军组织以后,奉阎锡山命令回到孝义兑九峪北区军总部后,就开始着手发展铁军组织。我当时就命令当地“组、政、军、教、经统一工作委员会”中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同负责军事工作的人共同商量如何发展组织,在军队发展那一类的军官。实际工作就归这两个负责人来管。我呢,就只是在他们宣誓的时候到场,装着像我在宣誓时阎锡山对我的那副架子。入铁军组织,是事先编好十个一组,分别陆续入堂宣誓。他们一进来就先给我鞠躬,然后就跪在阎锡山相片前,桌上也是摆上阎锡山亲笔写的红缎子的誓词,点上一对大红蜡烛。我呢,也是照样坐在桌子的左前方,两边站的是“组”、军两个负责人。他们和我过去入组织时的仪式一样,跪着举右手宣誓,然后我把红缎子上的誓词宣读一遍,他们也刺血印手印。礼成,我也如法炮制地同他们握握手说:“你们很好,努力吧!”
        举行宣誓仪式都是在下午。当时入组织的很多,大部分的中、下级军官都入了“铁军”组织。
        由以上看来,阎锡山为了挽救他的动摇的统治,才想出这个办法来欺骗、笼络他的部下,企图用原始的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人笼络在一起为他卖命。实际上,反动的统治不管用什么手法,最后都不能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的。
        此外,阎锡山还用“服务士”来监视军、师长,就是:他训练了一批十三、四岁的儿童做服务士,分配给军、师长每人两名(总司令以上官员不派服务士)。这两个服务士每天服侍军(师)长,扫地、倒茶,什么都干,你会客谈话都不能回避他们,他们并有随时出入你寝室的自由。每天晚上,这两个小服务士要把这个军(师)长的一天行动、言论统统写在报告上。直接寄给阎锡山。各军(师)长明知这是监视他,打小报告的,但绝不敢干涉,因为事先讲明:如有干涉,是要受处分的。小服务士写什么,这个军(师)长也不敢看,更不敢干涉,只能心里暗地害怕,无法阻拦。其实,这种办法只能使大家人心惶惶,增加对阎锡山的不满,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三、“同志会”的内幕
        抗日战争前,山西已有“公道团”的组织。抗日战争开始后,阎锡山在太原又成立有“牺盟会”的组织,当时参加的多是山西政界的文人,军人参加的很少。以后撤退到临汾温泉村的时候(一九三八年春),阎锡山与薄一波、梁化之等人商量组织“同志会”。当时我任二战区参谋处长,“同志会”发起人共有“高干”十三人,我是其中之一。这十三人是:朱绶光(二战区参谋长)、贾景德(二战区秘书长)、续范亭(二战区高参兼西北区动员委员会主任)、王怀明(二战区军法处长)、王谦(省府秘书长)、邱仰浚(省府民政厅长)、杜春沂(卫队旅旅长)、梁化之(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冠洋(省府委员,给阎锡山办组织工作的人)、薄毓相(“公道团”负责人)、陈长捷(军长,当时在长官部驻防地)、彭毓斌(师长,当时在长官部驻防地)、楚溪春(二战区参谋处长)。
        这个组织是军、政、民统一领导的组织,会长是阎锡山。从那时起,山西军政人员对阎锡山不称“司令长官”和“总司令”,一律称“会长”,渊源在此。
        我虽是发起人之一,但详情我却不十分清楚。当时“同志会”负实际责任的是梁化之等人。后来军政人员如赵戴文充任“同志会”的副会长,杨爱源、孙楚、王晋国、赵承绶、薄一波、戎子和、雷任民、韩钧等也都充当“同志会”的“高干”了。
       “同志会”的目的表面上由民族革命达到民族复兴;实际上是把山西的军政人员笼络在一起,为阎锡山效忠卖命。我记得还有这样的誓言:“终身不准脱离组织和背叛组织,如有背叛组织、脱离组织的一律自裁”;“如有人暗地对会长不满或侮辱会长的一律自裁”;“犯烟、赌、脏、欺之一者,一律自裁。”(烟就是吸大烟;赌就是拿赌具赌钱的,甚至拿赌具玩耍的也要自裁;脏是贪污,阎锡山对这条定的特别严,就是贪污一块钱的也要自裁;欺是指欺骗长官和部下而言,尤其是欺骗会长的,一律自裁。)
        “同志会”的组织系统是:“会长”-“副会长”-“高干”-“基干”-“同志会先锋队”(同先)和“会员”。“高干”可以介绍多少人为“基干”,“基干”可以介绍若干人为“会员”。“高干”介绍的“基干”人数越多,在会里的势力也就越大,如梁化之、王靖国、赵承绶等都是介绍“基干”几十人入会的“高干”,所以他们在会里的势力很大。我只介绍过一人入“同志会”为“基干”,就是今天山西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厅长杨自秀。
        当时“同志会”每年选举一次“高干”,按票数多少来决定“高干”的去留。按我在会里的势力,我只有一名“基干”,本应落选,但因为我担任“北区军总司令”的职务,所以每次选举时,阎锡山总要授意梁化之等人非要把我选出当“高干”不可,因为那时只有“高干”才能有资格当山西的军政大员。晋军军队里的军、师长大部分是“基干”,这些人后来又被提升为“高干”和“候补高干”的也不少。
        我虽然是“高干”,但始终不知道入会的仪式是怎么回事。
        我只知道有两件事,足以说明阎锡山是怎样利用“同志会”来起恐怖作用,残害部下,叫人终身唯唯诺诺,不敢脱离他,不敢犯他的“戒条”。
        第一件事是,晋军师长刘墉之的自裁。这个人是河北省人,由山西学兵团毕业后又在陆大毕业,从当排长起一直跟随阎锡山,可以算是亲信。有一次他在防地上说过这样的话:“中央领到的款,完全被会长扣了,他还口口声声说怕我们贪污。”,“什么‘同志会’啊!简直是以‘同志会’为捆仙绳,将我们捆住,终身为他卖命,不准脱离他。”这几句话由他的参谋长姜焕章和当地的“组政军教经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权利很大)孟际丰密告给阎锡山。阎锡山就马上用电报将刘墉之调回二战区长官部问明事实。刘完全承认,并哀求阎锡山:“今后背后绝不再说侮辱会长的话。”而阎锡山却授意王靖国等几个“高干”开会(当时我在中条山作战,未参加会),决定令刘自裁。决定后就由于振河、孙福麟两个军长给刘拿去一大玻璃杯鸦片烟浆水。刘墉之见事已至此,只好举杯几口喝下,左右手拉着于、孙两人的手痛苦说:“家中有七十多岁的老母及家室,请你们关照。”但是,他喝下大烟后许久总是烧不死,他们就用绵纸盖其面,喷以冷水,不久其气息即断。当时军政人员知此事后大部分不满,但没有敢说话的。
        第二件事是,有一夜张子佩、郝梦九、曹大观、李生瀛四人在李冠洋家里拿牌九抓大头玩,讲明谁输了谁请吃饺子。这件事不知怎的被南村宪兵司令樊明渊的宪兵告发,阎锡山立即派人搜捕。张子佩马上蒙着被子装着睡觉。郝梦九是“同志会”会员,但不是“基干”,后来又有徐永昌来电保释,所以只受到驱逐出境的处分,跑到西安去了。李生瀛不是“同志会”会员,没有事。只有曹大观是“同志会基干”,于是就被决定自裁了。
        从这两件事来看,这完全是阎锡山牺牲一些倒霉的人来增加他自己的个人威信,至于真正有势力的“高干”如王靖国等人,他们公开和部下眷属姘居和总总贪污行为,也从来无人敢告发,阎锡山也装着不知道。
        抗战胜利后,“同志会”的做法就更加残忍了。当时有一个团长叫赵俊义的,原来驻在山西寿阳、盂县一带。他把与解放区对峙的地区划成真空地带,实行他所谓的“三自政策”(自清、自卫、自治),也就是山西当时所谓的“赵俊义奋斗法”,对凡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一律用乱棍打死。听说平遥一县,就打死了几百人。实行“赵俊义奋斗法”以后,据说被乱棍打死的人总共约有五千人以上。
        当时实行这个办法是在晋中和晋东南一带,而我在晋北,虽未亲眼看到,但闻知后也甚感愤懑。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