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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经验

李慧波: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历史发展状况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逐步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格局,广泛渗入众多领域,并以多种形式得到传播。在积极回应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口述历史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加强。但是,有关概念的厘定,口述历史理论体系建设,为党和政府工作发挥智库作用,口述历史学术刊物数量以及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与转化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口述历史 发展   

  一、口述历史的发展状况

  学界一般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我探索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国际口述历史接轨阶段,以及21世纪以来的纵深发展阶段[1-3]。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口述历史发展呈现出多维度推进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出现了多样性的采集方式及其成果呈现方式。多维度、多元化和多样性,构成了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4]。

  1.口述历史以多种形式呈现和传播

  随着科技的发展及新媒体的不断普及,口述历史成果以多种形式得到传播。图书、报刊、杂志、电视、互联网、微博、微信都成为口述历史的呈现和传播平台。

  (1)口述历史出版物数量逐年增加,种类从单一趋向多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对重大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出版了相关成果。以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和党政要人为主体的口述历史出版物如《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体的口述出版物如《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辛亥革命回忆录》和《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等。其中,规模最大的口述历史组织和出版当属全国政协组织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该选辑前后出版150多辑,“收集了晚清到民国年间有关重大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多方面资料”[5]。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口述历史主题单一,政治色彩浓厚,而且未按照现代的口述历史操作规范和法律伦理规范来进行。此外,转化为公众读物的口述历史著作也非常少,仅《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少数几种得到出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口述历史在理论与实践上开始与国际接轨,一些人开始参照国际口述历史的标准进行实践。如1984年,王庆祥通过对李淑贤的访谈,整理出版了《溥仪与我》;1996年,钟少华通过对100位科技老人的访谈,整理出版了《早年留日者谈日本》;1997年,张晓通过对苗族妇女的访谈,完成了《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1999年,定宜庄通过对旗人女性的访谈,整理出版了《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等。总之,这一时期的口述历史突破了早期主题单一,政治色彩强烈的特点,开始“以文化事件、文化人物为核心”,并“开始参与进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成为大众阅读市场上不可小觑的一分子”[6]。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大众传媒的发达,口述历史的研究和传播也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国内的出版界掀起了一股口述历史的出版热潮。各种冠以“口述历史”或“口述史”名目的出版物纷至沓来,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网站查询1980—2017年以来口述历史的出版物(见图1),输入条件为“题名-口述AND语种-汉语”,搜索结果显示口述历史出版物约2 300种左右。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口述历史出版物总体上呈递增趋势,特别是从2015年以来,每年的口述历史出版物都在百余种以上。

图1 中国大陆历年口述历史出版物数量统计

       21世纪以来的口述历史出版物大致可分为三类,即以记录历史为出发点的口述历史著作、口述历史理论著作以及不同学科通过口述历史方法而撰写的著作。

  以记录历史为出发点的口述历史著作主要是根据受访者讲述而整理出的口述文本。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以人物为主的口述历史著作,另一类是重大事件口述历史著作。以人物为主的口述历史著作既有名人口述历史也有普通人口述历史。前者多为政界、军界、文化界等各界人物的口述历史著作,如《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启功口述历史》等。后者以群体口述历史为主,如《中国知青口述史》《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等。

  群体口述历史著作按照访谈内容的特点区分为不同的类别。如张李玺主编的《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是以受访者的群体特点而进行分类编排的。定宜庄主编的《北京口述历史系列》是按照受访者的性别和城市特征而进行分类编排的。另一类是按事件进行专题性口述历史研究,这类口述历史出版物一般是围绕重大历史事件而形成的,如《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山西抗战口述史》《改革开放口述史》等。

  从2005年国内出版了第一本口述历史理论著作《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已出版的口述历史理论与方法著作约20余种。如《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本土化视域下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研究》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对推动中国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口述历史功能的多样性,所以口述历史方法被运用到许多学科中。利用口述历史方法而进行研究的历史学著作如《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该丛书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收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并利用之来进行史学研究;利用口述历史方法而形成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如《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等,这类著作以口述历史的方式采集田野社会资料,并对之进行深度的文化阐释;利用口述历史方式来完成的文学作品如《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非隐私访谈录———成功女性的独白》等。

  由上述可见,21世纪以来的口述历史出版特点如下:第一,数量庞大;第二,涉及群体广泛,不仅关注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而且也关注社会普通人物的社会生活;第三,涉及众多学科领域。

  (2)各类媒体纷纷加入口述历史的推广和传播之中。在口述历史出版物不断涌现的同时,报刊、杂志、电视、互联网、微博、微信等媒体也纷纷加入口述历史的传播和推介中。

  1997年,纸质媒体《北京青年报》首次出现以“口述实录”命名的栏目,这是女记者安顿对近5 000名普通百姓的情感遭遇进行的访谈记录,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和青睐,该专栏也成为讲述情感实录样板。此外,还有一些报刊如《光明日报》《三联生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当代中国史研究》《扬州大学学报》《高校图书馆工作》等报刊也纷纷加入了口述历史的介绍和传播当中,既包括口述历史文本的记录,也包括对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的介绍。

  口述历史的方式不仅拓展了纸质媒体的文本内容,也为电视媒体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等电视媒体都设有“口述历史”栏目。《大家》《见证》《面对面》《人民记忆》等节目一度以高收视率引起社会的关注。这类节目以个人记忆、民众记忆等方式,凭借多元感人的叙事艺术,体现个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收视效果。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进入全媒体“融合”的时代。微博和微信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广泛渗入各个领域。除了一些互联网网站设有口述历史专题外,有关口述历史的微博和微信也都加入了口述历史的记录、推广和研究。如贵州三线建设口述历史的微博、中国传媒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微博等。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口述历史的微信公众号也成为推广和传播口述历史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类微信公众号如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开设的“口述历史”、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开设的“崔永元口述史中心”、北京体育大学开设的“体育口述史”、口述湖南美术史课题组开设的“口述湖南美术史”、西北师范大学口述史协会开设的“西师口述史”、上海影像资料馆开设的“SMG口述历史工作室”、有影迹纪录工作室开设的“麻风村口述史”、《温州公益伙伴年会》秘书处开设的“温州NGO口述史”等。这些微信公众号一方面及时将本机构/部门的口述历史的相关动态传送给公众,另一方面将国内外口述历史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推送。如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开设的“口述历史”微信公众号,每天及时更新国内外口述历史动态,成为口述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了解国内外口述历史的一扇窗口。

  (3)口述历史项目丰富多元。由于多方面对口述历史的积极关注,各类口述历史项目也不断出现。除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学等学科的口述历史项目外,其他学科如医学、航空学、物理学、体育学、经济学等也设有口述历史项目。2013年,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开始做医院临终关怀的志愿服务,记录患者和家属的个人口述历史,2015年,北京儿童医院开展了“老专家口述历史”项目,2016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启了“北航记忆工程”,2016年,国际特奥会东亚区发起了特奥口述历史项目,2017年,中国航天第十二研究院发布了中央专项“口述钱学森工程”阶段性成果———《寻梦》和《旗帜》两部专著。此外,还有互联网实验室开展的“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空藏动漫资料馆开展的中国动画人、漫画人口述历史研究项目以及大连商品交易所开展的“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项目”等。这些机构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不同领域的个人经历、行业故事和时代记忆保存了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年轻人参与到各类口述历史项目中。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师生围绕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历次土地制度变革对农村老人进行访谈,获得了关于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口述历史资料。再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师生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五代乡村教师群体进行了访谈,获得大量的口述资料。又如,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女性图书馆的妇女口述历史项目吸引了全国多所高校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青年教师参与其中,目前已拥有400余名访谈员队伍,收集到1 000多万字的口述历史资料。此外,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家春秋口述史计划”以及中山大学举办的全国大学生口述历史交流比赛都吸引了全国多所高校大学生的踊跃参与。

    2.口述历史研究进入学术体制学术研究水准逐步提高

  学术研究是引领口述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为了支持和推动口述历史的学术研究,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于2004年成立,从此口述历史在中国有了统一的学术组织机构。随后,地方口述历史研究会也陆续成立,如江苏省口述历史研究会于2015年成立,广州市口述历史研究会于2016年成立。多所高校也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机构,如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中华女子学院妇女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石河子大学兵团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等。这些口述史研究机构通过召开口述历史学术会议、申请科研项目、开设口述历史课程等方式来推进我国的口述历史发展。

  (1)召开学术会议,加强学术交流。笔者通过百度网站搜索了历年的口述历史研讨会。从2010年至2018年12月31日,共搜索到70余篇关于口述历史研讨会的相关报道,发现如下特点。

  首先,会议主题丰富,内容多元。口述历史研讨会主题包括抗战口述历史、地方口述历史、口述历史与建筑、妇女口述历史、口述历史与音乐、口述历史与环境、口述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而且,一些机构如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中国传媒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女性图书馆、中国音乐学院等机构持续围绕本领域的相关主题举办口述历史研讨会。

  其次,口述历史会议次数逐年增加,涉及地域广泛。据笔者统计,2010—2015年间,平均每年举办的口述历史会议次数为3次。自2016年以来,每年召开的口述历史会议次数大幅增加。据笔者统计,2016—2018年,每年召开的口述历史次数分别为10次、14次、28次,而且口述历史会议举办地涉及东北、华北、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多个区域。

  再次,国内外口述历史学界的交流也在不断扩大。一方面,中外的相关口述历史研究机构联合举办口述历史学术会议来扩大交流。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就与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联合举办了“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中华女子学院与英国苏赛克斯大学联合举办了“中英妇女口述历史研讨会”;2016年,伪满皇宫博物院与日本“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中日口述历史研讨会”……另一方面,中外口述历史学者交流也在不断增加。如2004年“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上,邀请了韩国、日本、美国的相关学者参加。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自2015年开始,每年的口述历史国际研讨会上都会邀请国际著名的口述史学者,如国际口述历史协会主席Indira Chowdhury、Sue Anderson、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前副主席Alexander von Plato、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Louie B.Nun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教授Gerry Albarelli、加拿大温尼伯大学口述历史中心主任Alexander Freund、英国口述历史学会刊物《口述历史》创始主编Paul Thompson等。此外,中国的很多口述历史学者也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口述历史年会以及一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举办的口述历史学会年会。

  (2)口述历史进入国家权威立项机构。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口述历史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口述历史开始进入国家权威的立项机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指南》中的相关学科领域设置了一些与口述历史相关的选题。如2018年社会学学科设有“当代中国社会的口述史研究”,民族学学科设有“20世纪50年代民族工作口述史研究”,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设有“口述历史与档案学教育研究”。2019年党史·党建领域设有“新中国70年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自1996年至今,已有69个口述历史项目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中立项1(见图2),涉及民族学、文学、图书与情报、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教育学、体育学、艺术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图2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中口述历史的立项情况

      (3)口述历史理论研究逐步提升。对口述历史理论的探索是口述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学者一方面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口述历史理论成果,如覃方明、渠东、张旅平翻译的英国口述历史学者保罗·汤普逊所著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王芝芝、姚力翻译的美国口述历史学者唐纳德·里奇所著的《大家来做口述史》;宋平明、左玉河翻译的由唐纳德·里奇编著的《牛津口述史手册》等,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口述历史理论与方法进行探索,这类研究成果在文章前面已提及,不再赘述。

  笔者以“口述史”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一次性检索到2 186篇关于口述历史研究论文,发文量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近10年来,口述历史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年均在百篇以上。这些论文的内容既包括利用口述历史方法对具体人物或事件的收集[7,8],也包括对口述历史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其中对口述历史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对口述历史的概念界定。关于口述历史的概念,学界有不同看法。如钟少华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9]。杨立文认为,口述历史“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10]。杨祥银认为,无论如何界定口述历史,“关键要把握住口述历史的精髓”,即“它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11]。可见,学界对于口述历史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但对口述历史的基本特点却存在着某种共识。

  第二,对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口述历史与回忆录、传记、新闻采访关系的研究。学界认为,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存在着区别。如左玉河认为“口述史料是不需要加工的;但口述历史是必须经过整理者加工的”[12]。而且,他还认为口述历史不同于新闻采访,如果认为二者一致则是“低估了口述历史的难度,降低了口述历史的严肃性”[12]。陈墨[13]认为,口述历史、自传、回忆录、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录、传记,“这些概念虽然相关且看似相近,但却并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概念。严格地说,它们在概念内涵及其具体呈现形式上有相当明显的不同。”这些解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们对口述历史的误读、误解、误用和乱用。

  第三,对口述历史真实性问题的阐释。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人们对口述历史提出质疑的一个关键因素。为此,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阐释。如左玉河认为,从“历史之真”到“口述文本之真”,其实经历了三个环节的过滤和阻隔。“一是从历史之真到记忆之真,二是从记忆之真到叙述之真,三是从叙述之真再到口述文本之真。”口述历史就是这样一种“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无限逼近历史真实而又无法完全得到历史真相的追逐历程”[14]。杨祥银认为,口述历史将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结合起来,“这样的历史才是更真的历史。历史工作者“要放弃过去那种坐而论道的习惯。正好,口述史学便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选择”[11]。这些阐释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口述历史和更好地开展口述历史收集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对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探索和研究。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既包括对口述历史的学科归属的讨论也包括对口述史学科建设的讨论。关于口述史的学科归属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周新国认为,口述历史学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兴分支学科”。“可以考虑在现有历史学大门类下增设口述史学与文化遗产学学科”[15]。左玉河[16]“倾向于把口述史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看待”。章玉钧[17]认为,应把“中国口述史列为中国史的二级学科”。徐国利[18]等认为,可以将“口述史学作为史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或三级分支学科”。梁景和[19]等则认为,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需要认真地实践和研究”。杨祥银[20]认为,应该“以更为开放与包容的态度,来理解口述历史本身具有的跨学科特征及跨学科应用价值”。

  一些学者对口述历史学科建设提出构想。周新国在2005年就对口述历史学科建设提出相关建议,他认为,“条件成熟的地区和部门分别设置口述史博物馆或口述史档案馆”,“对口述史理论和实践的项目给予一定立项资助”,“对条件具备的口述史学会可批准建立相应的一级学会或二级研究会”[21],“在相关的事业职称类别中设立口述史研究的相应职称”,“筹备召开中国口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21]。左玉河认为,中国口述历史学科建设应从口述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人才培训、研究队伍组建、口述历史项目的推广和研究、学术交流与合作、图书资料库建设等五个方面努力[22]。梁景和[19]认为,学科建设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认真梳理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欧亚和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脉络、主要成就、重要特征、代表人物和著作、经验以及问题等等”。以上研究对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有很多指导意义,但未对口述历史学的学科内制度与外制度建设进行更为详细的说明。

  第五,对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的关系研究。口述史料除了弥补国史研究史料不足的空白外,还承载着其他功能。左玉河[23]认为,“口述历史是实现人民书写国史的有效途径。”姚力认为,口述历史“对于探究国史发展规律和国史研究方法创新都具有重要价值”[24],“承载了共和国生命历程的集体记忆”[25]。宋学勤[26]认为,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口述历史两者的结合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面向社会公共教育和启迪的功能”。这些论述对于口述历史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六,对口述历史方法的探讨的研究。左玉河[27]认为,访谈员与受访者在口述历史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类似于电影拍摄中的‘导演’与‘主演’”。李慧波认为,口述历史在不同的受访者身上使用的方法各异。“法无定法,万法归宗。良好的访谈技能需要采访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但真诚的态度、锲而不舍的毅力、敏锐的洞察力和求变创新的魄力却是永恒不变的主题。”[28]以上讨论反映了中国大陆口述历史研究热点问题,这对于完善口述历史的理论架构、工作规范和法律规范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关于口述历史的研究还包括基于口述历史方法的历史学[29]、社会学[30]、教育学[31,32]、图书档案[33,34]、新闻传播[35,36]、艺术学[37,38]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在这个逐渐深入和逐渐体系化的过程中,不但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理论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新的认识论基础,而且也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4)口述历史课程进入大学课堂。早在199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就为本校学生开设了“口述史学研究”课程,目前,一些高校也在陆续开设了口述历史课程(见表1),这对于壮大口述历史队伍和培养口述历史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表1 高校开设口述历史课程情况

       二、口述历史取得发展的动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历史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这一方面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使得人们记录和保存历史记忆的手段更为便捷和丰富;另一方面,口述历史的发展与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类参与历史发展的强烈愿望密不可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使得人类对未来变得更加变幻莫测,为了克服对未来的恐惧感和现实的迷茫,人们更加关注个体活动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个体对于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更愿意将个人的历史记忆以口述历史的方式保存下来。即新史学所提倡的发现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的价值,提高现代人对于历史的归属感与参与度。在这种背景下,口述历史成为人类知识积累和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实现了“将人民的历史还给人民的梦想”,充当了“人民讲述和书写自己历史的工具、方法和主要渠道”[4]。

  与此同时,口述历史还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结合时代需求,积极化解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历史研究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保存在传承人的记忆和经验里,“这种记忆与经验通过目睹、言传和身教三种方式代代相传,没有文字记录,没有确凿与完整的书面凭据;它的原生态是不确定的,传承也不确定”[39]。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面对日益瓦解消散的文化,“传承人口述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存录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出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需要,非遗档案调查与建立的需要,保护传承人的需要,口述历史方法便应运而生。可以说,“没有一种方法更适合挖掘和记录个人的记忆与经验,并把这些无形的、不确定的内容转化为有形的、确切的和可靠的记录”[39]1

  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为例,口述历史不仅在采访内容上涉及国史的各个层面(国家政权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教育史、军事史、民族史、宗教史、社会史、体育史、卫生史、灾害史及日常生活史),而且注重发掘当事人的历史记忆,注重细节,“特别是能将那些原本被档案资料忽视的事件和人物以口述史料的形式记录下来”[24]。再加上很多文献档案资料没有完全公开的情况下,国史研究更加需要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来开展,从而多方面搜集历史信息,拓展和活跃研究视野,“进而更科学、更生动地描绘出共和国的历史的全貌”[26]。

  另外,随着历史研究中的精英取向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以及底层人群/弱势群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得很多人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去挖掘弱势群体的历史。以妇女口述历史为例,通过妇女口述史的方式记录妇女的历史可以使她们重心找回自我。这“不仅是史学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确立自主、自信的人生的必要基石”[40]。有学者通过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扑灰年画的传承人王树花的口述史发现,“扑灰画法成为她的艺术生命,传承扑灰年画内化为一种使命。”进而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女性传承人的身份经历了再造与重新认同的过程”[41]。

  此外,由于口述历史对历史细节的描述涉及很多不为人知的信息,当受访者把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公开之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探秘心理,再加上其文字表述通俗易懂,从而受到了读者的青睐。

       三、问题和愿景

  1.口述历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尽管当前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但从整体上看,口述史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如下。

  (1)学科体系建设需进一步加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口述历史在中国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格局,同时口述历史学科建设问题也提上了日程。目前,我国口述历史学科建设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专业基础薄弱,专业教师缺乏;第二,学科定位不清,导致专业身份不清;第三,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培养体系和公认的培养模式;第四,理论研究滞后,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匮乏;第五,无独立的身份参与国际发展和对话。因此,加强口述历史学科建设,培育学科独立性,势在必行。口述历史只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会有更为坚实的支撑平台。

  (2)口述历史学术刊物的数量需增加。学术刊物的数量和质量是评判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它不仅可以传播研究成果的信息,而且可以扩大学科影响力,但目前公开发行的口述历史学术刊物只有《口述史研究》《口述历史在中国》等不定期出版的少数刊物,且没有一种刊物属于CSSCI,这种局面极大地限制了口述历史的交流平台和研究水平。

  (3)高水平的成果有待进一步传播与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当前,全球发展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全球化也出现一些新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成就和经验有必要向全世界展示和传播,如何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去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对中国有一个真实、立体和全面的认知,也成为口述历史一个重要任务。而高水平的口述历史成果是实践的产物,这就对访谈技术和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很大一部分从事口述历史的收集者,由于没有经过适当的培训,因而在操作中出现很多问题,诸如访谈员的素质问题,访谈机构与受访者对访谈资料的版权和所有权问题,受访者对主要问题进行回避问题,访谈员无法客观公正地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问题等。为此,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教授曾呼吁:“在众声喧哗、大众参与的多元化推进态势下,中国口述历史己经发展到规范化操作的新阶段了。”[4]

  (4)口述资料重复收集,无法被充分揭示和使用。如前所述,国内多家机构和个人开展了丰富多元的口述资料收集,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绝大多数口述史收集机构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从而使得口述历史存在重复收集的现象。如2014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由张李玺等主编的《追寻她们的人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性卷》,刘玲玲和金茂芳是书中两位主要受访者。2016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邹赞的《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1)》,书中也对这两位女性进行了访谈。二者虽然视角不同,但访谈内容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诸如此类口述历史资料重复采集的现象还容易出现在抗战老兵、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群体身上。

  此外,绝大多数口述资料被分散在不同机构或采集者个人手里,使得这些口述资料变成了“死资料”,无法被充分揭示和利用。为此,有学者建议,口述资料采集工作完成之后,“最好在采集完成后马上将录音、录像、图片、文字等资料一起移交保管部门”[42]。

  2.对口述历史未来发展的愿景

  为了不让逐渐“火”起来的口述历史成为昙花一现的时尚,有必要创造有利于口述历史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笔者认为未来的口述历史应关注以下方面。

  (1)构建中国口述历史理论体系,推进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步伐。口述历史学科建设需围绕学科、学科制度与学科建制为中心。既要大力推进口述历史学科队伍建设,又要建立和完善口述史学术机构,推进口述历史基地建设,鼓励基地从机制上推动口述历史的研究、教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既要加大资金投入,提升口述历史研究的质量,又要鼓励相关机构对口述历史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进行规划,而这一切的重中之重是进行中国特色口述历史理论体系的建设。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步伐,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4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口述历史理论体系的建立自然是这一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夯实中国口述历史理论体系,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步伐才能稳健向前。

  (2)鼓励更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创办口述历史学术刊物。独立的学术刊物是评判一门学科独立性的重要标志,也是学术交流和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史表明,一门学科,一种理论学术,一个重要范畴、概念和话语的出现并为人们所接受,往往离不开学术刊物等传播平台。从这个角度看,学术刊物、学术出版,是新学科、新理论、新学术、新范畴、新概念、新话语诞生的‘助产士’和‘摇篮’。”[44]所以,要鼓励更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创办口述历史学术刊物,进而为口述历史学科的发展和繁荣创造条件。

  (3)建立严格的口述历史规范。建立严格的口述历史规范已成为目前口述史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在策划-组织-访谈-整理-呈现-研究等各个环节建立严格的规范和流程;另一方面从事口述历史的机构和个人必须要树立牢固的规范意识,“遵守道德规范、学术规范和法律规范,有序推进口述历史的发展”[4],只有这样才能使口述历史持续健康的发展。

  (4)建立起口述资料收集和收藏的联动机制。为了解决开展口述历史收集和收藏的分散性和局限性,相关机构和部门应该建立起合理有效的联动机制。即通过统一的部署和规划,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口述历史资料进行采集和整合,从而使得口述资料能得到有效采集和充分利用。

  (5)为党和政府发挥智库作用。口述历史要具有持续的生命力,不仅要记录和保存历史,更需要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就要求口述历史要密切结合社会发展,为党和政府工作提出前瞻性和预见性的建议,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口述历史在与社会发展同步的过程中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口述历史理论体系建设、口述历史规范、成果转化等方面还大有可为。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要继续深入构建中国口述历史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创造有利于口述历史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建立起口述资料收集和收藏的联动机制,鼓励高校和研究机构创办口述历史学术刊物,建立严格的口述历史规范,为党和政府工作决策积极发挥智库作用。

  参考文献

  [1]周新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关于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的若干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4):101-106.

  [2]王军.中国大陆口述历史研究现状综述[J].文化艺术研究,2009,2(3):39-42.

  [3]王艳勤.中国的口述史学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592-596.

  [4]左玉河.多维度推进的中国口述历史[J].浙江学刊,2018(3):216-219.

  [5]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颜井平.1949年以来我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与出版[J].出版发行研究,2018(1):108-111.

  [7]金祖权,杨晓芬.我记忆中的芦胜村[J].史林,2001(3):28-35.

  [8]刘冰清,夏雪,赵颖.傩戏人生:溆浦傩戏传承人周本洪口述史[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8(4):108-113.

  [9]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漫谈[J].学术研究,1997(5):46-51.

  [10]杨立文.论口述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功用与地位[J].北大史学,1993(1):120-136.

  [11]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3):47-58.

  [12]左玉河.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J].中国图书评论,2006(5):4-10.

  [13]陈墨.自传、回忆录与口述历史[J].粤海风,2014(3):24-27.

  [14]左玉河.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J].史学史研究,2014(4):9-21.

  [15] 周新国.口述史的学科属性与学科设置[N].光明日报,2017-01-16(14).

  [16]左玉河.热点透视与学科建设:近年来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1(1):36-45.

  [17]章玉钧.从中国大陆口述史发展态势、动因展望未来之路[J].中华文化论坛,2011(1):31-35.

  [18]徐国利,王志龙.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理论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5(1):118-125.

  [19]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0-15.

  [20] 吴楠.推进中国口述史本土化建设[EB/OL]. http://www. cssn. cn/lsx/slcz/201901/t20190128_4818197. shtml,2019-01-28.

  [21]周新国.中国口述史学之回顾与展望[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24-27.

  [22]左玉河.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J].史学理论研究,2014(4):61-67.

  [23]左玉河.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23(3):46-52.

  [24]姚力.再论国史研究与口述历史[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30(3):282-286.

  [25]姚力.试论口述历史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启示[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19(4):33-39.

  [26]宋学勤.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学[J].史学集刊,2006(5):70-75.

  [27]左玉河.“导演”与“主演”:访谈者与口述者的角色及职责[J].江淮文史,2016(5):139-144.

  [28] 李慧波.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三辑:前言[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9]孟庆延.从“微观机制”到“制度源流”:学术史视野下口述史研究传统的力量、局限与转向[J].学海,2018(3):44-51.

  [30]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J].中国社会科学,2003(4):79-92.

  [31]刘来兵,周洪宇.教育口述史:功能、信度与伦理[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46-54.

  [32]胡艳,郑新蓉.1949—1976年中国乡村教师的补充任用:基于口述史的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5-25.

  [33]李秋丽.高校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与策略研究[J].中国档案,2018(7):60-61.

  [34]张一.网络环境下我国图书馆口述文献资源库建设调研与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12):54-61.

  [35]朱奕亭.论口述历史的“影像转向”[J].现代传播,2016,38(6):158-160.

  [36]蔡骐.影像传播中的历史建构与消解:解析电视传播中的“口述历史”现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19(2):59-67.

  [37]丁旭东.口述音乐史学研究的三个路向:兼论三种研究模式的建构与利用及其意义[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8(2):20-32.

  [38]丁旭东.再论“口述音乐史”的概念内涵与分类:基于与梁茂春教授的对话[J].江汉学术,2017,36(6):69-77.

  [39]冯骥才.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序言[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

  [40]李小江.女性的历史记忆与口述方法:从“二十世纪妇女口述史”谈起[N].光明日报,2002-08-06(B3).

  [41]郭平.女性传承人的身份再造与认同:以王树花口述史研究为出发点[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4):354-360.

  [42]尹培丽.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43] 光明日报评论员.完善学科体系打造话语体系[EB/OL]. http://epaper. gmw. cn/gmrb/html/2016-05/22/nw.D110000gmrb_20160522_3-01. htm,2016-05-22.

  [44] 谢伏瞻.为加快构建“三大体系”提供重要平台:在《中国社会科学》编委会上的讲话[EB/OL]. http://www.npopss-cn. gov. cn/n1/2019/0225/c219468-30900590. html,2019-02-25.

  注释

  1数据来源:http://fz.people.com.cn/skygb/sk/index.php/Index/seach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

        (来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作者:李慧波(1979—),女,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