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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钟光鋆:异国他乡的军旅生活

        我父亲是位私塾先生,母亲则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正是家中的老幺。几个哥哥姐姐或工作或成家之后,我才上小学。父母很是宠我,家里条件又不差,我基本没吃过苦。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却感到压抑,日本鬼子都骑到我们头上来了!独山失守四川将不保,难道还等着做亡国奴么?愤恨之余,瞒着家人,投笔从戎,往老皇城报名去了。那时正是11月,皇城外的考棚也还在,美国的军官们身着军便服为我们体检。大伙儿脱光了挨个儿检查。我心里有些紧张,生怕选不上。那位瘦瘦高高的美国中士像是看穿了我的心事一样,往我背上重重一拍:“OK!”
        我大喜过望,跟着一块儿来的同班同学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学校去。同窗们早作好了欢送会的准备,相聚之后,第三天我们便出发了。
        到印度后我做了一名宪兵,编入了宪兵三营第四连第二排第五班。回想起来,当时是糊里糊涂地上了车,糊里糊涂地做上宪兵的。等大家伙儿反应过来时,已经到达驻地了。当下就有许多人吵了起来,非要上前线不可:“我们是来打小日本的,不是来做缩头乌龟的!”
        部队里于是就派了教官来向大家解释宪兵的重要性。宪兵可是军事警察,少了宪兵那怎么行呢?于是心里虽有不平也渐渐平息下来。一门心思全用在学习上,琢磨着虽然上不了前线,换个方式也得为国争光啊!
        虽然已在成都市立中学念到高三了,可我的英语还是很烂。编班的时候,便把我分到了初级英语班。教官是一位三四十岁的美国人,名叫Clyde,一米七八的个子,说起话来连比带画,比如,站住stop,投降surrender。说投降的时候他一下子忘了中文应当怎么讲,想了半天干脆双手上举,口里念念有词:“surrender、surrender……”逗得全班哈哈大笑。他却因为达到了目的对着我们竖起大拇指:“China,OK!顶好,顶好!”
        等调到了驻印军联合指挥部,我接触的美国人更多了。指挥部设在离雷多不远的公路边上,警卫室就是一顶大帐篷。中美两国的卫兵搭配着值班站岗,和我一组的那个美国兵威廉是一个混血儿,母亲不知是亚洲哪国人。他的个子较一般的美国兵要矮,脾气却比谁都大。你用警卫室的电话他要骂,你说几句俏皮话他也听不惯,黑人来办事时他更是虎着一张脸,大伙儿都积着一肚子的火气。
有一次,轮到他和陈发光一起守桥。陈发光是个矮个儿,也就一米五左右。听人家说刚到印度那会儿,他领到的军裤是卷了十二卷才算穿着合身的。但人不可貌相,陈光发虽有个“陈矮子”的绰号,却掩盖不了他身为川大外文系高才生的才华,一口英语说得字正腔圆。守桥是一件很无聊的工作,闲下来时,两个人就开始聊天。不知怎么搞的,一来二去他们就吵了起来。威廉平时因个子小也只是磨磨嘴皮子不敢逞威风,今天一看是比自己个子还矮的陈发光,一拳下去就把“陈矮子”打翻在地。陈发光也急了,顺手摸起一块鸡蛋大的石头就扔了过去。威廉额头上顿时肿起了个包。“陈矮子”还要上前,被闻声赶来的战友拉住了,那边的威廉却嚷开了:“朋友,顶好!朋友,顶好!”打那以后他再也没同谁发过脾气。
        除了美国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离乡背井、见到我们如见亲人的华侨。华侨对我们的情谊,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掉。身处异国他乡的我们,还是一个个半大的孩子,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得好好照顾自己。有一回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高兴之余,大伙儿便邀着去赶集。三五一群的拦车到了一个小镇上。印度人每逢赶集地摊上总有许多小玩意儿,我们觉着新鲜,就蹲在地上仔细挑选。我正看得入神,忽然听到“哞……”的一声长唤,旁边有一头牛走了过去,吓我一大跳!左边地摊上的一位战友用手轻轻拍了牛头一下:“别在我身上嗅来嗅去的!”
        见此情景,几个人都乐了起来。“印度人也真是的,整天让牛闲逛也不管!”那位战友拍了拍自己的衣裳。这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笑过之后,很快也就忘了,大伙儿继续在街上打发时间。
可过了不久,一位中年华侨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跟前说:“你们快走,回驻地去!”众人不解地看着他,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们是不是有人打牛了?村子里正商量着要给你们一个教训。还不快走!”大伙儿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么严重。原来印度人也有差别,有的不吃猪肉专门杀牛取食,有的却把牛尊为神明。
        我们一行人都已经散开了,于是约好在场口上见之后,就分散开去通知所有的战友。幸喜穿的都是军装,好辨认,十几个人很快就聚齐在场口上。
        当时,没有什么班车和公交车之类的说法,要到哪里去,如若不是自己开车,就站在路边,看老美的车从远处来时伸出一只手,竖起大拇指拦车,想到哪儿都行。这次却偏偏越急车越不来!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喧闹声由远及近。回头一看,村子里的一大帮印度人(有二三十人)操着家伙赶来了!吓得我们出了一身冷汗,手无寸铁的,怎么跟人家打?但那群人却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嘈杂了好一阵子后,只是回过头对我们嚷了好一会儿,就掉头走了。
        正纳闷时,那位华侨大叔又跑了过来:“小伙子,你们放心,他们已经被我劝回去了。你们快走,下次可不要再得罪牛了啊!”可惜当时走得仓促,也没问他老人家的姓名,更没法报答这份情谊!
在国外,不要说是华侨,只要同祖国有点儿沾边,我们都觉着万分亲切。在异国他乡的那一段日子里,吃得最香的一顿饭是余副营长在加尔各答华人街中餐店请客的那一次。我和几位战友奉命到加尔各答去接收中国籍的逃兵,有整整一个星期的公差时间。加尔各答那时被称为兵城,街上、餐厅、俱乐部……到处都是军人。我们住在联军招待所里头,有空的时候就出去走走。一天下午竟然遇到了军训时管我们的余副营长。他正在休假中,见到我们很是高兴,非请大家吃饭不可。
        他是个湖南人,老兵,对学生兵很器重。看我们都是四川人就点了一桌子川菜。老板似乎同他很熟,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张口就能听出是个广东人。时时吃相同的东西,早就腻了,很盼望能吃上中国菜,更怀念家乡的小吃。就连原本瞧不上眼的锅盔,也在思念中成了美味。突然之间有了吃家乡菜的机会,大伙儿的眼睛都亮起来了,焦急地等着菜上桌。麻婆豆腐才放稳当,几双筷子就迫不及待地伸了过去!几乎每一道菜都是刚上桌就见了底。最后上来的是焦皮肘子,揭开外面那层皮,里头是半肥半瘦的肘子肉。我闻着那香味差点流下泪来,在家时,母亲最常给我做这道菜!我的思乡情越发浓厚起来……
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终于得以回国完成学业。但异国他乡的这一段生活是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永世难忘……

       (钟光鋆系农工党成都市委会机关原组织处处长    来源:《成都政协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