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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陈士俊等:邓锡侯出川抗日及安定后方见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掠夺我国土,残杀我同胞,激起全国亿万军民无比愤慨,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开展。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激于爱国热情,先后通电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出川参加抗战,掀起了全川军民抗日的救亡高潮。
        8月18日,刘湘召集川军将领商定,准备出兵十一个师:刘湘六个师,邓锡侯、孙震各两个师,李家钰一个师。继李家钰决定全军两个师都出动后,驻贵州的川军杨森亦愿率全军两师开赴前线,于是出川抗战的川军实际增为十四个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二预备军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一纵队司令,唐式遵为第二纵队司令,由刘湘统一指挥。
        9月5日,“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在成都市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全体出川抗战部队官兵代表及各界民众代表和大、中学生约计一万人参加大会。刘湘、邓锡侯、孙震、唐式遵、潘文华诸将领及尹仲锡、张澜、徐申甫、陈益廷、刘豫波等著名人士均出席。大会由抗敌后援会常委陈炳光主持。张澜先生致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日寇发动侵略战争不得人心,不能持久,利于速战,我们则利于持久战。鼓励川军要有坚持长期抗战的决心,发挥冲锋陷阵、吃苦耐劳的特长,奋勇当先,杀敌致果,夺取最后胜利。刘湘讲话时略谓:军人御侮救国,为应尽天职,川军今得献身疆场,为民族存亡而战,洗掉过去私斗(内战)的耻辱,是很光荣的。邓锡侯致词时,语气坚决,态度鲜明,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他开头就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藉以酬报四川人民。”接着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最后他说:“我们出川抗战,要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更希望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如此前仆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台下群众为他的激情壮语所鼓动,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继邓之后,唐式遵也表示,川军应当自勉,努力杀敌,发扬昔日之光荣。抱定必死之决心,以报国家!要求后方人民一致总动员,为前方补给作好充分准备。最后胜利,终会属于我们。三位将领的讲话,都表现出刚毅不屈的坚强意志和视死如归的报国决心,使在场将士热血沸腾,人人振奋。后由中下级军官营连排长代表公推李召南致答谢词,他谈到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时,语极沉痛,表示了誓复国土,不成功便成仁,为民族解放战死沙场的决心。民众代表方面,大学生邓名芳(女)和实验小学年仅十岁的小朋友杨照明都致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词,尤其邓名芳表示誓和全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起拿起枪杆,踏着出征将士的热血,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时全场群众都为他们的热烈讲话所鼓舞,增强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一齐高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抗战,收复失地!”的口号。大会还向抗战部队将士赠送锦旗:司令长官赠“秉钺鹰扬”旗,军长赠“为国干城”旗,师长赠“抗敌先锋”旗。四川大学向出征将士赠送毛巾两千张,妇女后援会赠手巾二百五十打。话剧团当场演出话剧《保卫卢沟桥》,演出结束后即散会。
        欢送会后,唐式遵司令将东胜街沙利文饭店(现市政协会址)的房产,捐作抗战经费。陈炳光代表抗敌后援会表示钦佩和敬意,房产契约交中央银行经理杨孝慈暂时保存,俟专案报请省府核夺。唐司令的实际行动,受到军民热烈赞扬。邓锡侯司令召集第四十五军驻蓉的出川抗战官兵作了动员训话,勉励所部爱国御侮,特别强调军人天职是保卫国土,急如星火,要立即奔赴前线杀敌。众官兵聆训后,极为振奋,一致要求立即出发。
        不久,蒋介石适应当时战局需要,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河南许昌。邓锡侯、孙震分别被任命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正副总司令,辖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一二四师(师长税梯青代),第四十五军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一二七师(师长陈离),第四十七军一〇四师(师长李青廷)、一七八师(师长李宗昉)共六个师。全体部队沿川陕公路经宝鸡到西安整补后,再到许昌集结待命。因各军在川驻地分散,不能集中,邓锡侯命令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从西昌驻地出发,径赴西安;其余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由原驻地出发北上。
        当时四川交通不便,车辆缺乏,出川部队只有徒步行军,到达宝鸡才能改乘火车。大部队行军,每天只能走六十至八十华里,从成都附近出发约需三十天才能到达宝鸡,再转乘火车到西安,共需一个月零几天,行进相当迟缓。而这一个月中前方敌情变化极大。9月12日,平绥战事激烈,敌寇猛扑晋北。9月18日,大同陷落,晋北战事吃紧。10月初,南口失守,敌人几度进犯娘子关,并进窥晋东各口,晋东晋北,连日激战,战局恶化。
        1937年10月,第二十二集团军先头部队一二七师陶凯旅及一二二师王志远旅刚抵西安,即奉蒋介石急电,以娘子关吃紧,命令该集团军立即开赴山西,改受第二战区阎锡山长官指挥。陶、王两旅鉴于军情紧急,不敢休整,星夜兼程开赴山西,增援娘子关。此时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才到宝鸡,奉蒋介石电令开赴河南,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指挥,当即驰往中条山一带作战。
当时已入冬季,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川军士兵尚着单衣短裤,赤足草履,因战局风云突变,来不及等待配发装备,将士一心杀敌报国,服从调动,毫无怨言,冒霜雪,越潼关,渡黄河,入山西,奔赴前线,途中无一退缩,无一逃亡,其艰苦卓绝的精神,杀敌报国的雄心,实堪钦佩。
        10月22日,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偕同第四十一军副军长董宋珩及周镜吾(孙震部参谋长)、王席儒(邓的副官)、欧阳××(孙的副官)一行六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直飞西安。邓即与南京军令部部长白崇禧通电话,请速配发装备。白崇禧答:“委座调兄部火速驰援山西,装备在山西配发。”邓锡侯只好饬令后到部队,不必等配发装备,星夜赶往山西增援。邓又与阎锡山长官通了电话后,即偕同孙震、董宋珩及随员搭乘火车赶到潼关渡过黄河。
        其时战局非常紧张,黄河边已成兵山一座,输送部队极为繁忙,秩序很乱。潼关警备司令樊崧甫为防止士兵逃亡,坚定军心,规定任何部队只准渡过去,不准渡回,违令者斩,他本人手提马刀,坐镇河边,监督部队过河。
        邓锡侯一行过河后,阎锡山已派有装甲专车在站口迎候,车上配备一连武装保护,同时派有一位上校联络参谋负责接待联系工作。邓等乘坐专车沿同蒲路北上,到达太原时,已是10月30日深夜。
这时敌寇已夺取忻口,北由大同沿同蒲路向南进犯,东自娘子关沿正太路向西进逼,进犯平定,我军死守阳泉、寿阳一带。阎锡山坐镇太原,指挥晋北军事,副长官黄绍竑在寿阳支撑晋东危局,形势极为严重。11月1日晨,邓锡侯、孙震偕同高参李鸿涛、副官王席儒、译电室主任郭开铭,去长官公署见阎锡山请示机宜。阎以晋东危急,决定改调第四十五军一二七师陶凯旅及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王志远旅支援晋东。当晚十二时,邓、孙及随从人员即乘装甲专车到寿阳马首村,总司令部便设在该村,并到寿阳见副长官黄绍竑决定行动部署。当即命令陶凯和王志远两旅布置在寿阳、阳泉,由副长官黄绍竑指挥,协同友军阻击敌寇。
        当时川军武器窳劣,步兵只有一支步枪和两颗手榴弹。而且,步枪种类又极复杂,有成都、重庆和湖北汉阳几处兵工厂造的。口径也不一致。大多数连队全是步枪。川军健儿完全凭着满腔爱国热忱,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与强敌鏖战,伤亡特别惨重。第一二二师王志远旅在阳泉与日寇激战半天,因伤亡过重,被迫撤退。第一二七师陶凯旅在寿阳担负掩护友军任务,由于张鹏翼营陷入敌阵,下落不明,也只有后撤。
        11月5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带了十几名士兵,骑马来到马首村总司令部,要会邓总司令。因朱总司令和士兵一样装束,背斗笠,穿草鞋,门卫不识,要等通报,朱才出示名片,门卫飞报。邓锡侯立派副官王席儒跑步出迎,他也急忙趋出。邓和朱在二十余年前护国战争中就已结识,本是故人,见面特别亲切。朱总司令向邓说明,现在情况严重,太原危急,他接到电话,阎锡山已离开太原,由傅作义留守,特来通知,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回援太原,嘱邓赶快准备。又说:“火车不通了,装甲专车不要了,你只能骑马走。”临分别时,朱向邓说:“时间紧迫,我先出发,你随后赶来。”
        邓锡侯鉴于战局突变,即同孙震、陈离等会商决定,命令部队火速回援太原。邓先行,孙随后赶来。当由王文拔团送来几匹战马,并派兵一连护送,由连长陈纠桓率领,雇用向导带路前行。然后是副官王席儒、高参李鸿涛、译电室主任郭开铭、副官邓石民,骑马依次行进。孙震又加派一个手枪排殿后,以策安全。中途王席儒发现路边有一纸盒盖子,上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前方,注有外国文字,当即命士兵拾起转呈邓总司令,邓看后不解而扔掉,命令部队继续前进。11月6日将要到达太原南畔村时,还没有察觉该村已被日寇占领,因向导是一个汉奸,一直把他们引到村子前面,才发觉村内已用包谷秆堆成工事,隐约见有人影晃动,正惊疑间,突然枪炮声大作。邓锡侯恐怕是友军误会,还急喊不要还枪。而对方枪炮射击更猛,陈纠桓连长急命部队散开卧倒准备还击。王席儒的坐骑被打死,他摔下马来,李鸿涛的坐骑也被击毙,他本人左脚负伤。邓即下令还击掩护后撤。在忙乱中,王席儒率手枪排保护邓策马冲出敌人火力圈,向太谷方向撤走,敌人碉堡上的迫击炮弹如泼雨般地射击。撤退途中过一壕沟,邓锡侯纵马跃过,但马失前蹄,被掀入道旁泥淖中,淖深,直陷过腹部,形势万分危急。王席儒冒死冲过火网,将邓扶出泥淖,背在背上快跑,敌炮弹纷落左右,所幸敌机枪射程已不及。此时手枪排士兵伤亡过半,仅余数人护送邓总司令前行。
        邓等一行脱险后,至一村落,时已深夜,该村断瓦残垣,空无一人,当系遭受敌机轰炸,呈现一片荒凉景象。邓及随从士兵,只有忍着饥饿在民房土炕上蹲了一夜,直到天明。不期孙震副总司令和王志远旅亦撤退到此,孙震当即向邓总司令自责保护不力,邓抚慰之。
        郭开铭等是在南畔村遇险时走散的随从人员,第二天也跟上来。于是部队继续往太谷方向进发。但前哨侦察回报,太谷已被日寇占领,无法前进,只得绕道转向榆次。11月9日太原发生巷战,10日陷落。由于战局急剧恶化,第二十二集团军乃转移到洪洞县城,此时由四川陆续出发的第四十一军和第四十五军部队才陆续齐集洪洞附近,一面在上西韩侯岭、安泽、沁源、长治一线构筑阵地,拒敌前进;一面积极整训部队,待命反攻。
        前在寿阳担任掩护友军撤退的张鹏翼营,因陷在敌人占领区内,与总部失掉联系。他们在敌占区受到八路军游击队的掩护,提供给养和医药,白天潜伏,晚上护送,辗转回到洪洞,全营官兵和枪支完好无损,归还建制。官兵们看到张鹏翼营能在敌占区安全返回的事实,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深为信服,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以后,邓锡侯派张鹏翼等到延安学习。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驻洪洞县同心花店,八路军总司令部驻洪洞县东关外八九里远的一个村庄。从此邓锡侯经常与朱总司令会晤,曾多次请朱给第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游击战术,聆训军官受到教育;士兵们看到八路军战士与当地人民群众水乳交融,表现出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景象,也深受影响。丁玲同志率领的文工团每天来到洪洞县城,举行文艺晚会,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演出不少鼓舞士气的精彩节目,更增强了川军将士的抗战爱国激情。八路军和川军还经常开展联欢活动,两军官兵团结合作得比较好。
        1937年12月,因山东韩复榘弃守津浦路北段,急需调部队前往防守,巩固徐州外围。蒋介石电令第二十二集团军由山西洪洞开赴徐州,改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邓锡侯受命率领第四十一、四十五军经陇海路前往徐州。1938年元旦,邓锡侯、孙震到达徐州,受到李宗仁长官热情欢迎。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驻徐州近郊高堤湾,旋奉命指挥所部沿津浦路北上,向两下店、兖州方面前进,布置防御阵地阻敌南下。
        李宗仁长官下达的作战任务是: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应在春节前推进到临城,以第四十一军防守津浦路沿线各要点,向韩庄推进,并将第一二二师王铭章部和第一二四师吕康旅结集滕县附近,在城内构筑坚固工事,准备固守;以第四十五军沿津浦路两侧择要据守,配合第四十一军作战,令第一二五师由界河向泗水之敌出击,第一二七师在微山湖东向太平场方向前进,牵制敌人。
        我部第一二五师七十六团在一次战役中,奉命突击两下店的战略据点,在当地民众帮助下,侦知日寇两下店兵力布置情况后,该团决定组织敢死队,采取夜袭近战,遂动员民众星夜赶制马刀。夜间忽降大雪,奉派参加敢死队的第一营陈仕俊、第二营陈隆光率部先后突入敌阵,士兵们全用马刀及手榴弹,与敌人拼搏。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命令士兵将棉衣反穿(因里布是白色,与雪相似),麻痹敌人。是役,完全是白刃血战,敌我双方伤亡奇重,敌不支后撤,我军占领砖房。战斗结束,该团两个营,只剩两百多人,阵亡和负伤将士五百人左右。战场上抢运伤员,都是民众主动冒雪进行,不要报酬。第一营营长陈仕俊因负伤,送到微山湖治疗。这次战斗,虽然伤亡甚重,但光荣地完成了任务,鼓舞了士气,增强了胜利信心。
        最震撼人心的是滕县之役,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孤城喋血,全师以身殉国。这些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是我川军的最大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由于川军在鲁南浴血抗战,打击了日寇的凶焰,迟滞了日寇板垣师团的前进,为尔后台儿庄会战赢得时间,才有震惊中外“台儿庄大捷”的辉煌胜利。
        这次在山东境内作战,能够取得较好战果,首先是学习了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密切了军民关系,得到合作。其次是部队由本集团军邓、孙两位总司令统一指挥,不受任何牵制,所以打得灵活,打得顽强。而在山西晋东作战时,是由副长官黄绍竑直接指挥,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即仓促应战,到一个团就用一个团的兵力,因而处处陷于被动,未能发挥全集团军的战斗作用。
        1938年1月20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病逝,四川军政界群龙无首,刘湘旧部都有保存自己实力和争权夺位的企图。当蒋介石明令委任张群为四川省主席时,即遭到刘湘部属和地方政客的强烈反对,掀起轩然大波,四川政局一度出现混乱局面。为此蒋介石于2月上旬在汉口召见邓锡侯征询安定川局的意见。邓认为川局混乱,主要是刘湘旧部引起,若能对刘部重要人物王缵绪、王陵基、潘文华等人表示倚重,委以重任,使其心安,并将他们留川的部队编成几个集团军交其统率指挥,既可充实前线兵力,又满足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同时建议继续保留川康绥靖公署,协助省府动员四川的人力物力,征兵征粮支援前方,并统御留川部队,巩固四川后方。俟局面稳定之后,再由张群出主川政,是会得到各方支持的。蒋介石采纳了邓的建议,先任命邓为重庆行营副主任,3月20日又任命邓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并决定以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兼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为四川省保安司令兼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为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邓锡侯自拟电稿,命译电室主任郭开铭译发给成都留守的参谋长马毓智,嘱其同二王和潘等留川将领磋商。他们感到各有出路,复电赞同。以后蒋介石才分别正式任命,川局始告平定。邓锡侯在汉口会议后,即飞回四川,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交副总司令孙震代理。
        这时川康绥靖主任公署的文武官员,都是刘湘旧部,担心邓当了主任他们会被撤换,于是又有人酝酿反邓。邓锡侯以安定川局、支持长期抗战为重,表示要以“公诚和信”四字,对待刘湘部属,决不谋求私利。建议以第七战区长官部副参谋长余中英为川康绥靖公署副参谋长,以调和折中各方面意见。并召集原绥署处长级以上的官员谈话说:“蒋委员长调我回川继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马毓智)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他说到做到,表里如一,既树立了威信,也安定了人心。
        对征兵工作,邓锡侯极为重视,强调既要坚决完成任务,又不准骚扰人民。如某次中江县征兵,经办人员抽签舞弊,引起民变围城,重庆行营电令川康绥署和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派兵抚剿,安定后方,恢复秩序。省主席王缵绪邀功心切,即派保安处副处长王元晖率保安一团,从广汉直趋中江,竟命令部队先剿后抚,击溃叛民,再安善良,致使一些无辜的人民冤死于枪弹之下。邓则一反所为,派疏散区参谋长奉伯常和绥署高参吴克仇(中江人),率兵一营(周育南营)前往中江黄鹿镇,执行先抚后剿的命令,不准任意杀人。奉伯常等在执行任务时,先大力宣传,驱散多数被胁从的群众,然后才对少数顽抗到底的土匪,加以剿办,按照邓的指示办事,未打一枪,未杀一人,就平息了骚乱。
        邓锡侯一向以国家民族为重,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他的旧部李家钰早年不受节制,但是出川抗战殉国后,在成都举行隆重追悼会时,邓锡侯在会上沉痛地说:“李其相(家钰)是我旧属,也是我率领出川抗战的四十七军军长。他过去在四川做过一些对不起川人的事,但他出川抗战是积极的,对日作战是英勇的,部队所到之处军民关系极好,尤其长治巷战,保国保民,卓著功勋,早为中央嘉奖。他愿为民族战争牺牲,是下了决心的。他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男儿欲报国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他的阵亡,是四川军民的光荣,也是四川军人学习的好榜样。”
        1941年,邓锡侯领衔组织“四川党政军民前线川军慰问团”,自兼团长,赴前线慰劳川军,激励士气,坚定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他对当时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及进步团体的爱国行动,总是热心支持。如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要求绥署邓主任督饬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迅速出兵加入会战时,邓立即复电赞同。不久,二王即先后率部出川抗战。
        邓锡侯在担任川康绥靖主任期间,虽未再度亲临前线,但在调和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实力派系之间的意见,使抗战大后方能够长期维持基本安定的局面等方面,是费了不少心血的;同时在困难条件下,使四川兵员、武器和粮食不断补充前线,支援抗战,功绩也很显著。

       (此文写于1985年5月)

       (陈士俊、傅英道、刘伯平、奉伯常、王席儒、郭开铭等共同参与了本文撰写    来源:《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