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口述经验

张杨:高校口述史项目如何开展:以四川大学新津口述历史调查为例

      摘要:口述史是近年来中国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高校在口述史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口述史项目开展的流程关系口述成果的可信度,因而至为关键,四川大学经过六年的实践,逐步探索出一条“寻:找合作机构——确定口述主题——登记口述对象信息——组建口述团队——文献阅读研讨——注重访谈现场——整理归档”的口述史实践路径。此流程以历史学为本位,每一步设计皆为得到相对客观的口述资料服务,并力图将口述与文献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服务于历史学学术研究。

      关键词:口述史;历史学;四川大学;新津

      受科技发展、学术研究转向、文化回归等因素的影响,口述史逐渐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和大众关注的热点,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大好局面。不管是将口述史视为寻找史料的渠道,还是探寻历史记忆的途径,抑或历史记录、编纂的方式,口述史对当前学界和当代社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1]

      目前中国的口述史研究,日益呈现跨学科、多维度推进的态势,口述史因具有公共史学的优势,因而参与人数较多,展现出众声喧哗、众生平等、公众参与、多头并进的特点。[2]因理论先天不足及行业规范缺乏,学院派与公众派虽交流较多,但也出现了各自为营、各自表述、资源封闭等问题,对口述史未来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口述史项目因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目前全国各地的口述史研究者,主要集中于高校、科研院所和独立研究机构,众多口述史项目亦依托上述平台开展。[3]如何使口述访谈得到预期效果,各地皆有自身的实践经验,本文通过对2015年四川大学新津口述历史调查的过程进行深描,分享四川大学六年来的探索历程。

      四川大学口述史项目自2013年启动以来,利用每年暑期历史学本科实践教学课程,开展口述访谈,迄今已历六年。六年间,我们以成都市中和场、大邑县安仁镇、新津县、四川大学、成都钢铁厂和新都县为田野地,进行口述史实践活动。目前已完成四百余人的口述访谈,所得口述资料近千万字,主要集中于以下主题:老成都民俗、四川地方军阀、保育生、南下干部群体、四川大学校史、工业化建设与国企改制、集体化时期的基层干部、改革开放、三线建设等,详见下表:

      四川大学口述史项目与历史学本科实践教学相结合,以历史学本科三年级学生为基础,吸纳具有口述历史经验和兴趣的教授、青年学者、硕博士研究生共同组成口述实践团队。在进行充分的文献准备之后,走出书本,走进田野,一方面培养学生感知历史、了解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弥补日常课堂教学缺陷,使学生理解历史的多元和温情。[4]经过六年的实践,逐步摸索出一个高校开展口述项目的基本流程。

      一、寻找合作机构

      口述历史调查需要访谈者走出自身熟悉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场景,走进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之中。这个陌生不单包括语言沟通的障碍、代际差异的鸿沟,也包括地方性知识的缺乏、文献准备的错位。作为外来者,如何快速融入到当地的知识和逻辑体系之中,是口述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的关键步骤。因此,在开展口述项目之前,我们往往会先联系和拜访当地的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机构负责人,其主要目的即是寻找合作对象,充分发动地方资源,以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

      因口述史具有明显的公共史学特征,因此地方机构也比较乐意与高校合作,开展口述史项目。[5]六年间,我们分别与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办事处、安仁文博管委会、新津县档案馆、四川大学校史馆、攀成钢离退休服务中心、新都老干部局等地方部门合作,开展口述史项目。上述部门将其掌握的地方社会资源信息分享给我们,不但可以促进我们对口述田野的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尽快融入当地人的生活。2015年新津口述历史调查,即是在新津县档案馆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

      新津县档案馆藏有222卷乾隆至宣统年间的清代水利、仓储档案及近三万卷民国官方文书、司法档案。自2013年起,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便带领其硕博士研究生利用新津档案开展学术研究,并将学术成果赠送给新津县档案馆,双方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2014年春,双方对新津清代祠堂、新津明清进士、新津抗战历史等主题开展史料搜集、整理和宣传工作,在合作中多次运用口述历史的调查方法。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新津县在抗战期间有其独特的经历:一是扩建新津机场,作为国民政府在大后方修建的“特种工程”之一,新津机场成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入印受训的出发地,抗战后期更是美国B-29战略轰战机轰炸日本本土的后方基地,作为中美两国合作抗战的象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成都市第四保育院,保育院是抗战时期宋美龄、邓颖超等发起的救济战时难童的机构,成都儿童保育分会下设四个保育院,其中前三个皆于1942年和1943年解散,唯有第四保育院于1939年9月在新津成立之后,一直维持到1946年,并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保育院是抗战建国的重要标志,保育生在新中国各行各业都发挥了巨大作用。[6]

      新津县档案馆藏有新津机场和成都市第四保育院的丰富史料。对此,新津县档案馆希望探索新的抗战纪念方式,将档案史料利用起来,研究抗战历史,宣扬民族精神。经过双方沟通,决定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对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参加过修建新津机场的壮丁以及成都市第四保育院的保育生群体进行口述访谈,让其讲述自己的抗战故事,然后与馆藏档案和文献资料互相配合,形成多元综合的史料体系,让静态的历史生动起来。因此,双方于2015年5月签订了四川大学历史学本科教学实习基地协议,并约定于2015年7月初在新津开展为期10天的口述历史访谈。

      为了扩大合作面向,新津县档案馆推荐了新津县县志办的潘夕潮主任,潘先生是民国时期川军领袖潘文华将军的后人,在新津县文化界工作多年,对新津的历史进程和地方风物皆熟稔于心,并且对民国时期川军内部的关系、川军与中央军的关系、川康实力派与国民政府要员的关系皆有较深的研究,对许多掌故了如指掌。[7]潘先生作为地方文化名人参与口述项目之中,帮助审核访谈提纲,校对口述文本。

      二、确定口述主题

      口述史是记录受访者人生经历的方式之一,寻找什么样的受访对象,选择受访对象的哪些人生经历作为访谈重点,决定着口述历史的呈现方式。过去皆为历史,人生又包罗万象,为避免访谈范围过大而导致口述资料散漫,在口述项目开始之前,要与合作机构确定口述主题。

      上文已提及新津县在抗战时期的特殊经历,且档案馆有丰富的馆藏档案可供前期查阅和后期研究,因此双方确定的三个口述主题分别为:抗战时期新津机场的扩建、新津县的远征军以及成都市第四保育院。然而,在我们查阅资料和寻找口述对象的过程中,发现前两个主题想要找到合适的访谈者非常困难。因为抗战时期新津机场大规模扩建是在1943年,而远征军入缅入印亦在1940年代初,经历过上述两个事件的人,势必已经90岁以上。在我们深入城乡寻找口述对象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类人已经很少在世,即使在世,也大多身体衰退、记忆模糊。因此,我们将前两个主题确定为“急需抢救”“重中之重”的题目,在口述过程中,安排优先访谈。

      成都市第四保育院的保育生则人数较多,且记忆相对清晰,当年的保育生现今已是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我们在新津县城乡先后寻觅到了十余名适合访谈的保育生,并借此将保育院确定为主要口述主题。然而,只有保育院作为主题,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口述史项目,必须另辟途径,寻找新的主题。

      在新津县档案馆的介绍下,我们来到新津县老干部局,老干部局是县委的下设机构,主要负责本地级别较高的离退休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生活保障等工作。因时任新津县档案局局长兼任老干部局局长,所以新津县老干局的态度非常积极,并且他们也希望对离退休的老干部进行口述访谈,保存录音录像,以呈现新津建国后的历史。

      我们主要选择离休干部进行口述访谈,这些离休干部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1949年跟随一野十八兵团和二野南下的北方干部,另一部分为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级别较高的新区干部。离休干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基层政权的执政者和国家政策的执行人,对基层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我们拟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基层政治与乡村社会”作为主题,访谈新津县的离休干部。

      除此之外,在新津县档案馆介绍下,我们前往新津县民政局,查阅享受特殊政策的人员名单。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近百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他们多已八十多岁,对抗美援朝有亲身体验。因此,我们亦将抗美援朝作为口述主题,希望了解普通战士的战场经历。

      经过近半个月的调研,我们最终确定了成都市第四保育院、新中国成立后基层政治与乡村社会、抗美援朝战争作为新津口述历史调查的主题。并根据此主题,深入城乡寻找口述对象,登记口述对象的基本信息。

      三、登记口述对象信息

      寻找合适的口述对象是口述项目顺利开展最关键的一步,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了解口述对象的个人信息,我们制定了口述对象调查表。调查内容为:姓名、性别、年龄、简介及主要经历、可重点访谈的内容、住址、联系方式、家庭联系人、身体状况、听说能力、是否愿意接受访谈等11个项目。

      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是方便我们后续筛选口述对象,并做好访谈的准备工作。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联系方式、家庭联系人)有助于我们掌握口述对象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年龄,当我们对口述对象的简介知之甚少时,我们可根据其年龄,反推其生活的时代和经历的事件。

      此外,我们也关注口述对象的身体状况和听说能力。身体健朗、记忆清晰者,是首选的口述对象;而身体羸弱、记忆混乱者则不是最佳的口述对象。听说能力主要关注语言问题,如某些南下干部至今仍然说山西话、河北话等家乡方言,如果没有受过这些语言训练,在访谈过程中会出现交流障碍。

      除了以上基本信息外,我们要求在登记口述对象信息时,应尽可能地填写其简介及主要经历,目的是使我们尽可能地了解口述对象的人生经历,了解哪些历史是他经历过的,哪些历史是他可能了解的,哪些历史对他有重大影响,从而将个人生命与大历史结合起来。在后续工作中,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从学术的角度,填写可重点访谈的内容。

      举例说明:钟光林,生于1933年,四川郫县人,贫农出身,1951年参加工作,1953年之后历任郫县回龙乡乡长,团结、犀浦等乡党委书记,1965年任郫县县长,文革初期被打倒,改革开放后任新津县委书记,1992年退休。根据钟光林的人生经历,我们拟定了重点访谈内容即:新区土改、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四清和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新津县是刘永行、刘永好家族希望集团的最初起点,钟光林时任该县县长)。[8]根据上述五个主题进行文献阅读与提纲设置,在访谈过程中与钟先生进行了良好的互动,访谈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将口述对象调查表分发给新津县档案馆、新津县老干部局,由他们下发各乡镇填写。此外,我们分别拜访了潘夕潮先生等新津县地方文史研究者,请他们推荐一批对新津县历史有重要影响或个人经历相对丰富的口述对象,并填写登记表。同时,经过多方努力,我们找到了新津县老年协会负责人白德彦先生,白先生推荐了老年协会里适合做口述访谈的对象,并帮助填写了登记表。

      我们将上述三个途径得到的共二百份左右登记表收集回来后,根据其接受访谈的意愿、身体状况、听说能力等内容进行第一轮筛选,将不愿意接受访谈、身体较弱、谈吐不清、记忆模糊者暂时撇开。而后根据其年龄和人生经历,着重选择那些历史参与程度较高,甚至某些方面创造或改变历史的人作为口述对象。选择完成后,我们一一打电话与口述对象沟通访谈时间和地点。

      四、组建口述团队并培训

      一个好的口述史项目需要优秀的团队作为支撑。[9]我们的口述团队一般为四十人左右,人员构成如下:带队老师1人,学生总负责1人,口述资料汇总1人,民间文献扫描复印1人,上述四人为口述项目的负责者;其余36人分为9个小组,每个小组4人,设组长1人,组员3人。

      我们的口述史项目采取与本科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其主力成员为四川大学历史学本科三年级同学。此时他们进入历史学专业学习已有三年时间,对历史学的学科规范较为熟悉,并且刚学完通史课程,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皆有所了解。同时,历史文化学院诸位老师开设的众多选修课,如政治史、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城市史、乡村史、地方史等专题研究,为口述史成员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同时,为了提升访谈的深度和质量,我们每年吸纳10名左右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阅读了大量的既存研究和历史文献,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更具广度和深度。我们基本上给每个小组配1名研究生同学,作为助教,保证访谈的效果。

      我们的口述史项目基本在成都周边范围内开展,四川话成为口述访谈过程中的基本语言。在组建团队过程中,我们要求每位同学都有听说四川话的能力,一方面拉近与口述对象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便于录音整理。[10]但是,历史学本科三年级的学生中仅有四分之一是川渝人士(约二十人左右),因此我们要求每个小组至少有两人可以完全听说四川话,其余两名同学也要尽力锻炼自己的四川话听说能力。

      人员招募完成后,我们根据“本科生与研究生搭配”“男生与女生搭配”“川渝同学与外地同学搭配”的原则,对团队进行分组。每组4人中,负责主问并记录者1人,负责补充提问并记录者1人,负责录音录像拍照者1人,负责安静环境保障者1人,四人形成一个口述小组,共同开展口述访谈。

      团队组建起来后,我们邀请口述史和地方史领域的专家、学者来校为团队进行为期两天的集中培训。在口述史研究领域,我们连续六年皆请西南民族大学人类学家张原、汤芸两位研究员来做“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张原老师讲口述史理论,汤芸老师讲口述史方法。二位老师皆受过人类学的科班训练,利用口述的方式开展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最基本的工作方式之一,因此二位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对我们进行有关人生史与口述史方面的培训。培训使同学们大致了解了口述史的意义和学科规范,对后续口述实践的开展大有裨益。

      在口述史理论与方法培训之后,我们还邀请地方文史研究者来校开设地方史学术讲座,增进同学们对口述田野地的了解。在新津口述史项目中,我们邀请了新津县县志办的潘夕潮先生开设“新津历史文化讲座”,潘先生从新津县的建制沿革、自然地理、历史人物、古迹遗存、近代变迁、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等角度全面介绍了新津县的历史文化,并重点讲述了与口述主题相关的三个方面内容:“风烟望五津:新津与抗日战争”“万里赴戎机:新津与抗美援朝”“敢教日月换新天:集体化时期的新津”。地方历史讲座十分重要,因为历史是多层次的,教科书多书写国家层面的历史,而地方史却有自身的特色,因此,把握地方历史脉络,寻找其与国家历史之间的联系,是口述史项目开展的必要条件。

      五、文献阅读与研讨

      充分的文献准备是开展口述访谈的必要条件。在口述项目开展前夕,我们会系统的搜集两方面的文献:一、与口述主题相关的既存研究;二、与口述田野相关的文献史料。文献阅读与研讨即是所谓口述前期的案头工作,定宜庄先生指出:“我强调的就是,你得了解这个研究课题背后的制度,这是最基本的。怎么去了解这个制度?就是靠查阅官方文献,同时还有地方性的文献,二者或者互为补充,或者有歧义的时候互作校正。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向导’,没有这个‘向导’是不行的。”[11]

      我们根据新津口述项目所确定的三个主题,较为系统的搜集学界既存研究:一、抗战时期的保育院和保育会:全国妇联编的《抗日烽火中的摇篮: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文选》从保育会的发起、筹备、成立到宣传、募捐与儿童教养都有详细的记录,有助于我们了解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全貌。二、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基层政治与乡村社会:杨超等主编的《当代四川简史》从四川解放到集体化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对20世纪下半叶的四川历史有一个粗线条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共和国时期四川的政治、社会等情况。三、抗美援朝战争: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是一部用大量的中苏档案写作而成的,对抗美援朝有诸多史实纠正的著作,有助于我们了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急需恢复发展生产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卷入这场战争;关于战场军事部分,洪学智将军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提供了战争的具体情形,洪学智是志愿军副司令员,其回忆中不仅包括个人亲身经历,而且还有对战争的感受,有助于我们理解抗美援朝战场上普通士兵的情感。

      与口述田野相关的文献史料,则主要选择地方志、文史资料选辑、地名录、重要档案资料。地方志是对一个地方百科全书式的描述著作,涉及地方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地方。我们选取的是1989年出版的《新津县志》,该县志是新津县县志办自1980年起,历时近十年写作出版的,反映新津各方面的情况,许多描述更是直接摘录原始档案,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文史资料选辑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亲见者、亲闻者根据自身经历,回忆并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资料汇编,反映了许多历史真实和历史感悟。因此,我们从《新津文史资料选辑》中选取与口述主题相关的论述以及对新津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回忆录,作为我们了解地方历史的补充资料。

      地名录是了解地方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的重要文献,地名录不仅包括各乡、镇、村的基本情况,还包括河流、山脉、水利设施、桥梁、渡口、道路、矿产、企事业单位以及名胜古迹等各方面的信息。我们将《四川省新津县地名录》作为工具书发给同学,以便在访谈过程中查核地名,以免出错。

      档案资料是相对原始的历史记录,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最本初的面貌。我们到成都市档案馆查阅有关新津县土改、抗美援朝、统购统销等方面的档案资料共150余卷。同时在新津县档案馆查阅有关川军抗战、成都市第四保育院、新津机场、南下干部、合作化运动、改革开放等方面的档案资料共520余卷。这些档案资料对我们更直观的了解口述田野地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将上述资料进行汇总之后,选择相对重要的文献,编订成册,分发给同学。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口述田野,我们将地方历史拆分成若干主题,要求每一小组准备一个主题进行现场报告。团队一共分九个小组,我们亦将新津县地方历史共分为九个主题:抗日战争与蓉四院、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与乡镇企业。一般情况下,同学阅读文献资料和准备主题报告的时间为一周左右,一周之后,所有参与口述访谈的成员全部集中学习,一方面聆听每个小组的汇报并学习讨论,另一方面探讨每一个主题对应的访谈提纲。经过这两个步骤之后,同学们对口述田野地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问题意识和访谈提纲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六、口述访谈的过程和方式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制定了两份口述访谈过程中的指导性文件:大事记和访谈提纲。大事记是在地方志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口述主题相关的信息。大事记采取列表比对的方式,将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和县级层面的大事罗列出来,以方便查照。同时,汇总访谈提纲,按照主题将访谈时需要提问的问题罗列出来,以便于参照。

      口述访谈的流程基本是上午访谈、下午整理、晚上研讨。我们提前与受访对象确定口述的时间、地点,约定的访谈时间基本在上午(上午思维较清晰,且老先生习惯下午喝茶会友,一般无时间),访谈时间约为两个小时,根据受访对象的身体状况适当的调整。访谈地点首选受访对象熟悉的场所,如受访对象家里、以前的工作场所、熟悉的茶馆等,为其讲述提供一个轻松的环境。

      正式访谈开始之前,首先应向受访对象说明我们的姓名、机构以及口述访谈的目的和用途,强调用于学术目的而非商业用途;其次询问受访对象是否允许录音录像,如果得到其应允,则打开设备,开始记录;再次将“四川大学口述历史纪念”的纪念碑(或其他小礼物亦可)赠送给口述对象,感谢其接受访谈,并拉近双方的距离。

      访谈开始后,先进行受访对象完整的生命史的访谈,一般包括:家族来历、出身成分、教育经历、工作经历、婚姻子女、退休岁月等,对口述对象的人生经历有整体的了解和把握,以期将受访对象在口述主题期间的经历放置在其人生脉络之中进行思考。[12]生命史访谈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而后根据口述主题或受访对象讲述生命史中的重要节点,依据事先准备的大事记和访谈提纲,访谈具体的历史细节。我们的访谈提纲将国家、地方与个人三个层面结合起来,以大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为切入点,访谈地方的政策实践和民众反应,以及口述对象个人在其中的经历和感悟。

      在访谈过程中,应当注重提问的方式,尽量少设置一些具有提示性、倾向性、选择性的问题。问题最好呈开放式,而非简单的是非题,即一个问题提出后,希望受访对象可以主动的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经历感悟讲述出来。因此,我们要求在访谈过程中,不要轻易打断受访对象的讲述,亦不可将访谈看成是一场讨论会。

      当然,这个规定也并非是绝对的,关于访谈者和受访者的关系,无论是导演—主演,还是双重主体,抑或交互主体,都强调访谈者并非单纯的记录受访者的所言所思。[13]但是,为了防止口述访谈碎片化,我们告诫访谈者不要轻易打断受访者的讲述,让受访者能够表达完整,以便后续分析口述资料时,能够理解受访者的叙述逻辑。

      这并非意味着放弃访谈者的主体性,在受访对象讲述了大体情况后,我们一般会以一些细节和小问题来印证之前的讲述。比如山西南下干部如何适应四川地方社会这一问题,我们会先请受访对象谈一下他们刚到四川的印象,以及他们来都遇到了什么困难?如果我们得到的答案是诸如风景优美,百姓淳朴,没有困难之类的回答,那么我们就会将问题细化为:你们在山西吃的是面条,到四川要吃大米;你们在山西吃醋,到四川吃辣椒,当时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的?你们说山西话,如何与四川百姓交流?四川百姓说四川话,你们动员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你们独自来到四川,父母妻儿都在山西,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诸如此类,设身处地的站在口述对象的角度进行提问。

      访谈结束后,我们会根据笔记记录向受访对象确定具体人名、地名、机构名的写法,以方便后期的整理工作。同时,如果访谈未进行完,或仍有进一步开展的空间,则现场与受访对象约定下一次回访的时间、地点。[14]在与受访对象关系进一步拉近之后,我们会向其提出拍摄或借阅书信、老照片、日记、工作笔记、自传(回忆录)等私人物件,拍照、扫描存档之后,再返给受访对象。

      访谈结束一般于中午前结束,下午即开始将录音整理成文字。假设两个小时录音,整理则需要16小时左右,4个同学共同配合,每人4个小时。各自整理结束之后,互相校对一遍,交给组长统稿,并由组长再校对一遍,其余同学则整理从受访对象处得到的个人资料和照片。一般情况下,两小时的录音,一个小组整理完成需要5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规定从下午一点至六点是整理时间,如果任务较重,则晚饭后继续整理,当天的访谈及录音整理任务必须当天完成,以免积少成多,任务不能完成。

      晚上八点左右,我们会组织所有成员一起开会研讨,研讨分为三个部分:一、各小组汇报当天的访谈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以备其他组借鉴;二、指导老师进行点评,解答各小组提出的疑惑,商讨解决方案;三、指导老师与各小组一起调整确定第二天的访谈提纲。经过研讨,加强了各小组对口述史的理解,以及对访谈技巧的掌握,有助于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访谈的效果。

      七、口述录音的整理归档

      口述访谈现场的录音录像只有整理成文字,才可以进一步检索和利用。在过去六年内,我们共访谈四百余人,已经整理完成的文字资料近千万字。在整理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整理者对访谈资料再加工。

      口述资料因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而备受部分史学家的批评与质疑。我们承认口述的主观性,并关注其在观念史、微观史、底层研究等方面的优势。但承认其主观性,是承认受访对象在回忆、讲述过程中具有主观性,而并非是我们在整理归档的过程中可以随意改写、删减,否则就变成不顾事实地创造史料了。因此,我们要求在整理过程中应该坚持“一字不改、如实录入”的原则。[15]

      “如实录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不得随意删改。口述文本采取对话体例,以问答的记录方式,更好地反映访谈原貌。整理者可以根据访谈内容,对口述文本按照主题适当地划分段落,使口述文本显得更加清晰,并保留叙述的连贯性。整理者应根据录音逐字逐句的记录,不能因口述对象的讲述与口述主题关系不大就进行删减,更不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口述对象的讲述用自己理解的语句表述出来。

      二、注重受访对象的语气。受访对象在讲述过程中经常会说一些表达情绪的语气词,这些语气词对回到访谈现场以及理解受访对象的真实意思有很重要的意义。比如,感叹语气、疑问语气、祈使语气、询问语气、商量语气等,分别表述不同的态度和意思,因此如实录入语气词,并配以相应的问好、叹号、省略号等标点符号,以便使后来阅读文本的研究者能更好地理解口述对象表达的真实语意。

      三、记录访谈环境的变化。口述对象的讲述常常与访谈环境相关,访谈环境的改变会影响口述对象的心境、回忆的逻辑、讲述的层次等多个层面,甚至会迫使讲述者改变其本意,导致讲述内容的改变。比如,人员的变化(加入或退出)、临时接听电话、重新发现老物件等,都会使口述对象的思路和讲述出现中断、补充、跳跃、改变等情况。因此,如实记录访谈环境的变化,有助于研究者更好的理解口述文本。

      口述录音按照“如实录入”的原则整理、校对完成后,由整理者撰写“口述对象简介”,将其生平按时间顺序排列出来。另外,提取四至六个关键词,以方便检索利用。口述文本确定后,打印三份,其中一份交给受访对象校对,一份交给地方文史研究者校对,待其校对完成后收回,将最初的口述文本与其他两份校对文本归档在一起,以方便后来研究者比对分析。[16]

      口述项目结束后,将所有口述资料(包括录音、录像、照片、口述文本、个人资料等)与地方档案、文献整合在一起,一方面存储在硬盘中,另一方面将其制作成口述档案。口述档案采取一个口述对象制作一份的方式,将与该口述对象相关的资料刻录成DVD,并将口述文本等文字材料和照片等图像资料装订成册,一起归入档案盒中,以备研究者查阅。

      当前口述史研究,诸多学科参与其中,各学科皆有本学科的规范和禁忌,而我们的实践基本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历史学一度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史料的可靠性,但口述史依托访谈者与受访者双重主体之间的对话以及受访者记忆的主观性,使一些严格遵循史学规范的学者至今仍颇多担忧。[17]我们在实践中所进行的文献准备、访谈过程、文本整理得方式,都是为了尽可能少在口述资料中加入访谈者自己的主观因素,尽量客观呈现访谈现场,以备后来研究者自行分析、判断。

      以上叙述便是四川大学口述历史项目开展的基本方式和流程,其中尚有诸多可改进之处,一方面在今后的口述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纠正,另一方面也希望与国内外关注口述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交流,共同推进口述史理论和实践的进步。

      注释:

      [1] 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第2页)路易斯·斯塔尔则称:“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转引自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2页)除了历史记忆和口述史料外,本文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经历者)进行访谈,收集和记录具有个人经验的史料信息和历史感悟,并作为历史叙述的一种方式。口述者并不会详细的区分哪些是我经历的,哪些是我感受的,哪些是我听到的,哪些是我看书习得的,往往会综合的描述一个人一件事,描述的文本既有史料价值,也有历史感悟,同时受访者说出来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叙述,具有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

      [2] 左玉河、宋平明:《译者的话》,载唐纳德·里奇(编):《牛津口述史手册》,人民出版社,2016,第1页。

      [3] 保尔·汤普逊指出:“口述史特别适合于课题工作,它不仅可以成为群体,也可以成为单个学生的事业:不管是在学校、大学或学院,还是在成人教育或社区中心。”(《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9页)但目前国内口述史仍依托于机构、以课题方式开展。

      [4] 李德英、张宸:《历史学科实践教学模式的新探讨——以四川大学口述史实践活动为例》,《历史教学》2017年第7期。

      [5] 杨祥银指出:“从方法论来讲,口述史学是达到公共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手段。”(《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0页)

      [6] 吕智铨(主编):《新津文史资料第九辑:抗战时期的新津机场》,2005,第2页;任真(主编):《我们在抗日烽火中成长: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1988,第184-189页。

      [7] 潘夕潮:《潘文华》,群言出版社,2014。

      [8] 《钟光林口述历史访谈》,车人杰、刘兰等,2015年7月12日,四川大学口述史实验室。

      [9] 保尔·汤普逊称:“群体课题有好些自己所特有的性质。他需要在知识方面的合作精神,而不是教育中常有的竞争氛围。单独的阅读、考试和授课让位给了合作性的历史研究。”(《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11页)

      [10] 方言可以“把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作为有机的整体,通过揭示社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此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第1页)因此,在口述访谈中使用受访者的方言,可以拉近二者的心理距离。四川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系统,是西南官话的一部分,其在语音、语法、词汇系统上与普通话同大于异,虽然如此,四川方言的声调、特殊词汇还是有自身的特点。(且志宇:《四川方言与文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5,第49页)因此,口述团队成员能否听说方言,对口述史项目至关重要。

      [11] 定宜庄:《口述与史学的关系》,载李德英(主编):《多元视角下口述历史方法的探索与实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第13页。

      [12] 王铭铭先生指出:“以往存在的口述史研究,多用一个外在于被采访人的事件框架作为‘切割人生’的手段,让被采访人谈他在某个大事件中得劲经历与看法。不是说被采访人与大事件无关,而是说,这样做的话,口述史研究就容易忽视事件的另外一面——大事件中的经历,不过是人物的人生史中的一个部分。”(《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28页)

      [13] 左玉河先生称:“口述历史访谈者的‘导演’作用在于引导‘主演’(当事人、口述者)讲述其历史记忆中的真是,他发挥着主导作用。”(《口述史料的采集整理与当代中国史研究》,载李德英(主编):《多元视角下口述历史方法的探索与实践》,第20页)定宜庄先生强调:“口述需由被访者和访谈者双方的参与,被访者与访谈者一样,也是活生生的、时时刻刻都会发生变化和流动的人,也有他的主动性,并能够以此来作用、影响访谈者。”(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9页)杨祥银先生指出:“受访者和访谈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口述史学的显著特点。也就是说历史不再是作为主体的研究者的‘专利’,口述历史不再是访谈者单方的产物,它是受访者和访问者共同合作的‘公共产品’。”(《口述史学基本理论与当代美国口述史学》,载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第41页)张原先生强调:“在口述历史时,口述者和访谈者之间有一种主体间性,或者说交互主体性。并且口述者和访谈者会合在一起与那一段的历史构成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并开启一个主体交互的感知历史的过程。”(《口述历史:人类学历史研究的一个路径》,载李德英(主编):《多元视角下口述历史方法的探索与实践》,第38页)

      [14] 回访非常重要,第一次访谈更多是一个交心、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在进行回访,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同一问题换个问法,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的口述访谈,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受访对象是经历了两次、三次甚至是四五次的访谈,最多的一份口述文稿有13万字。

      [15] 李德英、袁上:《如实录入:口述档案中的文字转录原则》,《史林》2018年口述史专刊。

      [16] 定宜庄先生强调:“在整理访谈史料的时候要注意两条:第一,要用文献资料来核对;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口述本身也有自己的‘本校’和‘互校’问题。”(《口述与史学的关系》,载李德英(主编):《多元视角下口述历史方法的探索与实践》,第15页)我们的口述资料整理,一方面把相关文献与口述文本放在一起;另一方面将受访者自校本、地方文史研究者的他校本及原始文本放在一起,以便后人利用时再去辨析。

      [17] 左玉河先生指出:“口述历史范畴中的‘真实’,可分为四个层面:历史之真(客观的历史真实)、记忆之真(历史记忆中的真实)、叙述之真(音像文本真实)、口述文本之真(根据音像整理的口述文本真实)。”(《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20页)因此,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称:“口述历史正在步入想象、个人记忆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转引自杨祥银:《口述史学基本理论与当代美国口述史学》,载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第46页)

      (作者:张杨,河南南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专职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史     来源:杨祥银主编《口述史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转载自“温故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