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国民党军队口述

施幼贻:郭勋祺在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卢沟桥事变。8月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刘湘代表四川军政参加会议。在会上,刘湘表示四川可以出兵三十万,提供后备兵五百万,供给粮食一千万石。当时,刘湘已统一四川。川军各部,除刘文辉所部以外,皆在刘湘统辖之下。“八一三”上海之战(即淞沪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湘为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旋又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七战区辖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共四个军,第二十一军辖第一四四、一四七、一四八师等三个师。第一四四师是1937年8月整编前的模范师。整编后的第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参谋长林华钧,下辖第四三〇旅及第四三二旅。郭勋祺素为刘湘所器重和信任,是与刘湘所部一员能征善战的虎将。
        郭勋祺出身行伍,由一个普通士兵逐步擢升到师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为人正直豪爽,胸怀坦荡。自1921年随潘文华投效刘湘以后(潘任第四师师长,郭任第七旅旅长),一直是刘湘的忠实干将。川军开赴抗日前线时,第七战区所属部队编为第一、第二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下辖邓、孙和李家钰所属各部,由陆路出剑阁,经陕西开赴前线;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副司令潘文华,率所部从水路出夔门,经宜昌、汉口开赴前线。
        部队出发前,郭勋祺在朋友为他饯行的席间,感慨地说:他做了二十多年军人,参加过的战争不下数十次,除十七岁应募当兵那年,随尹昌衡西征,收复理塘的战役外,其余全是阋墙之争。作为军人,不能保家卫国,御敌于国门之外,却热衷于打内战,这是令人痛心的,也是深感愧疚的,对不起桑梓父老兄弟。说到这里,他的脸色沉了下来,停了片刻,端起酒杯,提高嗓门对大家说:“勋祺这次出川抗战,决不辜负全川全国人民的希望;不辜负诸位的希望,不成功,便成仁。勋祺决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不赶走日本强盗,誓不回川。请大家放心!”说到这里,他把手中端的酒,一饮而尽。接着郭勋祺又补充说:“宋朝大诗人李清照有两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愿意以此来策励自己。”
        1937年9月下旬,郭勋褀率第一四四师从驻地出发,分别在万县、重庆两地乘轮东下,于10月下旬至11月初,全师陆续抵达汉口。11月10日,接刘湘命令在新乡、博爱集中,次日从汉口出发,于13日抵新乡。在新乡仅三天,又奉命从北战场开赴南战场,在南京附近集结,参加保卫南京。
        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敌方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所部,有十余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共不下三十万人,配有大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辆、飞机二百架、兵舰数十艘,战斗力是很强大的。我方初期一个月指挥作战的司令官是冯玉祥将军,后由蒋介石自兼,顾祝同为副司令官。参战部队约五十余个师,战斗兵员总数在七十万人左右。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敌方炮火之猛,令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尽管前线我军抱必死决心,然血肉之躯,终不敌敌人炮火之杀伤。到10月中旬,我军已不能支持,不得已从上海华界市中心撤至郊外大场一带。但在大场只守了几天,即为敌所陷。此时,伤亡太大,一片混乱,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蒋介石才下令撤退。11月9日下午,命令兵分两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南京全线撤退。这时,前线部队已溃不成军,仓皇后撤,互不相顾,人马践踏,秩序大乱。敌人跟踪追击,迫近京畿,将南京合围。宋希濂在回忆录中说:“这次退却的混乱,在战史上是罕见的。”
        11月15日,郭勋祺的第一四四师到达南京对岸的浦镇。当晚,郭勋祺渡江到南京城内刘湘驻南京办事处,见到参谋长傅常,才知道刘湘尚未到南京。第一四四师从北战场南来,是蒋介石命令傅常用刘湘名义调的。11月18日,第一四四师在浦镇又接到蒋介石命令傅常以刘湘名义发来的命令。命令说:“我军有拱卫南京之任务,该师于明日(19日)由浦镇出发,过江出中华门到溧水集中待命。”全师分两个纵队按时从浦镇出发,于20日全部到达溧水。旋又奉命开赴溧阳前线。22日下午四时到达溧阳。五时左右又接到刘湘亲笔拟发的命令说:“敌军已在浙江金山卫登陆,正在浙江境内与友军激战中,命令一四四师在京杭国道长兴、宜兴之间占领阵地,与泗安、广德、宜兴的一四五师、一四七师取得联系,重点保持在广德、泗安方面。”郭勋祺就地图分析前线态势,作出情况判断:浙江方面的优势敌军,正沿着京杭国道向我推进,我军有占领太湖西南长兴地区,拱卫南京和屏障芜湖通道之任务。于是决定次日(23日)向长兴以北之金村前进。时长兴前方的枪声已清晰可闻。敌机又在长兴及金村、南山一带,狂轰滥炸,情况十分紧急。郭即随唐映华团的前卫营(营长张定波),赶到金村侦察地形后作出决定:利用大丘陵地形和太湖西岸可以依托的有利条件,占领金村附近朱砂岭亘南之线为主阵地,夹浦为警戒阵地,分别指派部队前往构筑工事,严阵以待。
        经过24、25日两天的时间,各阵地工事均已完成,并作好其他一切战斗准备。郭勋祺和他的参谋人员正考虑一个问题:川军有着中国士兵的美德,吃苦耐劳,勇敢善战,这是肯定的,但目前面临的现状是,敌人装备精良,而川军却是单一的步兵,装备陈旧,仅有川造步枪和不足编制的八二迫击炮、轻重机关枪,没有防空武器,没有战车,甚至连杀伤力比较大的山炮、野炮也没有。面对敌方优势兵力,我们该怎么办?恰好这时中央军的一个炮兵旅有两个炮连在南山,未经作战就想后撤。郭勋祺闻讯,立即和参谋长林华钧去该连找到连长,坦率地把当前面临的情况告诉他们,晓以民族大义,请他们留下协助我军打好这一仗,歼灭来犯之敌。经过反复讲清道理,打通思想,山炮连终于同意留下,并愿意听从郭勋祺指挥,协同作战。24日夜间,第一四四师在夹浦的警戒部队和敌人开始有了接触。次日清晨,郭勋祺偕参谋人员到南山指挥所给各团电话联系,叮嘱各团加强工事,检查一下各自的准备工作;并告诉山炮连必须沉着,非到最有把握、最有效力时,决不射击,以免暴露。郭勋祺还勉励全体官兵精诚团结,奋勇杀敌。26日晨,夹浦方面战斗趋于激烈,敌炮兵从长兴方面向我阵地轰击,我军沉着隐蔽,不用大炮还击。到了十时左右,敌方以为他的大炮已经压倒我军,便驱使步兵七八百人,向我发起猛攻。待敌军前进到我阵前一千米以内,我军枪炮齐鸣,猛烈还击,特别是中央军的山炮在师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对准敌人密集部队、战车,出其不意地给予了歼灭性打击,敌人两三个大队均被我近距离炮火击溃。敌人的情报一般是比较准确的,他们知道我地方部队是草鞋兵、装备差,根本想不到会有山炮,挨了打他们还摸不着头脑,可惜中央军的这个山炮连在打完这一仗后,一定要撤走,再三挽留都留不住。但我方并没有因山炮连的撤走而气馁。为了阻滞敌人的战车,特在夜幕下赶造战车陷阱,敷设集束手榴弹、地雷,用以阻止敌人战车的进攻。
        27日晨,郭勋祺指示各团长、营长:尽管这次敌人伤亡很大,但我们没有掌握比较确切的数字,各团上报的都是“敌伤亡惨重”,连敌军的番号、主官姓名,我方都不知道(事后才知道和第一四四师交战的是敌久留米师团)。郭对各团长、营长说:“你们昨天打仗没有抓到俘虏,不知道敌情,是打混仗。”并说:“打仗不只是打退敌人了事,硬是要俘虏敌人,夺获武器,才能算数,今日捉到日本官兵的,决予重赏。”
        27日下午,唐明昭旅徐元勋团因受敌人大部队攻击,战斗激烈,徐团不支,向后撤退,致使张昌德团侧背受到威胁,请师部设法支援。郭勋祺立即派唐映华团从右翼增援。经过两三小时战斗,唐团即向郭报告说:“敌人两三百人已被本团包围在朱砂岭的夹沟中。”郭听了电话,非常高兴说:“打了几天,没有见着日本兵什么样子,我今天定要去捉几个日本兵回来看看!”这时,正好师部炊事兵从几十里的后方送饭来,郭顾不上吃,随身带了几个卫士就冲上山去了。谁知刚上公路、正要爬山,就被敌人在太湖里汽艇上的机枪射中左腿,伤势比较严重,经卫士开枪掩护,才将郭背回师部。
刚回师部,郭勋祺用自己的绑腿缠紧左腿,乘师部汽车去南京治疗。郭走后,由林参谋长处理师部日常工作。这时,他与坐镇宜兴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联系,请求派部队接防。上官同意并批准一四四师撤离前线,部队开赴皖南太平谭家桥集中整顿。时军团长潘文华也在谭家桥,他听了一四四师作战经过汇报后,非常高兴,笑着说:“翼之带伤,是家常便饭,他真勇敢!”的确,郭勋祺在强大敌人面前,无所畏惧,他率领一四四师在这次战斗中,打得勇猛顽强,为保卫南京付出了血的代价,是有战功的。川军装备差,医药、担架(每团只有十几副到二十副)以及给养方面都很不够,可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保卫祖国,无论是兵是官,都咬紧牙关,毫无怨言。在战争激烈、伤亡很大的时候,常常因为担架缺乏,伤员抬不下来,怎么办?没有担架自己走,轻伤的总是不下火线,重伤的自己慢慢走下来也不叫苦。有个连长叫徐旭,头部中弹,弹从面部嘴角打进,右牙根穿出,满面血肉模糊,还是自己走下来的。
        当日寇在浙江金山卫登陆后,我方部队处于极不利的状况,幸有郭勋祺率部在太湖西岸和日寇浴血奋战三昼夜,阻挡了日寇久留米师团的追击,才稳住了阵脚,支援了友军。
        郭勋祺到南京后,南京实际上已是一座空城了。国民党中央各部、院、会已迁汉口,中央的作战机构也正往汉口撤退。医院的医生都跑光了。这样就把他的伤情耽误了三四天,以致化脓溃烂,在芜湖上药之后,去汉口住院。
        1938年春,郭勋祺伤愈出院。由于所部在金村附近阻击敌人,给以重创,致使敌人企图截断上海至芜湖间通道的打算,不能如期实现,使我方由上海溃退下来的庞大军队得以到达芜湖整训,因而得到陈诚、白崇禧的嘉奖,升郭为第五十军军长,辖第一四四师(师长范子英)、第一四五师(师长佟毅)、新七师(师长田钟毅),军参谋长为邓和,隶属于第三战区第二十三集团军,军部设在皖南青阳木镇。
当时郭沫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他与郭勋祺为多年故交。郭勋祺离开武汉去青阳木镇赴任时,郭沫若为他重上抗日前线,特赋七绝一首,书成条幅以赠。诗云:

山河破碎不须忧,收复二京赖我俦。
此去江南风景好,相逢应得在扬州。

        1938年初夏,因郭勋祺所部进攻芜湖,牵制日寇第一一〇师团,使其不能北上,配合台儿庄战役胜利有功,他又被晋升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第五十军军长。其部队驻防青阳、南陵、繁昌等地区,与新四军驻地相邻。那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领所部在皖南歙县岩寺镇整编后,开到泾县地区。新四军军部设在云岭村,距青阳木镇约五十华里。
        郭勋祺与陈毅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结下了友谊,同近在咫尺的新四军交往甚密。陈毅第一次去五十军军部看郭勋祺时,是偕军部秘书夏育群(兼军执法员)等数人步行去木镇的。陈毅在郭部住了三天半,建议郭的夫人罗显功说:“嫂子,你既然随军到前线,就可以把妇女组织起来,搞点战地服务工作,这很有意义。”在陈的建议和鼓励下,不久,太平、泾县两县妇女抗敌协会成立了。“太泾妇女抗敌协会”,由罗显功任主任委员,其成员中一部分是随军家属,一部分是当地群众。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的重大意义,慰问伤员,制作慰劳品,代伤员写家信以及缝补、洗衣等。“抗协”还经常组织力量,为士兵群众演出以抗战为内容的话剧。
        郭勋祺与陈毅在皖南最后一次会面,是陈去皖南路过郭的防地。陈向郭说,今后夏育群同志便是新四军派在第五十军的联络员。陈毅走后,即由夏来往于两军之间。一次,应第五十军的邀请,夏奉命偕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吴宝基、团员张茜等,率篮球队与第五十军作友谊比赛,郭勋祺夫妇殷勤招待,并看了球赛,宾主尽欢而散。不久,第五十军又派秘书长陈作孚等高级军官回访,受到新四军首长和战士的热烈欢迎。
        1938年秋,驻新四军战地记者,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由张茜和夏育群陪同访问第五十军。第五十军举办了盛大招待会。郭夫人罗显功代表妇女协会参加欢迎。史沫特莱因坐骑失蹄,把脚摔伤,住招待所疗养。罗显功携带礼品去慰问,恰巧张茜同志也在那里。她们一面吃水果,一面交谈。罗还特意带去四瓶云南白药送给史沫特莱,并介绍了用法和疗效。罗说:“照中国民间的说法,跌伤的人多大年岁就要多少天才能恢复。”史沫特莱笑笑说,她已五十岁了。张茜插话说:“她刚才还要急着下床活动呢!”这时,罗和张攀谈起来。她一再称赞新四军的同志会上唱的《慰劳歌》和张茜表演的《张大嫂送鸡蛋》。三人谈得十分融洽,就像老朋友扯家常一样。史沫特莱讲的是一口纯熟的中国话。过了两天史沫特莱坚持要下床活动,并要求向全体官兵讲话。郭勋祺为她作了安排。那天她讲的主要内容是抗战必胜,给了官兵很大鼓舞。
        十几天以后,史沫特莱和张茜等一行回到驻地,史沫特莱亲笔写了一封英文信向五十军致谢。接着,新四军在自办的油印刊物上,刊登了一幅封面画,画的是两只巨手紧紧相握,一只手写上“新四军”,一只手写上“五十军”,用以表现两军的战斗友谊。
        郭勋祺在皖南前线和新四军的友谊是深厚的。这种友谊的前提是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抗战,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和新四军交往中,还做了这样一些事:
        (一)第五十军办了一个军士队,为了向八路军、新四军学习游击战,特请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讲授游击战术。
        (二)新四军第四支队发生了一起严重违反军风纪的事件,新四军派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偕同军法执法员夏育群同去江北处理。他们先到第五十军联系,到达驻地木镇时天已很晚,受到郭勋祺的热情接待,并留他们住宿下来。郭问明情况后,于第二天派人去协助他们,通过第五十军河防去江北,查处了违反军纪的高敬亭等人,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三)郭勋祺从张云逸口里,知道新四军的枪弹很缺乏,补充也困难,便主动给予支援。前后赠送枪、弹两三次,其中一次是1938年秋,由管武器库的军械员李文尧经手赠送步枪三十多支,子弹一万发。新四军以陆平署名,写了感谢信。不久,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夏育群陪同下,去木镇向郭勋祺致谢。
        (四)一次,郭勋祺接到蒋介石密电,内容是“防共”问题。郭把密电给夏育群看了,示意他向新四军首长汇报。以后郭仍和新四军往来不断,对蒋介石的防共命令,不予理会。
         由于郭勋祺和陈毅的交情,由于第五十军与新四军频繁往来,郭被第五十军政治部主任陈去惑(黄埔六期毕业,解放后被镇压)告密。1939年秋,蒋介石即以贵池战役为借口,对郭勋祺横加“作战不力”的罪名,撤去其第五十军军长职务。当时郭正在最前线视察阵地,接到电报后,感到突然和气愤,沉默了半晌,对师长孟浩然叹息说:“我一片抗日救国的雄心,就这样无辜地断送了!”在场的中校营长张某怒气冲冲地说:“太不公平了,我主张掉转枪口!”郭立即正色制止说:“我郭勋祺决不做民族罪人!”孟师长说:“军长,抗日救国的机会,不是没有的,我们始终是跟着你走的!”郭当即电话告知罗显功,罗从盛村军部赶到老潭时,郭正从前线下来。当晚,他们研究决定要继续抗战,为国家、为民族贡献力量,就只有投靠新四军,一道抗日。在返回盛村途中,郭勋祺夫妇去伤兵医院,与伤员告别。伤病员全都流了眼泪,有的还哭出声来。最后,郭勉励伤病员安心养病,将来重上前线。回到盛村后,派出联络参谋温念君到云岭去找项英同志联系。项英说:“现在是团结抗日,不能给国民党以口实。”婉言谢绝了他们的请求。郭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多年以后,还向陈毅同志提到这件事。陈毅说:“那个时候怎么行?大局是团结抗日,还没有扯破脸皮嘛!如果我们接收了你们,就在政治上犯很大错误。蒋介石就会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不抗日,挖国民党的墙脚。翼之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该怄这个气。再说,当时我们的条件差得很,你这个当大兵出身的人可能吃得消,可是你那些部下都能像你吗?所以,翼之兄,问题不那么简单。”陈毅这一席话,提高了郭勋祺的认识,也解开了他心中的疙瘩。

        (此文写于1985年4月)

        (本文承罗显功同志提供了许多资料,承李文尧同志核实一些问题,并参考了林华钧《刘湘出川抗日及第七战区始末》一文有关章节     来源:《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