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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刘延年:旗开得胜——记西安事变后成都“民先”的公开宣传活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通过车耀先同志家里的收音机和四川大学物理实验室的收音机,及时地知道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向蒋介石“兵谏”的消息,立即分析了形势,讨论了对事件应持的态度和方针,起草了支持张杨八项主张。赞扬张杨爱国行动的《宣言》。以当月初刚成立的成都“民先队”的外围组织“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署名,铅印出来。公开散发。
         12月19日中午,我得到“民先队”部的通知:下午四点到三桥南街日新印刷厂接受任务。到时我去了。在街头见到几个曾经在—起搞抗日救亡活动的青年,彼此会心地莞尔一笑,作为招呼。一会儿,有同志把我引进印刷厂三间门面的门市部后面,交给我早已包卷好的印刷品,交代工作任务,叮嘱我要小心大胆地行动,听完,我当即提出自己拟想的做法,得到允许。我出来与同分配到当时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一带工作的叶兆麒、屈义生两同志约定,先在春熙路碰面,各自把印刷品掩藏在身上,分头出发。我绕道去春熙南路益智茶楼时,叶、屈二同志早已在茶客中占了一桌,嗑着瓜子。我们假装大声谈笑,然后在茶客的喧嚣中研究了工作,之后才分头到各自的任务区去。我是分派到春熙北路、商业场、总府街的十字街口。这里平时就是行人拥挤的地方,那天是星期六傍晚,人群更是摩肩接踵,如川流河涌,我站在春熙北路与总府街转角处凤翔银楼下等待号命。没过一分钟,街灯一亮,这也就是行动号令下了!我立即把藏在衣内已撕去包装纸的印刷品拿出来,一张一张往过往行人面前塞去,俨然是平时街头常见的卖药品的人在散发宣传单子。一卷《宣言》很快散完,我又跨过街心在对门转角处散发。但我身上还有两卷,必须完成任务。其时一位警官正巡逻街头,向我迎面走来。于是我一面散发,一面拿出身上的两卷,走下街沿,向警官说:“这是我们成都学生对西安事变表示态度的传单,请你帮助。”那时,每星期六晚上,成都私立弟维小学的童子军(学生),都要在春熙路来维持交通秩序。警官听我说了,接过我手中的两卷《宣言》,顺手招来童子军,叫他们帮助散发。我便不客气拿过警官手中的白铁话筒,在街心大声地、言简意赅地讲演起来:“同胞们!日本帝国主义几十年来都想吞灭我国,几十年来地不断侵吞、压迫、强占,现在已快夺去半个中国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抗日救亡。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成都学生的《宣言》,请同胞们仔细看,多多想,广为宣传。只要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我们一定胜利!”警官微笑地站在我身边听我讲演,童子军向四面簇拥的人散发传单。我大步跨上人行道,在人流中观察,有的人边走边看《宣言》,有的人拿在手中。我慢慢踱到商务印书馆与叶兆麒、屈义生再次会合,相视一笑,分道回学校去。记得叶兆麒同志是负责春熙西路、南路及游乐场三益公一带;屈义生同志负责智育电影院、新民电影院、京剧院及春熙东路等处。他们散发了传单,发表了讲演,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我身上还留下两张《宣言》。回到学校,用鸡蛋清张贴在学校公布栏,另一张贴到升降旗的旗杆上。第二天,学校惊恐忙乱了一大阵。不两天后,在“民先队”员的每周小组生活会上,大家交换意见,总结经验时,知道了许多同志都机智勇敢地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不仅在成都的主要街头、公共场所、学校、机关散发或张贴了《宣言》,连那位于南门二巷子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大门口,也贴上了学联的《宣言》。我们这群“民先”和学联的新兵,在组织领导下,初次上阵就旗开得胜。
         这一行动,不仅对广大人民进行了宣传教育,使他们更加认清当时国家的政治局势及我党正确的方针、政策,也给了国民党狠狠一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老爷们,以为在他们早些年的屠杀、逮捕、迫害、破坏下,四川已无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了,是他们可以任意倒行逆施的一统天下了,不料却出现了这一行动,所以他们惊恐地叫嚷:“没估计到成都共产党还有这样大的力量。”于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立即以伪造的“学生救亡锄奸团”的名义,印发了标题为“抗日乎?赤化乎?”的传单,攻击学联的《宣言》的巨大影响。他们还命令各大、中学校的训导长、训育主任、军训教官等,追查散发传单的“赤色分子”。但在广大爱国学生的掩蔽下,他们的企图并没得逞,“民先队”和学联经受了这场斗争的锻炼,更加壮大发展起来了。

        (来源:《成都政协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