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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经验

陈海儒、李巧宁:口述史视野下陕西农村妇女的生育困境(1949-1980)

      摘要:1949-1980年间经历过生育的农村妇女的口述史生动、鲜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农村妇女生育的种种困境。缺乏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使妇女被不断怀孕所困扰,没法掌控生多生少、何时生育。分娩条件简陋,方法原始,完全靠自然力分娩,一切听天由命,给产妇和婴儿健康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孕期、尤其是分娩后,产妇得不到应有的营养与足够的休息,落下不少病痛。普遍缺吃少穿,成年累月为生计奔波,致使农村妇女养育子女的过程充满艰辛和无力。

   关键词:口述史;陕西;农村妇女;生育;困境 

   生育不仅是农村妇女人生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且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1949年以前,除了中华民国政府曾以“堕胎罪”干涉人工流产外,生育几乎完全是自然行为、家族行为,国家很少介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介入生育,把生育与国家发展紧密关联起来。考察1949年以后农村妇女的生育困境,是认识同时期农村妇女生存境遇、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切入点,也可以为理解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提供有益的思考。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后,国家启动了“一胎化”生育政策。与此同时,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被从集体化体制中解放出来,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改善,生育观念与生育环境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便于论述,本文拟以1980年“一胎化”政策推行为时间下限,讨论1949-1980年农村妇女的生育困境,且选择笔者比较熟悉、地垮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南北地理与人文环境差异较大的陕西为地域。

   到目前为止,涉及1949-1980年农村妇女生育的成果仅有(美)贺萧《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农村接生员》[1],胡桂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妇女》[2]、《1950年代的新法接生与农村妇女生育记忆》[3],陈海儒、李巧宁《1949-1965年的生育宣传与农民反应:基于陕西的实证研究》[4]等论文。另外,李巧宁、陈海儒的专著《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5]第三章“生育: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纠结”对1949-1965年陕西农村妇女的生育状况进行了阐述;(美)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6]一书中用“接生员”、“母亲”两个部分展示了陕西农村妇女口述中的集体化时期生育状况。其他相关作品如杨发祥《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7]、全津《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研究》[8]虽涉及1949-1980年的生育问题,但主要是围绕政策变化进行全景式勾勒,把“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因为农村妇女的生育与城镇妇女有很大不同,以及农村妇女占中国妇女的绝对多数而对“农村妇女的生育”进行专门论述。也有一些论著虽论及1949-1980年农村妇女的生育,但限于篇幅,论述极为简略,如李巧宁、陈海儒《口述史料中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50—1965》[9],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10]等。

   此外,现有关于1949-1980年农村妇女生育的一些成果虽突破了以往宏观叙事的做法,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微观探索,但还没有系统讨论1949-1980年农村妇女生育困境的成果;除了贺萧、胡桂香等极少数学者的成果之外,大多数成果运用的史料主要限于档案史料、报刊史料等第三方的记述,直接来自农村妇女的史料非常稀缺。1949-1980年间经历过生育的农村妇女大多健在,且思维清晰,她们的口述史能生动、鲜活地展示这一时期农村妇女生育的方方面面。本文拟以扎实的口述史料为基础,对1949-1980年陕西农村妇女的生育困境做微观实证探究。

       一、为孕所困:无法有效掌控胎数

   1954年11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指出,卫生部改变以往限制节育的政策,不再限制避孕节育,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在市场上销售,对人工流产放宽管理。事实上,直到1963年国家开展大规模计划生育宣传之前,农民一直极少接触避孕用具和药品,对它们知之甚少,甚至心存恐惧,也无力购买。再加上,1963年以前,偏远农村生育率虽高,但分娩方式的不科学、医疗和看护条件的落后,导致婴幼儿成活率低,儿童夭折现象比较多见,不少农民没有流产、节育的需求,生育几乎完全是纯自然行为。

   有一部分农民虽觉得无节制的生育既影响妇女健康,又加重了家庭养育的负担,但囿于传统的“命运”观点,认为“娃是命里注定的,该生十个,生八个都不行”[11],也就听之任之。实在不堪忍受生育之累的,苦于找不到有效的避孕办法,只能借助一些民间土方、偏方来避孕或堕胎,比如,有的把青瓷片碾成粉末,掺黄酒内服,有的用生漆盖子熬成汤喝;[12]有的把一种汁液腐蚀性很强、俗名叫“丁丁根”的植物茎剥皮后通过女性下体放入子宫,[b]有的喝碱水或吃红花打胎,[13]有的故意干重活,或使劲用手拧肚子,或用裤带紧勒肚子,或把肚子使劲顶到东西上以使流产。[14]这些方法不仅效果差,而且摧残妇女健康。

   1956、1957年《陕西农民》报在宣传节育时,刊登一些避孕小偏方,如《这样就能少生娃》[15]、《紫茄子花能避孕》[16]等,讲育龄妇女在月经过后3-5天内,用温开水服用清明节前后出生7天以内的蝌蚪,或者产妇生了孩子满一月、月经完全干净后,以黄酒做引子,喝焙干、研成粉末的紫茄子花苞14个,就可以避孕。且不说这样的偏方是否有用,农村妇女忙于田间和家里的各种活计,再加上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少看书读报,这样的宣传难以被她们知悉。

   1963年,全国性的严重困难时期过后,陕西省除了开始在部分市、县向城镇居民做计划生育宣传外,还选择个别农村作为试点,宣传计划生育的观念和使用避孕套、宫颈帽、节育环、做男女结扎手术等节育办法,并组织医生到生产队入户为妇女戴节育环。不少农村妇女对节育用品将信将疑,甚至充满恐惧,有的怕伤害身体,有的怕不方便。1966年正月结婚的陕西眉县田家寨村妇女肖氏回忆1966年冬天看到1930年出生、已有五个子女的堂嫂在家里被戴节育环的情景:当时,动员育龄多子女的妇女戴环,人都不习惯,心里害怕,堂嫂吓得大哭,医生责备:“给你戴个环么你哭啥呢!”几个人强行把堂嫂控制住,才在炕边给戴了环。[c]

   1931年出生的合阳县路井镇妇女赵菊兰和丈夫侯永禄1964年对“谁去做绝育手术“这一问题的讨论,很能反映当时农村妇女既怕再生娃,又对绝育手术充满担忧的矛盾心情。赵菊兰到1964年时已经生了7胎,自从“生过第三个孩子后,就不愿再生了,曾偷偷地问巷里人要过打胎药,悄悄吃了,也不顶事,气得她有时暗暗地从炕沿上往下跳,企图达到堕胎的目的,但仍不顶用”。[17]1261964年3月,侯永禄偶然间得知路井镇医院来了一位会做绝育手术、可以让人一辈子不再生娃的医生,便回家和妻子商量,想去做手术。夫妻俩担心手术风险大,一番权衡与争论后,才决定由侯永禄去做。[17]127-128

   如果说,侯永禄夫妇担忧的是绝育手术的风险,那么1931年出生的张氏担心的是手术花钱和害羞。1957年,张氏带着分别生于1949、1953年的两个幼子从陕西商县迁到眉县,1958、1960、1963、1965、1967-1969、1971年再先后生下6个子女,为自己无法控制生育而苦恼,但1965年前后听说可以做节育手术时,她却没有做:

   我把三个娃都没要,我生了八个,留了五个。……简直叫娃把我一辈子缠得,我都害怕了!……土方(流产)不顶用,我推磨子去了把肚子压,黑了(睡觉时)把肚子撮成疙瘩拧……把娃拧不下来么。……1963年,那阵我把我老四抓下时间不长,那阵没有计划生育,后截再有一两年才有计划生育了。……人家说计划生育呢,我说去看嘎,不去要是再抓下娃了咋办。去了,人家要钱呢,还要你丈夫写保证书,才给你计划生育呢。计划生育,花多少钱你就要认多少钱。后来,老汉说,花钱咱想办法借都行,(他)叫我去(计划生育)。叫我在人面前说(自己要节育的)话我办不到,我嫌哂[哂:害羞,被人笑话]很,没去。[18]63-65

   怕也罢,羞也罢,生得太稠太多带来的养育疲惫是很多家庭承受不了的。如果婴儿生下之后再溺死或送人,虽然可以避免照看之累,但十月怀胎的身体负担,以及孕期无法有效照看已经出生的幼儿,仍是难以摆脱的困境。加之,到1970年左右,经过几年的宣传、动员和实践,戴节育环的观念才被人们普遍接受,一些离县城较近地区的妇女主动戴节育环以控制生育。如,上述陕西眉县田家寨村妇女肖氏1967、1969、1971年陆续生了3 个子女后,担心再次怀孕带来的负担,1971年主动去医院戴了节育环:

   ……人家大队啦、来去都经经给人讲说(戴环可以控制生育)呢,开会给人说呢。咱就可思量,到医院去(戴环)了消毒严些,人家开会啥到村来给人戴些消毒不严,咱就到医院去(戴上)啦。[d]

   直到1973年,陕西省革委会批转《陕西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根据国家就生育问题提出的“晚(晚婚)、稀(拉开生育间隔)、少(少生)”原则,在农村普遍动员已经生有两胎或两胎以上的育龄妇女戴节育环或做结扎手术,即民间所谓“两胎化”政策。绝大多数符合条件的妇女才或自愿或被迫或随大流,采取了节育措施,基本结束了农村妇女生多生少无法控制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陕西省“两胎化”政策出台后,没有男嗣的农户非常抵触。当时,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除了“五保户”[e]之外农村养老基本完全靠子女,对农民来说,没有儿子不仅意味着家庭未来没有壮劳力、生计没有保障,而且晚年将无人养老。所以,没有儿子的农村妇女拒绝戴节育环或做结扎手术,想方设法要生个儿子才安心。1950年出生的陕西凤翔妇女李氏1975年生下第二个女儿后,村干部要求她去做结扎手术,她不愿意,心里的想法很简单:“我还没有儿子呢!不生个儿子,以后我老了谁给我养老?”[f]于是她东躲西藏,直到1979年生下儿子后,才去做了结扎手术。

       二、为娩所困:难以得到应有的照顾

       俗话说:人生人,吓死人,儿奔生,娘奔死,阎王面前隔张纸。分娩对产妇来说,有不少无法预料的凶险。然而,1949-1980年,绝大多数农村妇女的分娩只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首先,农村妇女在整个怀孕期间,正常参加各种劳动,顾不上是否会流产。尤其是1955-1980年代初的集体化时期,凭工分吃饭,孕妇为了多挣工分,往往分娩前几个小时还在参加生产劳动。佳县妇女郭氏把自己怀孕期间照常劳动的经历看得十分自然:“我(1964年)怀娃娃的时候肚子大得快生了,还抓粪[抓粪:陕北多坡地,施土肥时,主要靠人力,即人用手把粪框里的粪一把一把洒到地里]了,就是挂个抓粪框子,还抓粪了。什么时候(把孩子)养下,什么时候神着[神着:在家待着,不去参加田间劳动],养不下就天天动弹着。”[g]

   商洛市商州区妇女王氏1963-1973年间有同样的怀孕经历:

   “休息啥哩?有身子的时候也去干活挣工分哩,就往地里担土哩。那没法,要挣工分,还跑的美太太[美太太:非常美],回来还没啥吃,还是借的粮在磨子上推,人都是那样。有些人正干活哩就把娃生了。人都说推磨子(生得)快,有身子后人都整天推磨子哩……就不管怀没怀身子,娃也多,都要吃哩,都想挣工分哩。”[h]

   1932年出生、1949-1965年生育了6个子女的眉县妇女麻氏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

   (怀孕了)还休息呢?谁让你休息呢?你要指望还挣点工分呢,一天到地里头干活呢。人家没说让你强行上工,那你不上工还能挣人家工分?我记得(1956年)怀孕时,后个[后个:后天]就要生了,今个[今个:今天。]还在地里头拿锄头锄地。莎莎她婆生莎莎她伯时上午还在地里头干活,后晌就生了,差一点还要生在地里头。那时人都那样,把生娃娃不当啥,娃娃都不值钱,命都贱得很。[18]78

   感觉到即将分娩,难以继续劳动,孕妇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计,赶紧回到屋里分娩。

   其次,整个分娩过程完全顺其自然,条件简陋,没有任何催产、镇痛的药物或产后的治疗。贫困以及正规的医疗机构缺乏,再加上有的妇女因为生育频繁,对分娩并不格外重视,家人也极少给予特殊关照。分别在1968、1975、1978年生过三次孩子的潼关县妇女周氏的话很能反映当时农村妇女的分娩环境:

   (分娩的时候)一盆热水,硬生哩。(叫的村上)(人)家(接生婆)管你啥!就等你生完,见了头,一拉,把脐带一剪,就对了。(如果)难产就死了。多少人都死了。那时候谁都不进医院,在城廓[城廓:访谈对象家庭所在的村庄名]生,自家炕上。那时候谁还这值钱,就跟鸡下蛋一样,女人就这义务。[i]

   “硬生哩”、“就跟鸡下蛋一样”,这些话语非常直白地描述了农村妇女的分娩困境:听天由命。1959-1970年间生了7胎的镇巴县长岭镇兴房坪妇女刘氏的分娩环境和心态印证了周氏“那时候谁还这值钱”的观点。她7胎都是在家里自己生的,连接生婆都没请。她说:

   (当时妇女分娩)都是这么,实在有的发作了一两天娃娃不下地,才去请接生婆。(至于会不会发生危险)那些不考虑,人是恍的,生就生了,死就死了,条件也不好,几十里路才有医院。[18]402

   “人是恍的,生就生了,死就死了”,听起来似乎很旷达,实际上是对生育环境和可能遇到的危险的无可奈何。1924年出生的陕西省蒲城县荆姚镇东街村妇女徐氏以平淡至极的语气回忆当年的分娩条件时,一句“那害怕那(又能)咋?那说婆娘都是铜心铁胆。还能有啥办法!”把妇女分娩时“无可奈何”的境况阐述得淋漓尽致:

   (我生6个娃都)没有(请接生婆)。在屋里(生)。……有的(分娩时)那谁家的老婆给人收娃哩(就请过来)。那都是好生的娃,难生的娃就是你请下接生婆也生不下。好生的娃,你把脐带逮住用剪刀一剪就对了,跟前有啥(东西)哩,(拿过来)把娃一擦就行了。……那害怕那(又能)咋?那说婆娘都是铜心铁胆。还能有啥办法![j]

   分娩时,为了避免血污弄脏床铺,不少妇女就在地上找一块干净处,或蹲着,或坐在板凳上;等婴儿落地,把婴儿包好,把胎盘娩出,自己才到床铺上去休息。第一或第二次分娩时,一般会叫来年长的妇女或自家婆婆帮忙;生的胎数多了,就自接自生。

   1949-1971年生了8胎、溺死3胎的眉县妇女张氏这样说起自己的分娩经历:

   (1958年)临坐月,我感觉肚子疼了,赶紧先烙一点馍烙到锅里。踩面[踩面:用手揉面团]的时候肚子只管疼,搭火去了疼得在灶火滚蛋蛋,我刚把那馍翻过去,疼得不得了,也不管了。……把包娃的啥都寻好,在地上扫一坨净地方就在地上抓娃哩。你当还能上去睡到炕上?(把娃)一抓,脐带给一绞,胡(儿)麻(儿)给缠到肚子上,拿衣裳一包,撂到炕上,我就坐到炕上去,就是那样子。……前头那(1949、1953年的)两个是(娃)他婆经管(生下)的,(从1958年生的)老三这儿,就没人管。(有时候)老汉在屋里,给我帮个忙,把娃拾下。后面这就没人管,坐月是自己坐,罪自己受。[18]67-68

   子女多,也就不特别珍视,婴儿生死,听天由命。就如张氏所说:“娃死了死,活了活,就把活娃当……唉,死了死,活了活,死了给我减轻负担。”[18]68

   因为当地习惯或由于北方天冷,有的妇女虽是在炕上分娩,但多数家庭无钱购买吸水性好的麻纸或卫生纸铺在产妇身下,往往揭掉炕上的半面席子,用提早准备好的细黄土或草木灰给产妇渗血。正如1947年出生的眉县妇女肖氏所说:

   人生娃的时候,大多数都到炕上把半截炕上的席一揭,就到揭了席的半截光炕上生呢。身底垫的是灰包,就是用烂布缝个大包包,里面装的是锅底掏下的灰。也有的人屁股底下坐的是面面土,倒上一堆土,上头铺个啥,人坐上头。(1942年出生的)你五妈生娃呀给(比她年长四、五岁的)你菊香妈说:“你去到门上给我弄一拌笼土去。”你菊香妈不知道你五妈(要)生(娃)呀,以为她要土做其他啥呀,就给提了一拌笼大疙瘩土进来。你五妈叫把土给她倒到房里面的地上,就坐上头生呢。[18]109-110

   由于丈夫的体贴,肖氏1967年分娩时,就避免了用灰或土渗血:

   我(19)67年(农历)四月生第一个娃,到屋生嘞。那阵文革呢,成天发传单呢,你爸见了就拾,拾下了就攒下,攒了一捆传单,我生你姐就用攒下的传单纸。文革呀咱县有“红造联”和“新眉中”这些造反组织,公社也有不同的派别,这伙(派别)都发油印的传单呢,专门来人给人发呢。那种传单纸粗粗的,就和这阵人上坟用的烧纸一样。[k]

   分娩时能有这种“粗粗的,就和这阵人上坟用的烧纸一样”的传单纸用,肖氏感觉自己受到丈夫的格外重视,40多年后仍对此津津乐道。肖氏的丈夫说,就连装过水泥、又粗又硬、吸水性很差的牛皮纸都被当作当时产妇分娩时用以铺垫的上等品:

   我(1968年)到教坊做工唔阵,是用水泥浇铸电线杆呢,教坊我姑她(儿)媳妇快生娃了,我姑就提个拌笼去拾装水泥的牛皮纸呢,拾了她媳妇生娃的当当了用。……有的人连(这样的)硬纸都没的哈。[18]110

   剪脐带的工具,一般是家里做针线的剪刀。讲究一点的,会用几滴白酒把剪刀擦一擦,或把剪刀在火上烤一烤,或在开水里煮一煮;不讲究或来不及的,就直接从线笸箩里拿出剪刀用。

   1931年出生的陕西省洋县龙亭镇高原寺村二组妇女张氏说,她生过6胎,“(分娩时)谁都没请,旧社会人的思想那个的啥[那个的啥:指很保守]。(脐带)自己就剪了么,都提前准备好的,剪子、线线,准备好,一满[一满:全部](用)草,把月娃肚上的脐带剪了,扎住。”[18]184

   1945年出生的商洛市商州区刘湾街道二十里铺村妇女王氏,对她1963、1964、1966、1969、1973年五次分娩中用剪刀剪脐带的事记忆犹新:

   (我生第一个孩子)就咱村里这老家[老家:会接生的老年妇女](给接生的),一般咱屋里这老人就会接生,到后来自己都会了,把脐带一铰就放炕上啦。我胆小,都没有自己剪过。……就用自己屋里用的那剪刀,那时候娃也不管啥感染不感染哩,都是那样过来的。有的人还把剪刀用开水煮一煮,用药棉擦一擦,就说是消毒了,有些人生娃的时候急忙找不到剪刀就用刀直接给割了。[l]

   第三,简陋的分娩环境,给产妇和婴儿的健康带来不少隐患。因为是在家里分娩,没有医生和医用器械,无法对自然分娩造成的妇女产道撕裂进行缝合,完全靠自然愈合。1942年出生的佛坪县妇女赵氏1963年生第一胎是在自己家里,胎体重达8斤多,分娩很艰难,在跟前助产的丈夫的母亲和村里一位老年妇女使劲把她两腿向外掰。等婴儿娩出,赵氏阴道严重撕裂,产后没有进行任何缝合,留下了严重的尿瘘。由于此病极痛苦又难以启齿,赵氏称之为“暗毛病”。随后的1964、1966、1968、1970、1972年,赵氏又连续在家分娩五次,导致这一“暗毛病”更加严重。直到2017年接受访谈时,她还说:“留下了暗毛病,内裤要勤换,要不然就磨得痛,直到现在都没好。”[m]

   就婴儿健康隐患而言,最常见的是婴儿因为脐带感染而患“四六风”,在出生4-6天左右抽风而死。1928年出生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杨峪河镇庙坪村六组男子任某说起自己三个儿子的夭折深感痛心:

   (我妻子)她一共生了5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1949年出生的。以后每隔两三年就生一个孩子。一连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子。……每次孩子都是我祖母给接生的,也谈不上消毒,是将孩子的脐带掐断,打个结,放到炕上就行啦。结果三个孩子都得了“四六风”病夭折了。[18]344

   简陋的分娩环境,很容易造成婴儿夭折,虽然传统社会“只见娘怀儿,不见娘领儿”[19]659、“生一窝,死得多,村旁就是埋娃坡”[20]357的现象已经有很大改善,但是1949-1980年间妇女的生育胎数大于存活子女数的情况依然比较多见。

       三、为育所困:无力无暇精心养育

   1949-1980年,化肥和良种的缺乏极大地抑制了农作物的产量;同时, 1955-1980年的集体化体制不仅难以调动生产积极性,还把农民死死地束缚在土地上,导致吃不饱肚子的状况一直没有解决。加之,1973年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受生育观念、节育措施等的影响,绝大多数农户最少有三个子女,有的甚至有九、十个,五、六个最为普遍。子女多、缺吃少穿,给养育带来极大的困境——艰辛、无力。

   首先,子女缺吃少穿,难以温饱。1950年出生,1971、1975、1979年先后生下三个子女的凤翔县妇女李氏向子女提及1971年生的女儿幼年的境况时,如此感慨:

       人没吃的么。吃点苞谷面爝得,人还屙不下。我记(得)娃碎碎点都扎住[扎住:一直,每天]吃稻菽……娃吃了一且屙不下。……不吃麦么,成年吃不上一两顿麦面……娃(一岁多)唔阵还是精屁眼,光给穿个上身。一冬天冻得不敢出门么,没裤穿,可怜地!你姨把她(女儿)穿的烂毛裤,烂得有几个洞,都补上补丁啦,用毛线补下的,是你姨父在太白(县)工作呢(给买下毛线织下的),给拿来两个,当紧娃穿上敢下(炕)去啦么。你想缝(衣服)先死活寻不下这么大一点布布么。扯布还要布证。一块钱也没的么,阿达来钱呢?没钱么。……娃饿得,整天坐窗跟前“馍馍,馍馍,我想吃一口馍馍……”。有一回我(引着淑霞)去搅水去,过黑万家门口,你那个婆婆给你爷爷擀了箩儿大一点面,(娃)就扒人家门跟前不走:“面面,婆婆给我喂一口……”唔阵人也都可怜,人家夹了半条面给她喂啦,她就满足啦,就走啦。(娃)几岁啦都没个棉裤穿,你外婆拿来点你外爷穿的粗布,……给弄个棉袄,就没啥做棉裤,几岁啦都是精屁眼,冬天就不敢出门,没棉裤穿。[n]

   集体化时期,农民年年缺吃少穿,却不能自由地外出谋生,只能困守在生产队。更何况,李氏的丈夫家是地主成分,是专政对象、接受改造的分子,在群众监督之下,根本不敢外出借粮或买粮,以免被说成是坏分子串联、搞破坏。在难以保障子女裹腹、蔽体的境况下,“养育”二字显得何等沉重!

   1964、1967、1971、1986年先后生过两女两子的陕北佳县王家砭乡妇女郭氏对孙女说起前三个子女小时候的生活:

   “穷得,(1964、1967年生的)两个女儿念书那时候特别穷……穷得甚都没有。就拿黑米[黑米:高粱]扒[扒:一种烹饪方法]的黑饼子。……就给儿子吃山蛮儿[山蛮儿:土豆]了,不给你姑姑两个人吃。[o]

   第四子未出生以前,“穷的甚都没有”的郭氏一家,把土豆视为上等食品,只给和1971年出生的唯一的儿子吃,两个女儿只能在一边看着眼馋,却享用不到。

   夫妻都在农村的家庭养育子女很艰难,夫妻一方是城镇户口、可以挣工资的农户养育子女同样不轻松。1936年出生的商南县梁家湾镇梁家湾村妇女李翠英的感受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身体不好,又有孩子,参加劳动自然少,主要靠吃基本口粮过日子。一年分得的粮食只能吃半年,交了缺粮钱,还要买高价粮。……我只能买很少的一点高价粮,把粮食当“盐”吃,在以红薯干、野菜为主的食物中,象征性地撒些糊汤米,把它称作“饭”。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三个孩子的身体发育都受到影响,长大成人后,体质都不强健。[18]352-353

   李翠英的丈夫是商南县中学教师,她先后于1964、1967、1973年生下三个子女后,一边独自带着三个孩子,一边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分到的粮食不够吃,丈夫工资低,余钱到黑市上只够买很少的粮食,一家人只好把粮当“盐”吃,导致三个子女发育不良。

   其次,妇女为了生存,整天忙忙碌碌,没有精力给予子女周到的照顾。为了多挣一点工分、多分一口粮食,不少妇女分娩后尽可能早地去生产队劳动,有的连坐月子也不愿耽搁。前述合阳县赵菊兰就是一例。

   赵菊兰1964年1月生第7胎,为了减少因分娩和坐月子而带来的工分损失,她让丈夫和队长商量,一边坐月子,一边在自家炕头为生产队挑选棉籽。到孩子满月的时候,她已经拣了满满两瓮棉籽,为家里多挣了几百个工分。当然,为了多拣棉籽,她经常顾不上给婴儿喂奶,顾不上哄孩子,只能任婴儿遭罪。[17]125-126

   1957年迁居眉县金渠乡的张氏,提起分别出生于1953、1958年的第二、第三个儿子幼年时的情景,叹息连连:

   我到眉县来把罪一下受扎了,成天给弄个架子车叫拉上,把肩膀上的衣服都磨烂了。(从屋里)走的时候把娃从奶上择下,早些时候人家(叫上工的)那锣哐哐哐地响,我就把娃从奶上硬择下撒脚就(往外面)跑。……娃在屋锁着呢。……晌午回来人家给两个小时的时间,赶紧把(早上的饭)锅一刮,锅(用水)焖下,赶紧踩面,把面踩下窝下[窝下:放置以使面团醒开],可去洗锅……我就记得我老三要吃奶哩,抱住我腿,我顾不得给吃,我走啊达他把我腿抱啊达,把我撵上,等到我把面择开、锅里把水倒上,坐到灶火算烧锅算把娃奶上。有一段时间老二跟老三在一搭,老二看老三,让在屋里,我(放工)回来了,两个精溜子在屋里,我门一开,(他俩)豆豆豆地就别[别:读四声,蹦跳]出去了。娃给屋里地上屙的、尿的……我就用土赶紧把那垫了,都顾不得把那铲出去。唉,两个精溜子就出去了!……我操心(娃)么,远近都操心。近处的地有半里路的,远处的地还有一里多路的,中间歇一点气,撒脚就跑回来,给娃吃点奶,赶紧可往地里跑……[18]65-66

   张氏上工时和下工时的“跑”,以及回家后的忙乱,展现了一位有三个年幼儿子的母亲既要挣工分以糊口,又要操心幼子的慌张与忙碌。无人照看的幼子见到放工回家的母亲后,蹦着跳着冲出门的那份欣喜,映衬出他们经常被锁在屋里的压抑。张氏的叙述里,满含着无力使幼子得到最基本呵护的无奈。

   眉县妇女肖氏对1967年出生的女儿小时候生活的回顾,进一步阐释了大人无暇精心照料幼儿,只能任其哭闹的情景:

   (分娩完过了百天,我到地里做活去,)娃就放屋。那些(时候),娃都没人哄,屋要十几口人吃饭呢么,她婆一个人哄三个四岁以下的娃,一晌午还要擀两大案面(条)呢,就(只能)把娃迩下,她哭叫她哭去。哪个娃算哭(着)哧溜哧溜爬她跟前了,她赶紧抱(到)院(子)去放下,或抱去放(头)门(外),把头门一关。你哭呀你哭去,谁管呢!人说那些(年)娃伙不害啥,(这)个话是假的咯:娃有一点小病都没人知道,除非娃不吃、烧得昏迷不醒、睡下不灵醒了人才知道娃不乖啦。[p]

   再次,打骂和放任是最主要的教育方式。妇女既要参加集体劳动,又要做饭、喂猪、纺线、织布等,再加上子女多,琐碎的家务根本料理不清。忙乱之外,缺粮食、没柴草、无钱用,尤其是子女经常饿得哭,妇女心疼却无能为力,心境不舒畅,很容易情绪失控打骂子女。1946年出生的潼关县妇女周氏先后于1968、1975、1978年生下三个子女。子女小时候,她惟一的教育方式就是“打”、“篓实地打”:

   大人没啥吃,娃也没啥吃,(大人)成天糟心地打这个娃、打那个娃。大人一天就吃不饱,糟心地,娃再一吭,人就打。……我管娃,糟心就打,篓实地打。老大就没挨过打,一看你(大人脾气)马上不对,急忙就跑开了,(机)灵,你还没有工夫撵。但是老二和老三是拗拗子[拗拗子:犟牛],尤其老二,在哪犯罪[犯罪:做了错事]咧,(大人批评的时候她)一晌午不动弹,拗在院子,定定地不动,拗神哩,就不动弹,拗拗拗。(她)越拗我越想打。(我)哪里有那么多的好话给她说?不听话打,连踢带打。[q]

   周氏其实是内心非常细腻的一位母亲,她特别疼爱自己的女儿。可是,家里没吃没喝,她经常“糟心”,控制不住地没有耐心对待女儿。也有不少妇女无暇顾及儿女的教育,任其自由发展:能念书了就念,念得不好、不想念书了就回生产队挣工分,只要不惹事生非就行。

   综而观之,口述史视野下,生动鲜活的民间记忆展示出1949-1980年间陕西农村妇女生育中的重重困境。在1973年政府推行大规模计划生育行动之前,没有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妇女被不断怀孕所困扰,没法掌控生多生少、何时生育;1973年政府强力推行已有两个以上子女的育龄妇女做绝育手术的政策,没有儿子的妇女为如何规避政策、迅速生下儿子而苦恼。1980年代实行包产到户之前,农民为了省钱或方便,大多在家依照传统的方式完全靠自然力分娩,一切听天由命,有的甚至连接生婆都不请,给产妇和婴儿健康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孕期、尤其是分娩后,产妇得不到应有的营养与足够的休息,落下不少病痛。普遍缺吃少穿,成年累月为生计奔波,致使农村妇女养育子女的过程充满艰辛和无力,甚至常常没有耐心和精力去呵护子女,更多地是粗暴地打骂或者放任。

   只有当家庭的生存条件有一定保障,妇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效地掌控生育的时间和数量,能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分娩,产后得到应有的营养和休息,妇女才会少一些生育的困扰,才谈得上生活质量,才能够给子女身心健康成长提供宽松的环境。

   参 考 文 献:

   [1]贺萧.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农村接生员[A].王政.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胡桂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妇女[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

   [3]胡桂香.1950年代的新法接生与农村妇女生育记忆[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4]陈海儒,李巧宁.1949-1965年的生育宣传与农民反应:基于陕西的实证研究[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5]李巧宁,陈海儒.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6](美)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杨发祥.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3.

   [8]全津.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14.

   [9]李巧宁,陈海儒.口述史料中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50—1965[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10]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1]陕西省户县妇联会.关于城关公社吕公大队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1963年10月20日)[Z].咸阳市档案馆档案,019-35-长期.

   [12]陕西省妇联咸阳专区办事处,周至县妇联,周至县哑柏公社妇联共同组成的工作组.关于仰天大队宣传计划生育试点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工作情况的报告(1963年7月2日)[Z].咸阳市档案馆档案,019-29-长期.

   [13] 永寿县妇联会.关于计划生育重点摸底情况报告(1963年8月24日)[Z],户县妇联会.关于城关公社吕公大队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1963年10月20日)[Z],咸阳市档案馆档案,019-35-长期.

   [14] 陕西长武县妇联.长武县妇联会关于开展计划生育试点报告(1963年6月28日)[Z].咸阳市档案馆档案,019-35-长期.

   [15] 这样就能少生娃[N].陕西农民,1956-7-7(3).

   [16] 紫茄子花能避孕[N].陕西农民,1957-4-4(6)

   [17] 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18] 陈海儒,李巧宁.倾听乡土的声音:陕西农村妇女日常生活访谈实录(1949-1965)[G],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

   [19] 镇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镇坪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20]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卫生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a] 作者简介: 陈海儒,男,陕西城固人,历史学硕士,陕西理工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

   李巧宁,女,陕西眉县人,历史学博士,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b] 李巧宁2015年10月7日对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汉王镇光华村文家湾高氏的访谈。

   [c]李巧宁2015年10月2日对陕西眉县金渠乡田家寨村肖氏的访谈。

   [d]李巧宁2009年8月10日、2010年8月12日、2015年1月9日对陕西眉县金渠乡田家寨村肖氏的访谈。

   [e]五保户,指农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但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

   [f]张晓华2017年2月17日、3月5日对陕西凤翔县彪角镇李家塬李氏的访谈。

   [g]贺子佳2016年2月1日、3日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王家砭乡贺寨村郭氏的访谈。

   [h]任佳2016年8月11日对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刘湾街道二十里铺村王氏的访谈。

   [i]郭洋洋2016年8月24日对陕西省潼关县南头乡万家岭周氏的访谈。

   [j]惠文娟2010年2月8日对陕西省蒲城县荆姚镇东街村徐氏的访谈。

   [k] 李巧宁2015年8月25日、10月3日、10月5日对陕西眉县金渠乡田家寨村肖氏的访谈。

   [l] 任佳2016年8月11日对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刘湾街道二十里铺村王氏的访谈。

   [m]白瑛2017年1月23日、25日对佛坪县大河坝镇五四村赵氏的访谈。

       [n]张晓华2017年2月17日、3月5日对凤翔县彪角镇南务村李氏的访谈。

   [o]贺子佳2016年2月1日、3日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王家砭乡贺寨村郭氏的访谈。

   [p]李巧宁2015年8月25日、10月3日、10月5日对陕西眉县金渠乡田家寨村肖氏的访谈。

   [q]郭洋洋2016年8月24日对陕西省潼关县南头乡万家岭周氏的访谈。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