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国民党军队口述

余止沅:抗战时期的成都空防

        “七七”抗战开始后,日寇空军经常袭击我国后方城市,灭绝人性地狂轰滥炸。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四川始有防空机构的设立和防空工作的开展。由于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和我防空设施落后,致使我同胞在敌机空袭下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教训极为沉痛。笔者于1935年从国民党中央军校及防空学校受训毕业后,回川参加防空工作,直到解放为止,未曾间断。现就笔者在抗战时期任省防空协会指导员和省防空司令部上校参谋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回忆撰写成文,倘有遗漏错误之处,尚希知者指正。
一、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四川的防空机构及其活动
        1935年,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和王陵基任省府保安处长时,开始设置一个防空科,科长是曾紫霄(系防空专业人员)。1937年成立了四川省防空协会,刘湘兼任会长,曾紫霄任总干事,聘请曾在南京受过防空专业训练的黄国昌、李骧、肖豫、曾紫霄、费悟奇、熊铸、刘作霖、杨光远、葛森、李璋、修瑞、王云、黄均烈、耿道宏、王介祺、陈扬清、黄镇、任扶九、吕国翘、江绍曾、陈精业、余止沅等为指导员。主要负责宣传防空知识,指导防空工作。记得我们在成都市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内,曾举办过防空展览,宣传防空的重要性,使人民群众懂得防空基本知识。同时,省防空协会又在成都市外东原兵工厂办了一个“四川省防空情报训练班”,由刘湘兼任班主任,曾紫霄兼任教育长,教官及队长都是省防空协会的指导员兼任,并由国民党省党部调派窦琴伯、吕渺岩担任政治教官。受训人员,由全省各专区市县保送,毕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这是培训的第一批防空人员,为以后开展防空工作打下了基础。后来曾紫霄病故,省政府保安处防空科长由黄均烈继任,省防空协会总干事由费悟奇继任。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中央政府通令全国各地设立防空机构,始成立“成都防空指挥部”,及“成都市防护团”,由省主席刘湘兼任防空指挥官,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兼任防护团长。成都防空指挥部的参谋长由省政府派陈正西兼任,下面设有几个科。防护团设有总干事,由省防空协会总干事费悟奇兼任。省政府、成都市政府、成都警备部、省会警察局、电灯公司等单位,也调派人员配合工作。
成都防空指挥部成立后,撤销了省府保安处防空科,保留四川防空协会。1938年初,已率部出川抗战又兼任省内防空指挥官和会长的刘湘在汉口病逝。同年9月又奉命扩大成立四川省防空司令部,随即撤销成都防空指挥部,由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兼四川防空司令和防空协会会长,陈筑山、胡次威、黄仲翔担任副会长,仍由费悟奇兼任总干事。
        邓锡侯为了提高人民防空的认识,曾于1938年12月在《防空季刊》上发表《抗战与防空》一文,阐述防空是抗战后方的重大任务,强调空防对于国防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在社会上起到很大影响。《防空季刊》是省防空协会主办的刊物。防空季刊社的社长也是邓锡侯兼任,副社长为费悟奇兼任,总编辑是李骧,我也是编辑人员之一。这个刊物,主要是宣传防空的重要性,普及防空知识和报道防空工作,发行以来,卓有成效。

二、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的成立与撤销
        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于1938年9月成立后,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防空总监部指挥。全川的防空工作,除重庆另设有防空司令部由中央直接指挥外,其他各地都由省防空司令部统一安排指挥。
        省防空司令部的机构、编制庞大,一切事务所需经费也相当多,概由省政府照预算拨付,专款开支。
        国民政府在明令发表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兼任四川省防空司令的同时,命令驻成都空军第三路司令晏玉琮兼任防空副司令;继又任命朱瑛为防空专职副司令。朱瑛是邓锡侯旧部幕僚中的一员大将,曾任过旅长、军参谋长,深得邓的信任,因此能代行司令的一切职权。还配备少将顾问苏良聪,他与朱瑛同学,又为朱所信任,可以代朱副司令处理日常工作,并参与机密。副司令之下设有一名少将参谋长,由邓锡侯委派高炯担任。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又在中央防空学校毕业,是一个防空专业人才。参谋长以下设一、二、三科及秘书、参谋、副官、会计四个室,科以下还有若干个附属机构。
        省防空司令部里面的重要部门是一、二、三科。第一科又称军防科,负责办理积极防空,痛击来犯敌机。可是川军部队缺乏高射武器,积极防空的任务,就主要由空军部门担负了。该科只是负责与空军联络和交换空军情报而已。第二科,实为防空情报科,负责布置全川各地情报网,设置各地对空监视队哨,以航线为重点设立哨所,大的监视队辖六个哨所,小的辖四个哨所,重要地区还设有无线电台,办理收集防空情报,以便及时判断处理。该科下辖情报所、无线电台、视察室、警报大队、通信大队等机构。第三科又称民防科,负责办理消极防空,专门设有工程人员,主办大小防空工程,并监督指导各市县防护团的工作。
        省防空司令部是军事性质的机构,因而设有国民党特别党部。1942年前,上面指定特派员由副司令朱瑛兼任(以后朱调职,由继任的副司令兼任),委派闾永澍为书记长。各科室建立区党部,科室负责人既是特别党部的执监委员,又是区分部的委员。当时,国民党把防空司令部完全置于一党控制之下。
        1939年,全川各重要专区即乐山、宜宾、达县、万县、广元等,都奉命成立了防空指挥部,由当地驻军长官和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任正副指挥官(也有由省防空司令部委派的),各个指挥部的参谋长,统由省防空司令部直接委派,便于统一指挥。自贡市因是川省主要产盐区域,关系国计民生至巨,中央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令该市成立防空指挥部及防护团,编制的规模比其他专区大,并委派成都行辕第二处少将副处长白鉴宇担任指挥官,可见对自贡市比之其他专区更为重视。
        防空副司令朱瑛任内(1938-1942),办过两期“四川全省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哨长训练班”,班主任由邓锡侯自兼,副主任为朱瑛兼任。由各市县保送学员受训,训练课程由司令部派学过防空专业的人员任教,从而培养了许多有防空能力的人才。朱瑛还以防止汉奸破坏防空为理由,设了一个袖筒子里的“特务队”,派其亲信邓全斋为股长,从事特务活动。
        1941年7月27日,成都遭受敌机严重轰炸后,军委会防空总监部通令全国各防空机构,选送人员到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受训。省防空司令部保送少将参谋长高炯、笔者等前往受训。受训期满,蒋介石召开全国防空会议,防空总监黄镇球主持会议,蒋介石讲话说,“调训的目的,是要大家回去过后,为了加强防空设备,减少空袭无谓损失,搞好后勤防务工作。”会议结束,指定笔者负责办理四川防空联络小组事务。我们回来即向朱瑛副司令汇报,加强了防空工作。
        1942年9月朱瑛病故,值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从抗日前线负伤回省,邓锡侯调他继任防空副司令,邓对陈就不像对朱瑛那样放手,一切事情,都要过问。陈离接任副司令后,经邓锡侯同意,撤销原来的特务股,新成立一个谍报科,比原特务股大得多,派蔡玉彬任科长,向子赓任副科长,专门搞特务工作。原主任秘书余光弼调为顾问,派柯仲生为主任秘书。继续办了一期监视队哨长训练班及在四川省训团办了两期防空训练班,其他工作多是“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地进行。
        1944年成都市长余中英和警察局长方超合办一个“文英中学”,因校址问题,引起学潮(市中事件)。四川省主席张群与邓锡侯磋商决定,将余中英与陈离对调,平息学潮。余中英接任防空副司令后,原主任秘书已随陈离到市政府,改委敖杰接任,其余人员没有变动。此时已是抗战后期,敌机空袭大大减少,一年后抗战胜利。军委会防空总监部通令全国,所有各级防空机构全部撤销。省防空司令部奉令裁撤后,仍然和初期一样,在省保安司令部里保留一个防空科,费悟奇任科长,接收防空司令部的设备物资。至此,完成了它在抗战中所肩负的使命。

三、成都市防护团的设立及地面防空配备情况
        全川各市县设立防护团,是消极防空最重要的执行机构。它的任务是:敌机空袭前的疏散预防工作及空袭后的善后工作,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执行任务,基层编制有防护班、救护班、防毒班、消防班、交通管制班、避难管制班、灯火管制班、警报班、警备班等,根据各市县的实际情况设置。
        1940年,成都市防护团团长由市长余中英兼任,副团长由省会警察局长方超兼任。另设专任副团长,由省防空司令部委派左城夫担任。市区团以下按行政区设区团,区团长由各区区长兼任,副区团长由警察分局长兼任。区团以下是分团,分团长则由各联保主任兼任,副分团长由警察分驻所(派出所)所长兼任。分团以下才设各个专业班。防护团员则由工厂、商号、手工作坊等处抽调而来,先经“防空训练班”短期训练,使其懂得防空基本知识,以胜任防护工作。
        除上述各专业班外,还设有救护大队、消防大队、拆卸大队及轻重伤医院。由省防空司令部委派曾孟炎任救护大队长兼任轻伤医院院长,由省会警察局派消防大队长沈兆兼任防护团消防大队长,拆卸大队由市政府委派曾泽民、卓春山兼办,重伤医院由市各大医院兼办。
        每次敌机空袭时,防护团的工作特别紧张。当省防空司令部接到空袭情报后,由警报大队发出信号命令,防护团员立即走上自己工作岗位,执行任务。信号共分四种,以旗帜颜色与发放警报音响长短加以区别。如收到敌机由汉口起飞西上的情报,即发出“预行警报”,不鸣笛,用黄色旗帜识别,防护团员迅速出动,在街头执行任务,使人们知道敌机已向四川飞来。如敌机过宜昌西上,即发出“空袭警报”,用绿色旗帜识别,鸣笛一长音、二短音,连续十次,约一分钟,每响相隔五秒。要人们紧急进行疏散,隐蔽起来,以保安全。如敌机过夔府(奉节县)、万县,即发出“紧急警报”,用红色旗帜识别,鸣笛一长音、五短音,连续十次,约一分钟,每响相隔五秒。这时街道上行人立即停止通过,断绝交通。在敌机侵入市区上空,进行破坏扰乱后,证明确已返回时,才发出“解除警报”,用黑色旗帜识别,鸣笛一次,一长音不断,约一分钟。解除警报以后,市面秩序恢复正常时,防护团员才离开岗位撤走。
        当时成都市区和郊外都搞了一些消极防空措施,市区内共计挖掘水井一百眼,修建蓄水池四个,利用四门城墙修建了四个大型防空洞;郊外挖掘了一些露天防空壕,为通向郊外拆除了一些城墙缺口,建造了一些疏散桥梁。因此,使成都市民在敌机多次空袭中减少了伤亡和损失。
        至于积极防空方面,因川军部队没有高射炮的装备,有的部队只有用重机枪配上高射脚架,权当高射炮用。但它的射程近,敌机在高空投弹时,就不能发挥作用。因而这些部队,在空袭时主要是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积极防空的任务,在空中则由驻成都的空军驱逐机大队负责,在地面即由防空总监部派驻成都的防空部队负责。当时成都附近地面防空部队的实力和配备的情况是:
        成都新南门外红瓦寺(现在的音乐学院附近)置有苏联制造的七点六二厘米口径的高射炮四门。
        成都南门外红牌楼附近,安有德国制造的镜面为一百一十厘米直径的照空灯一具、听音机一部,为探照侦听敌机方位用。
        成都新西门外青羊宫附近,安有镜面为一百一十厘米直径的照空灯一具,有德国制造的两厘米口径速射高射炮两门,高射机枪数挺。
        成都西门外“抚琴台”附近,安有镜面为一百一十厘米直径照空灯及镜面为六十厘米直径的照空灯各一具,两厘米口径高射炮四门,高射机枪数挺。
        成都北门外凤凰山周围,有苏联制造的七点六二厘米口径高射炮四门,两厘米口径高射炮四门,高射机枪十余挺,大、小直径照空灯四具,听音器一部。
        成都北门外青龙场附近,有小直径照空灯两具,两厘米口径高射炮两门。
        成都东门外五桂桥附近,有小直径照空灯两具,两厘米口径高射炮两门。
        成都东门外兵工厂附近,有一百一十厘米直径照空灯一具及六十厘米直径照空灯一具,两厘米口径高射炮四门,高射机枪数挺。
        以上防空装备,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防空总监部派驻成都防空部队的高射炮连连长廖凯、照测队队长向竹贤统一操作指挥,与省防空司令部只是联系情况而已。当时成都市区连同郊区的幅员也不算小,配备的地面防空武器,严格说来是较薄弱的。所以每当敌机空袭时,主要还是采取消极防空手段,尽量做到使绝大多数市民疏散到郊外躲避,减少伤害和损失。

       (此文写于1985年4月)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马宣伟、刘式骧等同志大力协助并提供有关资料,特此致谢   来源:《成都政协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