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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口述

易明志:成渝救护工作忆旧

        1937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敌机对我空袭频繁,虽然一时还未轰炸到大后方的四川境内,但人民群众已十分担心生命财产的安全。当时,成都华西大学的医科学生们,都预感到防空救护工作迫在眉睫,不容忽视。大家认为政府当局不关心民众的忧虑和疾苦,我们这些医科学生应该有所贡献。于是由罗盛昭、杜顺福二位同学与成都基督教青年会代总干事任子立先生洽商,共同举办防空救护训练班。经会商决定:由青年会出地址,负责办理事务工作,印制讲义;我校医科学生负责教学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授课。教材采用上海出版的《防空救护常识》和我们自编的讲义。每晚六至八时上课两小时,两个月为一期,每期招收初中毕业生一百人。招生广告甫经登出,男女学生报名即十分踊跃,限于教室容量,乃按报名先后次序,分期进行训练,参加授课的同学有罗盛昭、杜顺福、王立础、易明志、杨振华、吴崇福、成宾、张泽镐等人。课堂教学非常认真,受训学生经期末考试,成绩优秀,实际操作都已熟练。结业后即编成义务防空救护队,参加过数次防空演习。此时成都尚未遭受敌机空袭,救护工作处于准备阶段。
        1938年6月底,我从华大毕业后应聘到重庆红十字会医院工作。离开成都时,青年会救护训练班已结业三期,以后则由在校同学成宾等继续授课,共办至第七期为止。到第四期时,即由青年会会长黄岛晴将三百名已结业生移交给成都市防空指挥部救护组长邹烈光接收,以后各期培训结业后亦如此。该防空指挥部把他们编为防空救护大队,有空袭时即在指定地点集中待命,出发抢救。
        我到重庆后,南京已失守,武汉告急,而重庆政府当局对防空救护工作仍无充分准备,遂与重庆青年会总干事兼红十字会重庆分会总干事黄次咸和此时已到国际联青社儿童卫生所任医生的罗盛昭等商议,拟用红十字会名义,开办防空救护训练班。大家一致同意采用成都的办法,随即招收学员,由几位医生和护士上课,进行培训。
        重庆红十字会防空救护训练班第一期于1938年10月21日结业后,随即续办第二期,并同时以先结业的学员开始组成红十字会义务防空救护队。队里规定:当空袭警报发出后,队员们立即到青年会国际联青社儿童卫生所集中,每人发给救护包一个,作抢救伤员用,并佩戴袖章,以资识别,紧急警报发出后,即进入青年会防空洞内暂避;敌机轰炸后,在警报解除前便出发抢救伤员。轻伤者包扎后回家,告以隔日到附近医院门诊换药;重伤者则用担架抬送医院治疗。急救工作完成后回队交还救护包,补充药品器材,准备下次使用。后来有一部分防空救护训练班结业的学生还主动参加了由罗盛昭大夫带领的第四十九红十字会医疗队,奔赴江西抗日前线,做战地救护工作。
        1938年冬,重庆曾多次发出敌机来犯的空袭警报,救护队员们亦曾多次集中待命,但敌机均未飞临重庆上空轰炸。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陪都重庆,自此,敌机常来空袭,狂轰滥炸。
        1939年1月15日,敌机首次轰炸了重庆,重点在朝天门一带,我们全体队员听到敌机声音远去,空袭警报尚未解除前,即奔赴现场抢救。对轻伤的消毒包扎伤口,给服镇痛药;对重伤的则填好伤票,抬送医院抢救治疗。当时被炸的男女同胞尸体,有的血肉模糊,手脚不全;有的肚破肠流,身首异处,真是惨不忍睹。全体队员目睹此惨状,十分痛心,无不痛恨敌人的残暴凶狠。
        在这次抢救工作结束后的总结座谈会上,大家提出,由红十字会出面交涉,全市各防空洞均应让救护队员凭证进入,不受任何限制,以便在抢救伤员再遇敌机临空时,好就近暂时躲避,以利救护工作。经总干事黄次咸出面交涉后,市防空部同意,并通知各处防空洞管理人员随时让救护队员进出,以保证安全和执行抢救任务。
        1939年5月3日及4日,众多敌机连续大举轰炸重庆市区,炸坏及烧毁房屋很多,老百姓伤亡人数甚众。我全体救护人员在空袭警报尚未解除、炸弹爆炸声刚停时,就立即出动,奔赴各受灾现场抢救伤员。尤其是5月3日,敌机炸断电线及自来水管多处后,停电停水,给急救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队员们努力克服,毫无怨言;有的小街巷两侧房屋被炸起火,燃烧着的房屋又倒下隔断了通路,而远处又有伤员急待抢救。于是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势猛烈的险区,赶到现场抢救。
        敌机连续两日的大轰炸,使人民群众损失严重,许多市民逃离市区,疏散到乡下临时建房躲避。重庆市防空救护委员会又商请黄次成等人出面组织国际服务组,并拨款一万元,正式成立国际服务组防空救护队。黄与我商量,由我任队长(义务职),召集在防空救护训练班受过训的人员组成。时间紧迫,我遂书写通知,张贴于各城门口,请受训结业的学员速来重庆青年会报到。有队员刘明光(后任第一分队长)、卢建安、唐亚夫、杨济生(后任另一分队长)、叶茂华、王万侠、罗文卿、周夕郊等多人陆续前来报到,随即集中编队,并定每人月薪三十元。当时还有从河北保定逃难来渝的护士王渴义,激于爱国热情,虽非我训练班学员,但他见到通知后亦来参加,我们表示欢迎。因他系职业护士,就任为救护队的中队长,专管平时训练及空袭后带队执行抢救事宜。我们这个防空救护队于1939年5月15日组成,下设五个分队,各设分队长一人,队员十人,配有担架两副,负责运送伤员。
        1939年5月25日,重庆又第一次遭遇敌机夜间空袭,市民死伤甚众。当晚我们全队出动,每个分队分赴一个现场,抢救的受伤人员中,重伤的不少。这是由于过去敌机都是白天空袭,人们以为夜间不会来轰炸,不免粗心大意;同时,许多市民在敌机空袭时爱到公园内树荫下躲避,以为安全。不料那晚公园内中弹特别多,所以造成大量伤亡。
        此后,敌机空袭重庆更为频繁。我们救护队员往往在第一次敌机轰炸后即出动抢救,当现场伤员还未处理完,第二批敌机又临空了,只得又进入防空洞,待敌机离去,才又出动抢救。或者一处抢救刚刚完毕,又得到通知,马上到另一处抢救。有时行至中途,又遇敌机临空,只好再进入附近防空洞,往返奔波,弄得精疲力竭。由于队员少,受炸面积大,伤亡人数多,于是一个分队要分赴几处现场抢救,有时甚至一个队员单身到一处现场抢救。可见当时救护队任务的繁重而艰巨了。
        在此期间,我们发现所有防空洞空间甚小,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时间一久,容易缺氧,使人窒息。有一次许多人挤入一个大隧道内躲避敌机空袭,便有二十余人昏倒在洞内。当时,我们救护队正在被炸现场抢救伤员,闻讯即由一分队队员奔赴大隧道中,将窒息者全部背出,在露天施行人工呼吸抢救,均恢复健康。救护队员亦曾有二人先后在洞中昏倒,恢复知觉后又自告奋勇立即进入洞内背出其他窒息人员。此后,我们向国际服务组反映,建议防空救护委员会在大隧道内安置通风设备,储备氧气,禁止吸烟、燃火等,以保证避难人员的安全。
        1941年,政府当局有限的一万元拨款用完后,不再拨款,国际服务组被迫宣布解散救护队,部分队员转入重伤医院工作。

       (来源:《成都政协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