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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经验

周琼:“创造”与书写:环境口述史料生成路径探微

      摘要:环境口述史料是现当代环境史料的新形式,其采集及创造、记录及书写,是当代环境史研究及环境史学发展的基础。在环境史学科视域下,对从事环境及生态相关工作及关注环境的人员进行不同形式的口述访谈,得到不同类型及内容的影音图片及实物、文本资料。借助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及大数据,对口述访谈资料进行比对、分析和考证,整理和撰写出符合规范的环境史料。口述史料书写者要具有“环境”无所不在的视域及思维,坚持客观、准确的书写原则,把握科学性及典型性的材料选择及书写标准,展现全面细致且生动形象的场景,为环境史研究提供新型的史料,为环境史学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环境口述;史料;“创造”;书写;大数据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及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新型交叉学科也蓬勃发展起来,史料的内涵、外延与范畴不断扩大。作为历史学新兴交叉学科的环境史研究,日益显示出其资鉴现实的顽强生命力,尤其现当代环境变迁、环境修复与治理等领域研究的展开,环境史料缺失及史料书写意识淡薄的缺陷日渐突出。目前的环境史料,大多局限于“环境保护” 领域。21 世纪以来,环境变迁日趋剧烈,公众对环境的变迁及感受、记忆也日益强烈,但相关内容却未能进入史料范畴,甚至很多重要的环境事件,没有被记录下来。史料现有的“量”与学术研究的实际需求间,存在极大差距——史料的“供求”矛盾突出,“求”远大于“供”,这就使环境史料的“创造”及书写,成为新时代环境史料学暨环境史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尽管环境史学者对环境文献及史料进行了诸多研究,对具体史料则多偏文献的整理及解读,“文本”史料占了主流,忽略了极有价值的口述、音像图片及实物等史料。采用实地调研及口述访谈等方法,采集、创造并书写环境口述史料,是当代环境史史料学的重任,能为环境史研究提供强有力支撑。因此,挖掘散存在公众记忆和民间、新闻媒体或自媒体、官方或民间环保社团行业里,更贴近真实、更具体形象且更多元、更丰富的环境史料,成为新时代环境口述史料搜集、整理及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口述资料并非就是史料,资料成为史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口述史学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资料如何书写为史料的问题,环境史学界亦未对口述史料的发掘、创造与书写等问题进行探讨。本文对环境口述史料的“创造”与书写路径、原则、方法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冀望对新兴的、正在发展及转型中的环境史学及其史料学的建构有所裨益。

      一、现当代环境史学发展对史料的新要求

      环境史研究及其学科发展,既是历史学自身生存及发展的需求,也是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的必然。尽管通俗意义上的中国环境史起步较晚,但中国古代的环境及生态思想、制度、措施等内容,却在环境史上熠熠生辉——在汗牛充栋的史籍中,环境史史料从未缺席。历史学新兴领域及跨界研究的拓展,使很多超越了传统史料范畴,但对新学科、新领域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的新型史料,成为了史学研究的新宠。

      (一)现当代环境史学对新型史料的需求

      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转型及路径选择中,环境制度、环境保护措施、环境思想及区域环境变迁史等领域继续受到研究者关注,新的领域不断涌现。现当代环境变迁路径的复杂性、变迁面向的多样性及变迁结果的不可逆转性,以及因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而兴起的“生态文明学”“生态文明建设史” 等新领域备受关注,环境史研究的视域日益开阔,研究理念及主题开始多元化、丰富化。很多不被传统环境史关注的领域及专有名词如环境管理、环境治理、环境修复、物种引进等进入研究者视域,这些领域及名词所包含的内容,大多在历史上存在并发挥过相应的作用,相关史料虽然零星但踪迹可觅。

      历史环境的变迁大多是自然及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果。人为影响因素主要是传统工农业及手工业的破坏及其结果,大部分在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部分超过生态承载力的区域就出现了环境灾害。而很多发生环境灾害的地方,官方或民间都有栽种树木、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行动,也有制定禁止砍伐树木、限时渔猎樵采的制度、措施等,大都有史料可查。档案、实录、起居注、奏章、疏议、律令、正史、典志、谱牒、碑刻、地方志,地下文物、遗迹、遗存实物,以及笔记文集、游记、漫画、书信、回忆录、传记、日记、会议记录、照片、单据、票据、报表、学会年报、报刊杂志等传统文本史料中的环境史料,尚可支撑相关研究,展现历史环境的特殊面相,总结经验教训并达到资鉴现实之目的。近代化以来,工农业及新兴产业对环境的破坏,日益超越环境的承载力,森林植被面积加速减少、水土养护能力日益降低,物种开始减少、灭绝,水旱及泥石流,滑坡等环境灾害日趋频繁严重。环境变迁及破坏的面相进入到不同类型的记载中,环境史料的类型及数量增加,除文字史料外,影音史料、实物史料增多。

      当前的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层出不穷,很多环境概念、理念及现象在历史上不存在,但在未来环境变迁中必将长期存在,相关学术研究及其领域也必将开展,如生态安全、生态屏障、生物入侵、生物灾害、生态形象、生态红线、生态问责、生态共同体等。传统史料记录的思维定势及方式、惯例,限制了这些资料进入史料的可能性,很多环境及生态变迁的新问题、新领域未能进入史料记录者的视野,使相关问题的研究很难进行,显示出了传统环境史料的内容及覆盖面的狭小,凸显了环境史料亟待突破、创新的时代需求。

      史料是史学存在及发展的灵魂,离开了史料,一切历史研究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任何反映历史真实面相的史料,都是慎重选择、严谨考订的结果。环境史学也必然以史料为存在及发展的源泉,环境史新领域研究所需要的史料,就需要当代环境史文献学者去书写、“创造”。换言之,只有“创造”了新型的环境史史料,才能突破传统环境史料的局限并推进环境史学科的发展,使环境史学的话语体系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目前,环境史料已突破了传统文字史料的范畴,来源及存在形式更为多元,有语音(音频)、图像(照片、图画、漫画)、影像(录像、视频),也有实物如生物和非生物资料、固体和气液体资料等。其来源也极其丰富,有政府部门的文件、法规、公告,或档案、年鉴、专业志书里记录和保存的资料,也有媒体宣传报道、影视资料等,这些官方资料极为严肃、规范,数量却很有限。但很多环境及生态的专业人员、摄影摄像爱好者制作的材料,以及文学和艺术作品里的零星环境资料,或民间具有环境意识而主动记录和录制的自媒体资料,环境保护志愿者和保护组织录制和记录的资料等,尽管具有私人或民间性质,其真实性、客观性需要进行严谨考证,但资料的海量存在及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为环境史料的“创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现当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各种形式及内容的环境史料的记录、书写、保存提供了便利。当代环境变迁更为复杂、后果更为严重,环境信息的量也更庞大,信息传递更为快捷,各种复杂的环境变迁尤其环境灾害、生态危机的讯息能秒速地传播给公众,记载和保存资料的载体也更为丰富、存储量也更为庞大。不仅为史料的“创造”和书写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也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环境口述史料“创造”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口述史料的“创造”与书写,是环境史史料学的新任务,也是环境史研究的新需求及其现实服务功能的体现。但史料的创造绝非易事,如何采集、考证和书写出合格的史料,是环境史史料学面临的难题。

      第一,完成海量环境信息的选择及记录是当务之急。当前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是各种资料海量产生和存储的时代,也是环境变迁速度最快及变迁程度最强烈的时代,生态文明写入党章和宪法以后,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在中国广泛开展,各地有关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变化的信息、生态文明建设进展及成就的报道层出不穷,环境评估、环境分析、环境考核不断规范化、法制化,环境工程及环境修复不断推进,环境数据呈海量速度在增长。如何在海量数据中选择、分辨、记录、书写并准确使用史料,成为现当代环境史研究者最大的难题。

      值得重视的是,大数据中的很多环境变迁信息和资料,还处在原初、表象的阶段,有的资料还不确切、不全面或不尽客观,不能达到史学研究需要的“史料”的程度和高度,多数专业的文献学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史料价值,采集、整理、考订、规范、加工的工作滞后,使每天都以海量速度在增长的环境史信息和资料闲置,甚至被作为“无效” 信息被抛弃、删除,很多重要的环境事件瞬息万变,如果不及时搜集、记录、整理,很多珍贵信息就会迅速湮没或被覆盖,出现环境信息丰富立体多样、但学术研究史料极端匮乏的矛盾现象——资料“存在”与研究“需求”间的失衡现象,这是当代环境史研究依然处于起步和萌芽阶段的原因之一。

      当务之急,是环境史史料学传统书写路径的转向及创新,即从搜集、整理现成的文本史料,转向采集、选择、整理、加工原初的多样态信息和资料,进行考订、补充后,规范、书写成史料,这是在开展专题问题研究前就应完成的工作。环境史料的采集及书写路径有很多,以口述访谈的方式获取直接、详细的资料,无疑是最重要、便捷的路径,成本小,可操作性强,绝大部分史料搜集及书写者都能完成。

      第二,环境史史料学建立的实践路径及环境史学者的时代责任。环境史料是环境史学发展的基础,环境史学的科学发展,需要建立在科学、准确的环境史料学基础上。环境史史料学的良性建构及发展,是环境史学科建设及发展的当务之急。环境史史料学要发展,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指导下,在传统史料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具有跨学科特点的环境史史料分类、性质和价值、特点等判断标准,本着实事求是、存史鉴今的目的,认真、严格地搜集、整理和鉴定各种环境史料,才能更好地支撑并促进环境史学的发展。环境口述史料的采集、整理及书写,无疑是目前尚未有系统研究的环境史史料学建立及发展的较好实践路径,也是起点最低、最简便易行的路径。

      现当代环境的急剧变迁给公众留下了深刻而痛苦的印象及记忆,生态文明建设是正在进行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大事,生态意识、环境思想广泛普及,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生态红线、生态问责、生态离任审计、生物灾害防治、垃圾分类、河(湖)长制等制度及措施普遍推行,资料及信息丰富、充裕,但却不是规范、专业、严谨的史料。选择生态文明及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及科研人员、环保组织及颇具环境情怀的人员进行口述访谈,获取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各类环境记忆及经历等第一手真实、形象的资料,从中选择环境史资料并进行整理、考证、规范,将其书写为支撑现当代环境史研究的基础史料,成为环境史学科建设必须完成的工作,也是环境史文献学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第三,环境史史料应当改变传统的上层及官方书写路径,重视公众的环境记忆及环境感知。个人的环境记忆,必然是以某一区域的某个或几个环境对象为切入点,亲述、记录个人在环境变迁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主要是从感性的视角对环境状况进行定性或定量的描述,改变传统史料记载以上层人物意志及官方轨迹为主的局面,让公众的记忆及民间叙事进入史料,才能创新史料书写的形式及内容,反映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变迁历史。故“环境记忆”“环境叙事”的进入使环境史料的来源扩大并下移,实现环境史料全民化、公众化主要路径。公众的环境记忆及叙述,能从个体或群体的观察、感知和表达的角度,呈现环境变迁的过程和细节、结果和影响,准确记录口述历史中的环境信息,“创造”公众记忆中的环境史料,客观、忠实地书写当下或不久前发生的环境变迁历史。这种方式更符合历史的全面性、客观性、人民性要求,更能推进现当代环境史具体研究的展开及环境史史料学的建设。

      第四,环境口述新史料的“创造”是将“视听想”层面的丰富资料历史化的路径,即将普通资料进行价值提升,成为具备历史书写资格的资料,并在记忆及感知层面拓展历史的内涵、支撑历史学新领域的研究需求。“创造”绝不是凭借主观意志去随意地制造,而是指史料学研究中依据现有资料,以新方法、新视域,发掘那些不被重视但具有极大价值的资料,并建立新理论、做出新成绩或新东西(材料)。换言之,史料的“创造”,就是将以前没有的、不被重视的资料,按一定的学科需求及专业研究旨趣来搜集,整理并书写出来,按研究专题及领域的自主需求,“制造”出一类既符合客观史实,又能充实丰富新型研究层域的需要,并具有史学价值及高度、具有生命力及张力的史料。

      对传统文本资料而言,非文本的尤其是冲击和吸引视觉、听觉等感官层面的史料,就是具备“视听想”高度的新型史料。事实上,史学研究中所有被需要的史料,最先几乎都经历了一个从“视听想” 到书写的“创造”过程,只是形成文本史料后,因存储及传播手段、能力的限制,不仅“左图右史” 的史学传统湮废,图像声音功能无法保留,其“视听想”功能也被忽视、被过滤。因此,新史料的“创造性”书写及记录,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色彩,但却是历史学新学科、新领域在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可以作为研究证据的材料进行探索性、开拓性的一个创新过程。

      总之,环境史料的“创造”,应该成为环境史学科发展及学术研究拓展、深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环境史史料学发展中完全可以实现的新任务。

      (三)“创造”环境口述史料的前期准备

      环境史口述史料的“创造”,是在采集到口述资料后,辅以其他途径,挖掘客观存在过的、被口述访谈者有意无意忽视了的,研究者也未重视和运用的环境信息及资料,对口述访谈中涉及的环境事件及相关问题进行补充、考订、修正,系统整理后再规范、书写成史料。

      首先,访谈人需要有“环境历史”的思想及心理、知识储备。除了准备好必要的口述访谈记录工具外,环境史料采集、记录和书写者还要熟悉、了解国家当前环境状况、政策、制度及理念,了解国际环境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及环境话语体系,与时俱进地更新环境思维。环境史料的创造是个复杂而严谨的工作,只有拥有了最新、最前沿的环境理念和意识,才能发现新的环境史料,在众多复杂、似是而非的资料面前,驾轻就熟地选择、确定合适的基础资料。

      环境史料的“创造”及书写者还应具有广博且准确的环境及生态意识。“广博”是指记录者的“环境”视野及其思维要宽广博大,不能把环境史理解为环境保护、环境制度、环境变迁及后果的历史;“准确”是指环境史料的记录及书写,不能因广博而流于形式,成为泛环境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需要精准反映环境及生态的存在、变迁状况、其规律、特点,反映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后果、解决路径等。只有眼里、心里有环境的人,才能随时随地发现那些在现实中存在或即将消亡的环境史料。

      环境史料的书写者还应具备多学科的视野,拓展跨学科专业知识储备量。环境史研究遇到瓶颈、需要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大多停留在表层,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融合的成果。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单一学科的人才培养方式密切相关,专业研究者短期内很难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影响了研究者对历史环境变迁的综合及全局性把握和考量,使环境史上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不能深入或很难取得进展和突破。这种单一学科培养模式的危害,在环境史口述资料的创造中表现得尤其明确,如很多受访者的学科背景、知识储备、专业特长、工作经历、具体工作等都复杂多样,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史学研究者对自然科学的语言表达体系不熟悉,不仅影响访谈资料的记录,也不能跟受访者自然放松且专业地交流,达不到充分发掘、采集口述信息的目的。即便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如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影视学等领域,环境史学者也不一定熟悉。因此,提前进行跨学科专业知识的储备,是环境口述访谈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是采集、发掘更有价值的环境信息的基础。

      其次,选择好口述访谈者及访谈地点,访谈人物及地点的选择,以了解和熟悉为首选基础。要“创造”环境史料,需了解访谈对象的经历、专业、习惯、语言表达等,提前查阅相关资料,设计好访谈问题或问卷,以便访谈时能听懂、明白口述话语的内涵,提出恰当的、有专业高度和深度的问题。若前期准备不充分,就会影响跟口述者的交流,得到的资料就极其有限,很多宝贵的、可以发掘的资料有可能因此而丧失,影响史料书写的质量和深度。

      因此,谨慎地选取熟悉环境史事及具体情况的访谈对象,尤其要选择熟悉、可靠的人作为访谈对象极为重要,目的是保证其所叙述的环境变迁信息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可靠性。环境口述史料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双方围绕某一环境问题进行互动交流,并运用多种方式形成各类访谈专题的资料。最好选择从事过环境和生态相关的工作人员、研究人员、志愿者中熟悉情况、表述流畅、思维逻辑清晰的人员,尤其是亲历亲闻亲见的当事人并对整个事件有全面把握和了解者为佳,如果访谈对象是自己或亲朋熟悉的人,是最有利于访谈顺利进行的。

      最后,还要注意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性格、经历、地位、文化程度、民族、所属区域等可能影响口述访谈的因素。不同性格的人口头表达的能力、方式、内容都不一样,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环境的认识、记忆、感受也不一样,不同性别的人看待环境的视角、对环境的感知及回忆重点,尤其环境变迁程度等的侧重点都有极大差别。故对一个环境问题的口述访谈,需采访不同年龄、职业、区域的人,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的问题,在最大层面、最大程度上表达环境事件及变迁的相对准确、客观的状况。

      口述地点的确定也很重要,在受访者熟悉的环境中,口述表达会更轻松更全面,更能保障资料的全面性。若能到环境变迁或环境事件的发生地访谈,效果尤其资料的全面性会更有保障。现场感会让访谈人记起很多重要的细节和主要场景,达到在办公室或其他场合达不到的良好效果。

      二、环境口述资料的内容和“创造”路径

      环境口述史料是环境史料中的新型史料,口述资料成为史料,是新史料的“创造”过程及结果。其 “创造”主要是在环境史视域下,借助现代电子信息科技,通过口头访谈的方式,用叙述、问答等方式展现个人对区域环境的经历、记忆、感受及思考,并将访谈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综合分析和考证后,按史料学的原则及要求,撰写出符合史学客观规范的史料。

      (一)环境口述史料与口述环境史料

      任何问题的研究,涉及专业领域时都存在概念的厘定问题。环境史的口述资料也不例外,面临 “环境口述史料”还是“口述环境史料”的区分及确定。二者主要是涉及研究主体和对象的差异,即需要考虑口述的主体及研究的主体是谁,环境史运用口述资料要达到什么目的,是展现不同群体的环境认知差异,搜集不同群体的环境记忆作为研究资料,还是通过口述的方法呈现环境变迁的一个侧面和过程,即需要考虑环境史研究的宗旨和目的。

      二者粗略看来是类似的概念,是环境史和口述史两个分支学科交叉的结果,在实践过程和主题上有很多类似的路径和方法,都是采用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获取环境变迁或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的资料,再结合田野调研、现代科学技术等跨学科方法,进行各类资料的搜集、补充,为环境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支撑,也提供一种书写环境历史的方式和路径。

      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研究名词词序的不同, 意味着内涵及主旨的差异,“环境口述史料”及“口述环境史料”是两个侧重点各有不同的专业术语,名称、学术释义和实际应用领域均有不同。“口述环境史”是在口述史的范畴之下,环境作为众多口述访谈问题及内容之一来进行,其研究方法、视野、论题都是在口述史的框架之下进行,遵守口述史的原则和方法,“环境”只是口述中的一个问题和侧面。“环境口述史”是在环境史的学科视域下,利用口述访谈的方法来搜集、记录环境史资料,记录口述者眼中的环境及其具体情况,实现环境资料的搜集及史料的书写,其研究方法、论题都在环境史框架之下进行,遵守环境史学的原则和方法,口述只是作为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而存在。“环境口述史”及“口述环境史”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学科视域及方法、路径的差异。从环境史学及其研究的角度而言,无疑是“环境口述史”名称最为切合。

      环境史料的采集及其书写方法、路径多种多样,口述是其中获取直观、形象史料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的术语是“环境口述史料”,即在环境史学科框架下,运用口述史的路径搜集、整理、书写现当代环境史料,需遵循环境史史料学的原则、规范,以之作为史料书写的标准。当然,进行环境口述访谈时,须按口述史要求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原则进行。

      环境史和口述史都是历史学新兴的分支学科,口述史不仅是用口述的方式来展现更详细和感性的历史,其方法可以运用到更广阔的领域,为更多的学科及学术现实问题服务。同样,“环境史”一词的定义也很宽广,所有自然及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环境中进行的、都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不仅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思想、文化、宗教、社会、教育、民族等,还涉及交通、灾害、技术、生态、医疗卫生和疾病等,这些领域的理论、方法和资料,都可通过口述的方式,纳入到环境史框架及视域下进行。

      环境口述史料的采集,可以围绕不同阶段进行的环境监测、统计和环境管理政策、环境治理及其工程、环境宣传、教育及学术研究等主题及人物,或者是对当地环境变迁印象、记忆深刻的普通民众,通过口述的方式采集、记录、书写不同人群眼中环境变迁的历史侧面,并以文本、影音、图片等形式呈现出来,推动环境史新领域或新问题的研究进程。即“环境口述史料”是以环境史为本位及学科立足点,在史料记载缺失的情况下,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获得资料及相关信息,再综合其他途径获取的资料,进行环境史料的书写及运用。

      因此,在环境史学科视域下,运用口述的方式采集环境史料、书写环境志,记录当下或四五十年至一两百年前的环境状况,记录时人的环境感知及记忆、或口耳相传的环境记忆,反映现当代人的环境认知及环境叙事的实况,记录并书写成环境史研究所需的基础史料,这也是当前必须进行口述环境史料采集及书写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二)环境口述资料的内容及表现形式

      环境史料作为环境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基础,具有中国史料学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也具备新领域史料的特点和学术职能,既包括传统史料中的文本化史料,也包括考古资料(出土文献)、实物及碑刻等固化类史料,还包括图像、口述、音影等视听化特点凸显的形象化史料。其中,口述史料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遵守口述史规范和要求,围绕某一环境问题进行互动交流的结果,这就决定了环境口述史料的内容只是现当代环境史,即便辅以档案、文件、法规等官方资料,以及笔记、文集、日记、书信等私人资料,也改变不了其时空属性。

      第一类是最直接的第一手史料。这是面对面口述访谈中采用电子技术及设备,从不同视角和主题切入,得到的影音、图片及实物、文本等资料,被加工整理、考订书写成史料,准确性、针对性及客观性较好。口述交流是回忆、叙述、发现历史的过程,能得到相对详实的信息,从彼此对某些环境问题及其处理方式等的交流对话中,整理、书写出生动、准确的史料。

      第一手资料一般以笔记、录音、录像、图片资料的形式存在,整理后也能以文本、音频、视频、图片等形式存在及流传、运用,既有口述访谈者和受访者的信息,也可以留下根据访谈需要及可能性对口述中涉及的环境变迁遗址、遗迹进行补充记录的文本及音影、图片资料。此类资料如果能全面、完整地整理、保存下来,既可为环境史研究服务,也可为环境思想、环境心理、环境人物、环境感知、环境叙事等领域的研究服务。

      视频(影像)资料是最全面、最能反映口述现场全景,尤其是口述者表情、声音、神态、情绪等喜怒哀乐的完整资料,能让观众直面口述现场,判断、感知口述者的感情,把握口述者对一些重要环境事件的态度和看法。此类资料还包括对访谈涉及的环境变迁史事的现场及周围环境状况进行补录的信息,虽不能达到直击现场的效果,但能最大程度地反映环境事变后的现场,是最完整全面、直观形象的口述资料,最受重视和欢迎的。但此类资料记录只是访谈现场,不是环境事件的现场,且录制会对口述者造成压力,让不习惯面对镜头的人产生紧张情绪和心理顾虑,不能放松地讲述其对环境变迁,尤其重大环境事件的真实想法,影响口述资料的质量、效果甚至是史料的全面、客观程度。

      音频资料只录声音,口述者的压力和紧张情绪相对较小,访谈相对轻松顺畅,口述者能放松地陈述其环境记忆,顾虑较少地表达对一些重要环境史事的看法。优点是能全面记录访谈双方发出的声音并保留声音的客观状态。但不能展现口述现场的场景,看不到访谈者的面部表情及其他情绪,影响听众对口述事件的客观把握和准确判断,也不能表现环境事件的现场,使环境史事的想象空间变大,而环境的想象往往会导致失真。

      图片资料分三类,一是第三者拍摄的访谈现场的照片,照片人物主要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也可能会有其他陪同人物;或访谈者拍摄了受谈者的个人照片,图片背景是访谈所在地。二是对口述提到的某些重要环境事件现场补拍的照片,以记录环境事件原位置、原地点的状况,但因事过境迁,环境事件及变迁场景不可重复,资料的现场感不强。三是第三方即摄影爱好者或一般群众提供的照片,他们是环境事件的现场目击者,其抓拍的图片(或影音)是最为珍贵、客观的证据,是环境口述访谈最好的补充性资料。图片资料的优点是形象直观,被访谈者压力相对较小,也较为放松,但与影音资料相比,缺少动态及具体形象感,且照片数量有限,不可能完整呈现全景,只能展现访谈或环境变迁的一个侧面及短暂场景,很难从照片中还原事件的全过程。

      文本资料是最简单快捷的信息,在被访谈人不同意录音或录像的情况下,采取笔录方式得到的资料,便于阅读和文本研究使用,受访者较为轻松,但缺少直观、形象、全面的场景,即便回到环境事件现场访谈,得到及展现的也只是枯燥简单的文字,不仅没有回到环境事件现场的感觉,信息也会因记录者的文字表达能力而出现差异,全面性及立体性较弱。受访人虽然能轻松表达其环境记忆、认知及其个人的思考、观点,但记录难免会存在遗漏或偏差,影响资料的客观性、全面性及准确性。

      第一手资料虽然珍贵,但无论哪种形式,都会让口述者有留下证据的心理顾虑,尤其后果及影响较大的环境事故、让公众产生恐慌的环境危机,或官方不愿公开报道的环境破坏事件,口述者顾虑重重,表达更会大打折扣,甚至不同意使用和保存,致使资料成为不能入史的“虚拟”作品。因此,环境口述访谈资料的采集,人员及环境事件的选择、与访谈人的沟通及协商等工作都极为重要。出于资料的客观性、全面性考虑,访谈时在征得口述者同意的情况下,最好能同时留下影音、照片和文本资料,环境口述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及其学术价值就会大大提高。

      第二类是转述及翻译者口述的间接(第二手)资料,其准确性、全面性也会有极大局限性。口述访谈是双方围绕主题进行的自由交流过程,语言是访谈的基础及深度交流的前提,访谈者对语言的掌握和熟悉程度、表达及叙述方式,直接关系到信息的多寡及其真实性和可靠性。需要转述及翻译的环境资料,除国际学者的访谈或境外、边境地区环境史事的访谈外,还有国内民族地区环境史事的访谈。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很多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及语言,跟不同民族的人士进行口述访谈,语言沟通就有难度和障碍,需要找懂民族语言的人转述或翻译。了解访谈区域环境状况及访谈双方的翻译最受欢迎,流利的语言表达和沟通、翻译能力,能将访谈者的问题简明扼要地传达给被访谈者,也能将口述的内容准确无误地翻译给访谈者,保证持续、深度访谈的顺利进行。但经过翻译的转述,信息难免存在疏漏和偏差,部分民族语言有可能需要多次转译,沟通的流畅及信息的全面程度会产生极大差别,一些环境变迁的关键节点及环境事件、灾害的细节可能无法兼顾,必将影响口述资料的全面性、客观性及其对学术与现实的资鉴价值。

      此类资料也可以有录音、视频、音频、图片及文字记录资料,虽然是间接资料,但却具有抢救性功能,尽管不是所有资料都能为环境史料的创造及书写所用,但却直接记录了访谈民族的语言、文化、服饰、环境等状况,保留下不同民族语言版本的资料,如访谈对话和叙述、访谈原貌和原场景,为其他新领域研究提供完整、真实的场景及原始资料,也为语言学、民族学研究提供另一类型的资料。随后再进行口述资料的文本再加工,对一些词句进行归纳或通俗化处理,用汉语中对应的专有、专业名词表示,再与访谈者和翻译人确定认可后,就可以 “创造”和书写出民族区域的环境口述史料。

      由于文化存在区域性及民族性差异,在民族地区进行口述访谈时,应注意方式和技巧,尊重各民族的风俗及习惯、信仰,采用合适的表述及沟通方式,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过于热情或淡漠,以自然轻松的方式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和话语体系,深入民族环境保护及其法制的核心区,获得真实有效甚至较详细的环境史信息,尤其是当地人对本土环境变迁的真实感受及环境变迁原因后果的真实思考,为本土环境史料的书写提供较充足的证据。

     (三)环境口述资料的“创造”路径

      由于信息的多元化、快捷化、海量化,资料存贮载体的形式也随之多元化、存储量也呈海量化增加。环境口述史料的“创造”及书写路径,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直接的“创造”路径,主要有三个:

      一是通过专门性、多空间、多人的访谈得到第一手资料。这是与多个访谈对象的口述访谈资料,或是田野和实地调研者亲自观察、搜集及记录、拍摄的环境资料,主动讲述、提供给环境史口述资料记录者、书写者的资料,或史料采集者在田野调研中找到恰当的访谈对象并将访谈的第一手资料记录、书写出来的资料,这是最为可靠的口述资料。能进入调研者、口述者视野的环境资料,一般是当地较突出的环境问题,或环境变迁程度较严重、典型的史实。由于是亲见、亲历、亲闻,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及直观性特色,能反映环境状况及其变迁的形象细节,能让资料的阅读者、使用者身临其境。此类资料往往包含了自然界方方面面的信息,不仅有土壤、大气、水、岩石等资料,还有自然界各种动植物、微生物的资料,只要是观察者、调研者能注意的内容,都能进入记忆和记录的范畴,为口述史料的“创造”提供强有力支撑。但书写及运用时,需避免观察者和记录者因感情和知识面的限制,出现隐晦、曲笔、夸大等导致史实偏差的情况。

      这种资料的采集既可以由个体单独进行,也可以由群体、团队进行,具有很强的共时性、现场性特点。但团队调研资料的丰富性及多面性优势较为突出,即团队里不同专业、视域及关注点的人记录的资料及其有效整合,能最大程度反映该区域环境历史的整体面貌,对区域环境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但要将不同风格的人采集、记录的资料“创造”、书写为史料,需要书写者具有较深的史料学功底及资料的统合、把握能力。

      二是在工作及研究场所,与单一访谈对象进行面对面口述访谈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有针对性地对某些进行过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环境管理的专业或业余工作、科研人员进行口头访谈得到的资料。一般是就环境变迁中的某个典型、突出问题进行专门采访得到的,专业度、可信度相对较高。但也会因个人感情及为尊者亲者讳等原因,存在主观隐晦曲笔和夸大等偏差。此类资料的客观性、全面性会因资料搜集及整理者对访谈对象的选择而受到影响,不同年龄、阶层、工作、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及社会经历的人,对环境及其变迁的理解、感悟、记忆的角度有所不同,资料内容和时空范畴会存在较大差异,全面性及针对性也会减弱,这就需要有针对性、重点性地筛选史料书写所需的资料素材。

      三是无专门访谈对象(找不到口述访谈人),以专题方式搜集某些现实中特别突出的、有针对性和典型性的环境问题以及跨学科环境信息和数据,以此为基础,对相关人员进行口述访谈,以验证、核实及最大可能复原环境事件而得到的资料。目前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频发,相关数据详细、表达专业,但找不到亲历者,且很多跨学科数据和专业术语甚至是结论,并非环境史资料记录者熟悉和能把握的,也不是属传统史料范畴的类型,却对目前的环境及生态文明研究起到极关键的支撑作用,应该作为重点史料来专门采集及创造性书写。

      这类资料的另一部分内容必须通过不同学科对同类问题的专门研究结论得到,即通称的非主观性资料,虽不能反映环境及其变迁的形象性细节和多元面向,但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较强。尤其现当代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生态修复进行专业性研究的数据及成果,就更具备多元史料的价值。若把某个环境变迁问题的多个专业数据、结论及相关信息,按学科及专题需求有效利用,进行比较分析及系统研究,就能在现当代环境史料的“创造”中得到更确切、可靠的资料,对某些重大环境转折性问题或标志性环境变迁事件的研究产生重要价值。环境史研究就能建立在更准确、科学的基础上,研究结论就更客观、更能贴近环境变迁的真实面相。但这些数据和资料、结论在环境史学中的史料价值,其受重视的度及发掘的量还远远不够,是目前环境口述史料需要重点“创造”及书写的补充性内容。

      总之,无论是实地调研口述访谈而搜集整理的文本化或可视化、可听化资料,或访谈专业人士所得资料,以及自然科学研究中以详细数据及结论呈现的证据性、补充性资料,都是环境史“史料共同体”的“创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类使用“口述” 方式获得的资料,就成为“创造”及书写环境史料的重要内容。

      三、环境口述史料书写的原则

      环境口述史料作为一种新型史料,是认识、解释和重构环境历史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证据。史料书写时,需对环境口述资料进行整理、选择、校勘及考订、辨伪、补充和规范等工作。只有遵守传统史料学及其书写的原则、规范和要求,才能书写出严肃、客观的环境口述史料。虽然这些常规的书写方法不必赘论,但书写此类新型的史料时,需要注意以下四个原则。

      (一)环境口述史料书写者须具备“环境”无处不在的视域及思维

      环境口述史料的创造及书写,是一件严肃、谨慎的工作,“历史学家从事的口述访谈,多是为了满足史学研究的需要,以口述的方式征集和保存丰富的口述史料,进而以口述访谈的方式改变历史研究的形态”。环境口述史料的书写,在视域及思维上也应该具备“环境”的理念及“环境无处不在” 的思想意识。

      首先,具备“环境”“生态”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明确“环境史”的内涵及研究对象,尤其要了解多学科视域及方法对环境史学科存在及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把口述资料整理、规范、书写成史料时,也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环境与生态的思维惯性,更需要打破传统学科的藩篱,与不同专业进行交流和互动,借鉴相关理论和方法,整理、考订各学科门类的环境史资料,书写出的史料才能具有“环境史”韵味。

      其次,树立“环境”无处不在的思想及史料书写意识。环境是所有生物及非生物存在及发展的基础,社会和自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环境中进行的,一切史料都不可避免地烙有环境的影子及内涵。人参与的、所有在环境中进行的活动,都可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记录下来,整理、规范后成为可供历史研究使用的史料。很多个人记忆中有关环境及其变迁的史料,都会成为环境史料中比较具体、形象且充满人物特殊感情和思想的鲜活内容。

      史料书写者做到了心里(思)有环境,眼里(视)有环境,耳朵(听)里有环境——“环境”内化到思想意识里,得到的资料里才会有“环境”的意蕴,书写的史料才会是“环境”的史料。因此,环境口述史料书写的重要基础,就是史料书写者从内到外都具有“环境”的思维惯性,只有达到“我在环境中,环境在我心中”的境界,书写的史料才是历史学层面上可用、能用的史料。

      再次,在思想上要明确人是自然环境中的一份子,与其他自然要素处于同等地位,受自然各要数的影响及制约,自然也受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的冲击。只有具有地球环境各要素都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的意识,才能在面对丰富的口述资料时,准确选择及判定资料的价值及地位,准确把握口述史料的内涵及其“环境”韵味,“创造”及书写出来的史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料。

      最后,环境口述史料的“创造”及书写,还需要具有全球生态环境整体观的意识。研究区域环境史,需要具有中国、全球生态环境整体观的意识,才能正确理解环境史学的当代价值。同样,“创造” 及书写环境史料,也必须具备中国生态及环境整体观、全球生态及环境整体观的意识及理念。只有这样,搜集、选择、考订口述资料后书写出来的环境口述史料,才能具有全局、整体的特点,反映史料书写时代的环境意识和思维特点。

      (二)环境口述史料书写必须本着客观真实、实事求是的态度

      环境口述史料的书写,是为了保存人类关于环境变迁尤其是重要环境事件的历史记忆,建立个体生命对环境感知、环境叙事的记忆库,也为了以影音图片和文本等鲜活、具体的方式,保存、传播环境变迁史的细节及人类的环境观察、环境记忆的真实场景,资鉴当下的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及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口述资料大部分都是记忆及叙述的结果,建构环境记忆文本的过程,就是“回忆”环境变迁及其细节的过程,难免会存在遗忘、疏漏的部分。即便口述访谈资料再详细、完备,也会存在因人为的感情因素而出现与真实事件不相吻合的资料。史料书写者也会因避讳、感性及理解偏差,出现隐晦、曲笔或浮夸的内容,使口述史料书写存在“在历史意识的框架中用消除、毁坏、空缺和遗忘来规定记忆”,“记忆制造意义,意义巩固记忆”等差误情况,故环境口述史料出现失真情况就成为常态。鉴于传统史料的客观、严谨性特点,历史研究者在使用史料时,主观上或潜意识里都认为史料是客观、真实的,是可以作为研究证据的。这就要求史料书写必须尽可能贴近客观、真实。因此,环境口述史料书写时,就有必要避免因客观或主观因素去主导或诱导口述资料失真的现象发生。

      首先,口述资料与其他其他资料的互证,即恰当利用其他类型的资料补充和佐证口述资料的方法。整理、考订及补充口述资料时,既不能完全脱离口述资料,也不能完全相信口述资料。而是以之为基础,全面查找、搜集其他相关的资料和信息证据,利用大数据查找口述资料涉及的环境变迁、环境灾难和环境事件的新闻报道、日志、现场记录、照片、录音、录像或档案资料等信息,与口述资料对照,考辩、订正后还原出贴近客观真实的史实资料,再书写、保存为史料。因此,环境口述资料书写成为史料,必须借助、综合其他类型的资料才能完成,很多环境实物、图像、音影、文献资料,都是考证、互补时必不可少的资料。这种“创造”或“书写”环境口述史料的方式,为历史学新兴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搜集、整理和考证、运用资料进行学术研究甚至是学科构建的路径和范式。

      其次,不同个体的口述资料的互证,即多份口述访谈资料互证补充、印证的方法。不是所有的环境事件、环境变迁,都能幸运地留下不同类型及内容的资料。尽管现在科学技术非常发达,记录环境史的手段非常丰富,但依然有很多环境变迁、环境事件发生在资料记录范畴或人的视线、记忆之外。很多环境变迁、环境事件发生时无人目睹也无人记录,或仅有个别、部分人目睹,或事后才被人知道、了解,口述资料很有可能就是孤证。面临这种情况时,环境口述史料要如何书写?

      可以有三个办法:一是保证现场目击者口述访谈的数量。尽可能多地找环境事件的目击者进行访谈,再将几份访谈资料进行对照、比较、分析、判断及综合,梳理、复原出相对客观、完整的事件原貌,再完成史料的书写。二是事后目击者访谈及相关补充资料的搜集、整理。这是没有现场目击者的情况下采取的方式,除尽可能多地找事后目击者访谈外,还应到环境事件现场亲自观察、勘测并补拍照片和录像,作为口述访谈资料的补充佐证资料。部分影响和后果特别严重的环境事件、环境灾害,一般会有事后的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甚至政府部门的相关记录、文件、档案等资料,也可作为后果性资料写进环境变迁史料里,使该类史料的丰富性、延续性更好。三是信息监控数据及工作人员的访谈。在没有现场目击者及事后目击者的情况下,只能尽可能收集气象、灾害甚至军事雷达、卫星、遥感、定位、交通及其他部门的监测、监控资料及数据,并访谈这些部门的专业人员。这些部门的监测、监控仪器会留下全景或部分环境事件、环境灾难的第一手资料,相关监控专业人员对很多环境事件的原因、过程、结果和影响的解说极为专业,他们的口述访谈资料,比普通大众的访谈资料更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再结合监测资料,就可以完成客观、真实的环境口述史料的书写。

      再次,理性分析及常规判断的互证。无法找到亲历亲闻者访谈,只能找到相关人员,进行间接访谈获取资料时,就需要对访谈资料涉及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及社会背景,有全面、细致的了解和分析,对可能存在歧义的口述访谈资料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还可以利用心理学的方法,对访谈人物的心理、心态和感情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及评估,对口述者进行伦理道德、行为习惯、社会规范、常识常规等的判断分析,辨别判定口述资料的真伪,准确把握口述访谈人物对环境事件、环境灾难的看法、态度和感受,分辨他对该事件是否存在夸大或贬低的可能。通过认真、严肃的分析,作出客观判断,再将其书写为史料。

     (三)环境口述史料书写应全面展现细致且生动形象的场景

      环境口述资料的采集需要全面、细致,史料书写同样也要保证环境变迁史事的全面、生动,使环境变迁历史借助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呈现出感性、真实的特点。

      首先,以口述资料为基础,尽可能搜集与口述访谈的环境史事相关的详细资料进行补充、完善,完成环境变迁史事及关键性细节的史料书写,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事件原貌。一些重要的环境变迁事件,尤其区域环境重要转折史事的史料书写,全面性、细节性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只有全面、详细地保留环境变迁全过程及其细节,史料反映的史事才能更客观、更接近真实,才更能为研究者和史料的其他阅读者,甚至是公众展现环境变迁中形象、生动的历史场景。刻板的历史就能鲜活、灵动起来,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详实的证据和支撑,展现环境变迁的动因及经验教训,让后人、读者有回到现场、亲历现场的感觉。这样的史料书写及其反映的全景式历史过程,才是环境史料书写者及环境史研究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才能发挥补史、证史甚至修正人们对环境变迁细节模糊甚至错误的记忆,实现环境史宏观与微观视角的融合。故环境口述史料书写的全面性、细致性特点,能让环境史甚至自然环境里的每个要素及过程不再枯燥、晦涩,使环境史变得有血有肉、鲜活感性,达到存史、育人、资政的目的。

      其次,基于传统史料学考订、辑佚、辩伪等基础方法,书写并生成严谨、准确的史料。辑佚是首要工作,因为环境口述史料存在局部性、碎片化、临时性的特点及弊端。绝大多数口述访谈的资料都是片段、短期过程的实录,不可能反映环境变迁的整体过程和全部场景。很多口述资料反映的环境史事是碎片化的,局部场景多于整体场景。“完整历史” 与“现场实录”存在天渊之别,即便是那些精彩瞬间与经典片段的影音、图像资料,虽然也能给人留下深刻、震撼的印象,能令历史书写增色,但这些经典也只是若干片段的重组与重构,绝不能代表自然界纷繁复杂的整体变迁史。因此,环境口述史料在书写时,必须选择不同场景及侧面,并多层面补充相关资料(辑佚),尽可能书写出能展现真实而又完整的区域环境变迁历史的史料。

      辨伪、考订是环境口述史料书写者的重要任务。由于史料来源、形式及内容因电子化及信息化呈现海量增长的趋势,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在改变传统史料形态的同时,扩大了史料的范畴和类型,史料来源宽泛、内容结构多重。很多借助影像等现代传媒、信息技术生成的补充口述史料的信息及数据,往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存在大量不符合史料书写需求或篡改、伪造的资料,如借助各种 PS 技术伪造、修饰的信息,若不注意就会以假乱真。部分访谈资料也会因口述者的政治倾向、个人好恶及曲笔避讳而发生偏差,或记录者因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及狭隘性,会忽略一些重要信息和细节,给史料的选择、甄别及书写带来了极大困难,增加了口述史料书写的难度。

      当热,电子技术的高度发达及大数据能伪造虚假资料,也能辨别及考证史料的真伪。如可通过其他渠道的记载及影音信息互证核实,或寻找信息源亲自核实,或通过技术鉴定图片、影音甚至文本资料的真伪。即使一些被认为是客观、真实的口述资料,书写时的筛选、甄别、考证、补充等环节依然不可或缺。很多佐证的影视、音像资料,通常是作为环境及生态层面上的新闻素材提供给大众传媒的,其新闻性、真实性及生动性能弥补传统纸质文本的不足;自媒体的自拍及微信、QQ等资料多属“娱乐”性质,很多是口述访谈者没有接触到的信息,其承载、传达的环境信息也是难能可贵的,但却都缺少了史料的严谨性及客观性。书写史料时就要辨伪存真、去粗取精。只有经过辨别、考订后的资料,才能写进史料里。因此,传统的史料书写方法,同样适用于新时代环境史新型史料的书写。

      最后,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汇集各种资料补充口述资料,或回访、核实口述资料,完成史料书写并展现环境口述史事生动、具体、形象的特点。环境口述资料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可通过现代电子科技对资料的保存和展现方式呈现,史料的创造、书写和保存也可借助数字化、电子信息技术进行。可将访谈及其相关影音、图片及文本资料书写为同样式的史料,较好地达到形象、直观、全貌的效果。同时,现代通讯及电子技术还可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利用网络、电脑、电话、微信、QQ、短信、邮件、云服务等,以语音、视频、图片等方式,便捷地进行口述访谈,搜集、补充、回访、核实各种史料,为史料的选择及书写、运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电子信息技术如网络及大数据,能较好地存储、传播及鲜活地再现环境口述史料。环境口述史料整理、书写出来后,可借助当代信息技术优势,发挥网络强大的链接及海量存储功能,将口述史料中的声音、文字、影像等多面性、立体性的信息全面地保存、传递给研究者和读者。目前存在及流传的很多陆地环境、动植物生态系统、海洋环境及其生物生态状况的影音资料,在展现形式及效果方面远远超越了细致的文字描述,凸显了“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自媒体时代的技术物化成果的优势”。

     (四)环境口述史料书写要突出典型性及科学性

      首先,书写环境史口述史料时,应选择典型性环境变迁历史或环境重要事件。历史研究的魅力和生命力之一,就是对那些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重要史事进行深入研究,在一定层面上以点带面地展现宏大历史场景中的代表性侧面,以反映整体历史的一般状况。环境口述史料的记录和书写,也不可能全部记录每个时刻、每个环境要素及系统的变迁过程,只能选择那些产生重要环境后果和影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事件。如很多经意或不经意间拍摄、记录的某个特殊的环境场景、画面并描述出其具体经过的资料,不仅是环境历史的一个侧面,也有可能是区域环境变迁、发展史的主要转折点,这样具有典型性的史料无疑可以作为口述史的补充性资料,成为史料书写的主要素材。

      其次,环境口述史料尤其是自然科学数据史料的书写必须以严谨、科学的研究结论为主。记录、保存环境口述信息并客观真实、全面形象地书写为史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工作,此时的史料还是粗糙的。必须经过第二步工作,即分析和挖掘这些信息形成的背景、原因、推动力和意义,确定其科学性、准确性,才能成为供研究者使用的真正意义上的史料。很多环境口述信息多是零散、不连贯的,也是浅表、不系统的,存在很多有争议、不确定的信息,需要进行系统考辨及研究,提升出口述资料反映的环境变迁史实的规律、特点及其对环境、对生态系统的正向和反向影响,把这些正确的思考和研究结论书写入史,提高史料的质量和深度,这是环境口述史料书写过程中科学性功能最好的体现。

      总之,环境口述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呈现环境问题、重大环境事件的公共性、综合性和复杂性,并寻求恰当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担负有搜集、丰富和整理环境文献,形成系列环境资料或史料汇编,为环境史数据库建设提供支持。因此,当代环境口述史料书写的一个任务,就是将环境变迁及问题、事件所涉及的各类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对涉及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的机构、单位、群体做针对性访谈和记录,结合当事人、当时人对自己从事的环境工作历史及其环境思想、感知、记忆、看法、建议,整理并梳理出环境变迁史的脉络。此类口述史料中包含了环境记忆、环境认知、环境心理乃至环境伦理的内涵,能体现当代人、当事人对环境问题、环境变迁、环境保护及其政策、措施等的理解、感悟和思考,会成为史料书写及史料学建构中重要的支撑性内容。

      四、余论

      史料是建构历史、书写历史的基础。历史学不仅关注各类史料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和潜力,也关注到所有历史是依赖于自然环境而存在的事实,关注到任何史料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环境存在联系。口述史料为历史书写提供了新资料、新路径,也提供了新视角、新契机。环境口述史料丰富了传统环境史料的内容,跨越了传统史料的边界,为新学科、新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环境口述史料的存在形式、书写样式及内容,丰富并扩大了环境史料的内容及范围。环境口述涉及人对环境的感知、对生态的认知、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对环境事件的看法以及对环境变迁的记忆及叙述、表达等,为史料书写提供了范畴更广、形式更新、内容更丰富的资料来源,使环境史料的广度及维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式口述影像、影视、图片等资料,全面、直观、形象地展现了环境变迁的多维、立体性特点,为越来越多的史料书写者和研究者甚至公众所接受和喜爱。

      第二,环境口述史料的“创造”及书写,对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学科建设及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推进价值。当代环境口述史料的采集、调查及信息实录、史料书写,强调多元化思维及实地调查,亲临采集现场核实、补充资料的书写路径是完全必要的,在各类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考辨与综合研究的史料书写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丰富、充实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采集、整理、书写环境口述史料,对保存、书写、研究环境变迁史及其动因、结果、影响,对环境史史料学及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对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改善,对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的共生共进式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

      环境口述史料在“创造”及书写中,主要是通过对大众的采访及其环境记忆、环境感知的表述等方式,客观上提高了民众对环境及其保护、修复、治理的关注度,普及了生态文明理念,提高了公民的环境担当意识和生态责任,成就了环境史和生态文明研究服务当下的现实情怀及学术诉求。

      第三,环境口述史料引领了环境史史料书写中的公众话语体系。在口述史如火如荼发展,全民都可以从事环境口述史工作及研究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被写进党章、写入宪法并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始建设,口述史将大众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和环境史资料采集的队伍中,让史料书写者搜集到大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记忆及思考,追溯、还原、保存环境变迁的过往场景及重要事件,阐述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和期待,梳理区域环境变迁史的脉络及环境治理的对策,让史学摆脱了上层叙事的传统,关注民众的环境叙述及需求,使环境史料的生成、存在、传播途径发生了革命性改变,引领了环境史史料书写及学术研究的新方向,也使环境史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反映人与环境互动关系、自然环境及其各要素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等的历史,成为能让后人了解和掌握环境变迁的特点及规律、并能资世鉴事的历史。

      第四,环境口述史料的采集及书写、呈现存在 “双刃剑”效应。环境口述史料虽然是公众的环境记忆及环境叙述,在公众环境史料学中占有较高位置,但却只是环境史诸多史料类型中并非尽善尽美的部分。一些内容及反映的环境变迁侧面带有大众偏激的生态中心观或极端环保主义,也有个别为了宣传及达到某些目的而将事实进行夸大或掩盖、抹黑或粉饰的资料,这些资料无疑是不合格不严谨的史料,只能作为特殊或专题式的具有负面色彩的史料存在。因此,环境史口述史料的书写不可能以世俗、大众或通俗化的消费口味为圭臬,依旧要坚持历史的真正内涵及厚度、坚守史料的严肃性及本真性。

      如音影图片等史料能够展现环境史事的具体、形象性特点,但过于直白及全局的情景展现,使一切历史过程都简单明了,一切值得品味的历史细节都清楚快捷,很多画面之外的内容、情感及可以留有余地的空间无法展现或被画面声音掩盖,成为了事实上的快餐资料、简明史料,限制了史料及历史的想象、拓展、追问、咀嚼、思考及理性探究的空间,影响了对历史真实面向的回味与联想的维度,降低了静观与沉思历史的难度。因此,环境口述史料若过分单一地依靠影音、图像资料,无法真正完成口述史料的书写任务,需要以理性的态度和思维方式,补充、增加、删改、修正失误的资料,让史料更有张力、更有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只有充满了自然韵味及多元面向的环境史料,才能为环境史研究提供充分的支持。

      第五,环境口述史料的“创造”与书写方式,只是诸多口述史料书写方式的一种路径及范式,其他专题及领域的口述史料的“创造”、书写及其保存、传播,也可使用此路径。若把本文中的“环境” 二字去掉,用历史学其他专题及领域的词语来替换,也可以有同样的思考及实践。故本文探讨的环境口述史料的“创造”与书写方法,事实上是力图为现当代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及新兴领域的史料“创造” 及书写,提供一个实践样本及批判的对象。

      环境口述史料作为环境史料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只是充实、丰富史料的类型及内容,不可能完全取代、掩饰传统史料及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网络及电子信息资料确实具备了史料存贮中的海量信息承载与传播功能,对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环境认知、生态思维发生了颠覆性冲击,也拓宽了史料书写者及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研究内容及旨趣。但并不是所有环境史研究需要的史料都可依靠口述获得,很多文本资料尤其是政府文档、政策文件及统计数据,都不可能全部依赖网络和电子出版物,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史料及其价值将会长期存在。

      第六,史料不存在“有用”与“无用”之说,传统史料是这样,环境史料也是这样。环境口述史料的任何形式及内容,都能反映环境史的不同维度及侧面。只要看问题的角度及方法变换一下,很多被认为是无用的史料,如传统地方志中被认为是无用的“物产志”“土宜”等,就成为环境史研究的珍宝。这就是环境史料中“无用之有用”的原则。

     (作者简介:周琼,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转自“西南环境史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