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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经验

孔 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的效度与限度研究

[摘要] 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传承人保护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已成为普遍共识。众多非遗传承人因掌握某类技艺而成为民间文化精英,作为非遗的创造者与持有者,传承人口述史是对文化记忆的选择性和重构性表达,难免存在遗忘、隐藏、虚构、美化等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因而,为有效推进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应厘清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历史的效度和限度,充分虑及制约口述史效度限度的诸般因素,结合对记忆口述语境的分析,重新认识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角色地位。
[关键词] 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文化记忆;效度;限度

 

        自2006 年以来,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下文简称“非遗”) 保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非遗传承人在非遗传承与保护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获得深切认可,非遗传承人作为非遗的创造者与持有者,其主体性的角色地位受到广大实务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的关照。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史访谈手段,对作为活态民间文化的生产者、承享者的非遗传承人的生命史和文化记忆进行搜集、记录,此项工作对非物质遗产保护具有基础性意义。
        社会学调查方法中测量的效度,又叫做“测量的有效度或准确度,它是指测量工具或测量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要测量的变量的程序,或者说能够准确、真实地度量事物属性的程度”。的确,效度是一项评价和测量指标,是“真实性、有效性,是指一项评价能够正确评价出评价对象属性或特征的程度,即评价结果达到评价目的的程度”。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效度指的是传承人口述史内容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口述史内容的效度越高,其可信程度则越高。传承人口述史的限度是指传承人的口述历史在多大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对于科学研究和非遗保护产生效力,口述史的效度决定了口述史的限度,反之,口述史的限度也从宏观上规定着其效度,基于传承人口述史效度与限度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我们发现,记忆表达的选择性与记忆语境的再造性决定了传承人口述史的效度和限度是有限的,需对之加以权衡以便度量。

一、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意义
        非遗传承人往往掌握杰出的才能与技艺,其文化活动融入了个体的经验和群体知识而成为非遗有序传承的载体和保障,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者和承载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对人的传承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
        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达到实务工作与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并行发展,传承人口述史的访谈与研究显得极为必要。
        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可带动和深化多学科研究,特别是对确立和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研究领域具有丰厚的学术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之于物质遗产( 文化遗产、自然遗产) ,它的学术、学科价值有两个特点: 一是往往具有多学科的价值,即一种文化形态,汇聚很多学科的学术价值或科学价值; 二是一种文化形式会涉及若干种或十余种学科,其学科价值要比物质遗产多。”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跨学科、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奠定了基础。
肇始于20 世纪40 年代美国的现代口述史学,在形成和确立之初,便引起了一场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新史学”改变传统史学囿于对社会政治领域和主流历史的局限,转向对底层社会和平民声音的关注,可谓颠覆传统史学观念。现代口述史学不仅增强了史学研究的动力,也为其他学科的发展创造出机遇。口述史,尤其是那些依靠传承人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正史’或典籍史的补充、补足与拾遗。它首先审视、确定‘代表作’的历史深度和历史渊源,关注共时中的历史,关注人民传统的生活文化,关注不见经传的代代相传的口头和行为文化,关注文化的活化石或活的历史,关注史前的原始文化。可见,非遗传承人口述史体现出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是先进的文化实践。口述史本身具有包容力和融合性,决定了它对其它学科的适用性,因而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论体系的建构。
        另一方面,非遗传承人口述史和口述史研究具有实用价值,即从现实实际出发,聚焦于对非遗传承人保护的功用,直接服务于非遗保护实务工作。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理念诞生至今,非遗保护的重心始终在非遗文化的传承、非遗保护的方法、理念普及和实务工作的宣传、推行、强化上。在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掌握各类非遗发展现状的持续性工作中,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得到广泛运用,而田野调查的对象除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之外,受到最大程度关注的便是非遗传承人,他们的从艺史、生活史和生命史是非遗存在和灿烂的依托。非遗名录的确定和抢救工作是基础性非遗保护工作,我们需要将那些口头的、无形的、活态的非遗对象转化为文字的、有形的和静态的对象,工作采用的方法正是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学科惯用的口述访谈方法,事实证明,口述历史方法是非遗普查和调研的得力工具。对此,冯骥才认为:“第一,口述史面对的是活着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就是活着的传承人。第二,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中。第三,口述史的工作是将口述素材转化为文字性文本。但文化遗产只保存在传承人的记忆时,是不确定的,不牢靠的; 只有将这种‘口头文化遗产’( 即非物质文化遗产) ,转化为文字后,才可以永久保存。所以说,口述史调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抢救手段和保护方式”。因此,口述史不仅仅是一种宝贵的调查手段,更对非遗保护工作具有实际导向和操作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传承人口述史的意义主要是口述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受这种隐蔽、师承方式的局限,其生存状况十分脆弱。非物质文化‘群体记忆,口传心授’的传承特点,决定了口传资料、口传档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进一步窥探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内部机理,对传承人文化记忆表达的特性及其传承人口述史的效度的制约、传承人口述史应用限度与传承人口述语境等内容进行深究。

二、传承人口述史的效度与记忆的选择性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大致分为三类,即口头传承、身体传承和书面传承,其中,口头传承与身体传承是极为依赖于非遗传承人本体的两种动态传承方式。非遗传承人包括个人从艺史在内的个人生命史的表达途径多种多样,例如表演、说唱、雕塑、绘画、剪纸等等,而非遗保护中传承人的口述是展现和记录传承人文化记忆的重要方式,它与文化记忆的形成与表达特性紧密相连。记忆作为体现出人类个人与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心态的关键组成部分,其种类和形式多元复杂,但其形成和传承又具有一定的共性,尤以记忆的选择性最为凸显。记忆的选择性与传承人口述史的效度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记忆形式的选择性和记忆内容的选择性两方面。
1. 非遗传承人对记忆形式的选择
        非遗传承人的记忆形式包括口头表述、文本书写和行为展现等,即借助口承来完成表述,依靠书承来实现传达,依赖身承来进行展演。例如,我国四大民间史诗的传承,基本上是靠唱诗人的即兴口头演唱而代代口耳相传,这种纯粹靠语言的口承方式,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记忆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记忆中口头表述方式的意义,与仪式表演和文本书写一样,体现在其根据不同语境对记忆形式与口述的双重选择过程当中。
非遗传承人记忆的凝结依赖于多重载体,并自主选择最恰当的方式。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记忆形式的选择并非单一,而往往采用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表达方式,这既取决于非遗传承人的表达习惯,也受制于受访谈人所选择的访谈方式以及访谈语境。所以,非遗传承人记忆的凝结本身便有选择性,而其口述也有选择行为贯穿整个过程。可以说,传承人记忆的选择性是记忆形式的根本性质,是传承人从当下个人生活状况出发,基于对其表达意义的设计,并在不同的叙事方式里的选择和转换。
2. 非遗传承人对记忆内容的选择
        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对民间文化的认知和实践,促使记忆内容复杂多样,也使其口述表达具有多元选择。记忆不是对过去的完全复现,而是从现实社会出发,为满足各种现实需求和目的,以有关过去的所有知识为参照,完成对记忆框架的填充和新知识的生成,记忆内容的选择性由此发生。对此,杰弗里·布雷思维特有精彩的比喻: “拖网装满鱼后,传记作者把渔网拉上来,进行挑选和分类,不好的扔掉,好的贮存起来,最后切成鱼片出售。”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内容便是对记忆的叙事,其本质是记忆的重构,重构记忆就是个体对记忆素材的选择性表述和呈现的过程。
         非遗传承人对其记忆内容的选择,总是以一定的坐标体系和框架为参照。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内丘神码代表性传承人魏进军,在讲述制作神码的颜料时说, “过去的颜料是就地取材,自己制的。黄颜色是槐米制作的,绿色是琉璃湛(当地一种植物) ,红色是石榴花做的,现在早不用这些颜色了。那个时候我没赶上,是听义父说的。”可见,木版年画传承人对原始制作工艺的记忆,不必完全依靠亲历,也可以来自于长辈的叙说,借助口口相传而形成。在与过去的世界发生牵连的脉络中,回忆往往参照我们曾有的体验以及未曾体验的事件或事物,其中包括他者或他群的记忆,这超越了个体既有的亲历的记忆范围。非遗传承人口述的记忆内容属于个人或群体,但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也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发展历程的体现,因而,传承人集体记忆的个人表达实质上也是地域性文化传统的群体传承。作为共同记忆的地域性文化传统,往往是对于众多微观文本的多种叙述的阐释和概括,而这恰恰与有着较浓厚自传性的个人记忆大异其趣。非遗传承人口述的内容来自记忆,而口述常常是在交流的语境中发生的,每次口述的结果往往会导致新知识的产生,即通过对“过去”的多重表述而使“过去”产生新的意义。
3. 记忆的选择性对传承

        人口述史效度的制约为保证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以及非遗保护实务工作的实效性,必须对传承人口述史的效度进行预估,并充分考虑影响传承人口述史效度的方方面面。“对于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来讲,它的进步和嬗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积累,一个是传递。……对于民众来说,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嬗变不可能听任一种权威力量的指挥,而靠的是自然淘汰,即民众的自愿选择,故自然淘汰也可以称为文化选择。”可见,自然选择的主动权在非遗传承人手中,传承人的自为性将起到很大作用,但是,传承人口述记忆的表达并非是充分自由的。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受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地位、地域文化、能力素养、性格特质等差异的影响,不同非遗传承人之间对记忆素材的认知存有差异,并由此带来传承人对当下和过去有着不同的体验。正如约翰·托什所言,“个体对过去的认识包括了直接经验的选择,以及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某种认识”。保罗·康纳顿认为,“不同辈份的人虽然以身共处于某一个特定场合,但他们可能会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绝缘,可以说,一代人的记忆不可挽回地锁闭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之中。”,这意味着非遗传承人的记忆深受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性格、能力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意味着传承人的记忆选择并非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其次,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并非是在完全再现与过去有关的文化记忆,而只是从记忆中撷取一些游离不定的片段进行重新组合和建构,甚至根据现实抽绎和创造新的概念以美化、完善自我的表达。正如哈布瓦赫所强调,“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情,而是要润饰他们,削减他们,或者完善他们,乃至于赋予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这种记忆主体对过去进行有意篡改、虚构、隐藏和美化的行为,正是记忆选择主观性的强烈体现。如此一来,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内容就充满了不确定性,体现出个体性、主观性的色彩。
        此外,非遗传承人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避免尴尬,往往会有拒绝口述或作虚假性表达的现象,由此导致某些记忆的弱化、遗忘或者被篡改,甚至造成某个社区群体对某一传统技艺或历史事件的集体性失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非遗传承人记忆的选择性还缘于记忆的遗忘性,而且记忆似乎更加偏爱于那些重要的、关键的和值得记住的部分,选择性记忆也就意味着选择性遗忘。正如柯文所说,“真实的过去包含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经历,其中一部分是重要的、关键的、值得记住的、明确的,另有一部分是辅助性的,处于从属地位的”。众多非遗传承人口述访谈经验显示,在掌握传承人口述史第一手资料的同时,必须将传承人口述资料的可信度和应用效度予以客观甄别与定性。传承人个体的差异、群体的异同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区别,其影响指涉于传承人口述史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三、传承人口述史的限度与记忆语境的再造性
        记忆表达的选择性与记忆语境的再造性决定了传承人口述史的效度和限度是有限的。任何记忆都是基于语境产生和再造的,非遗传承人记忆的凝结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传承人对记忆的口述也是在具体语境中完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蕴含在传承人的日常生活里,凝聚在传承人的广泛的生活记忆之中,口述访谈是感受和理解传承人情感记忆的重要方式。
        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实质是对其记忆的重构,在表述回忆的机制中,语境再造是记忆的凝结与扩展的重要特征。大多数情况下,非遗传承人的回忆和口述是由于受到相关刺激而引发,正是口述语境中外在的刺激帮助了个人的记忆,即个人的记忆借助了旁人的记忆。不同的刺激作用于记忆系统,会带来不同内容的多种形式的表达。比如,对木版年画传承人的访谈,一般采用一问一答的访谈形式,传承人的口述效果会受到访谈环境、个人情绪、身体状况以及访谈人引导的影响,特别是访谈人的不同的提问方式和态度等都带来不同的结果,口述人对同一事件不同的口述方式和内容表明,不同的刺激会引发不同的记忆内容和口述风格。
        既然非遗传承人记忆语境的再造是指面向当下对本源语境的回忆和重建,那么它是对既有记忆素材所发生的情景的想象,而且这种想象并不是凭空发挥,而是口述主体依靠对过去记忆的既有认知而做出的行动判断,时间、地点和在场的访谈者等情景会渗化入再造语境的语境中。宏观地说,群体性格、地域文化以及社会时代背景也会对口述语境的再造产生影响。口述作为记忆的表达是在交流语境中进行的,因此,传承人口述记忆与记忆语境的关系,可以看作语境与叙事文本的关系,传承人再造记忆语境影响着口述文本的表达内容与表达形式,因而传承人的叙事方式和记忆文本往往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是基于当下语境对过去的重构,不论传承人对记忆的表述是多么生动和准确,口述史内容是多么翔实生动,他们口述的记忆总是渗透着“后见之明”,其口述行为其实是以当下的视角对过往记忆的表述。我们不否认部分传承人拥有强大的记忆能力和超强的言语表达能力,但不论传承人回忆叙说得多么逼真,也无法复原曾经发生过的情景,而且这种回忆越是生动逼真,就越有对细枝末节的夸大的嫌疑。
        因而,传承人口述史的限度应在传承人口述文化记忆的语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记忆也一样会刻上时代的烙印,生长在不同时代的传承人在描述同样一种技艺时,往往会用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话语形式进行表述。口述传统的时代色彩,乃是传承人记忆的必然性所致,其口述内容和口述形式的选择因此呈现出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特征。故而,宜将传承人口述归置到其生成语境中理解,并结合当下记忆表述语境进行解释,反对忽略二者互动关系和脱离实际语境的过度阐释,如此对范围的限定正是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应秉承的限度原则之一。
        首先,充分关注传承人口述语境在不同场合和时段中差异性地创造。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氛围中,人们会对既有的记忆框架予以不同的修改、剔冗或完善,以不同的方式再现它,故而再造的语境具有主观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例如,如果我们与年画艺人的交谈地点为年画制作作坊,在熟悉而轻松的环境中,各种条件更适宜记忆主体的记忆语境再造和口述表达; 如果地点选择为严肃的会议室,那么年画艺人可能会因为紧张拘谨,在表达中充满顾虑,造成一种或隐藏或保留或夸张的不充分、不自由的口述。
        其次,注重传承人口述史语境再造的边界性和连续性。语境的再造是通过新经验与旧知识的相互协调而产生和保存,从外部观察者或倾听者看来,传承人的记忆内容杂乱无章,只是一些逻辑欠通的零碎记忆的碎片组合,它是断裂的,是令人费解的; 而对传承人而言,这却具有内在的连续性与同一性,那些被隐藏或遗漏的部分是自然而然应该熟视无睹,被表达的记忆是具有结构的合理性的记忆。再造语境的内在连续性,意味着在一定的语境序列之外,语境存有模糊的边界。
        面对记忆主体对某一话题的口述,如果缺少相似的集体记忆或者背景知识储备不够,想要融入并理解这一再造的语境就困难重重。访谈者对于传承人记忆的困惑,是对其记忆语境的陌生所导致的,要想实现跨界的理解就需要具备一套共享的知识话语体系。
        再次,辨别传承人口述历史的真伪,以确定口述内容的应用限度。语境的再造意味着记忆情景的更新和想象语境的生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述难免具有表演成分,这让记忆有“造伪”的嫌疑,难保口述记忆的真实性。口述记忆不同于历史记忆,口述记忆关注的是传承人口述历史的真实及其价值,其重要性与其说是对历史真实的多重表述,不如说是作为表明传承人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珍贵证据。过去的种种因素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当下的体验,现在的因素也同样会影响。所以,在口述史的意义上而言,现在与过去密不可分但又难以相互准确印证。
        因此,要想准确理解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效度与传承人记忆之间的关系,应将传承人文化记忆语境与其制约的口述史联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对于传承人口述史限度的理解,也应将其置于整个社会语境之中,正如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应该把事件重置于相应的历史语境一样。“非遗中特别富有活力的一面,惟有在其所属的区域社会中才能真正得以理解。对于民众非遗口述内容的理解,也只有深入理解所属的区域文化体系,把握所在区域的长时段自然生态变化、日常生活节律、世俗与神圣的观念世界、礼俗互动的文化传统等,才能真正实现,并进而在不同的地域层级中分析非遗口述史的多种文化意义。”

四、总结
        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是作为民间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的文化主体对记忆的表达方式和内容,即非遗传承人表达记忆的主要形式为口述,口述的内容是包括传承人个人生命史在内的与社会文化历史有关的整体性记忆。非遗传承人口述史具有多方面意义,比如更新史学观念、深化史学研究,推动非遗学科建设,指导非遗保护实务工作等。传承人口述史既是一种充满实效性的田野调查工具和理论研究途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民间活态文化的展现方式。
        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效度与限度二者之间是互为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影响和制约着口述史研究深度和非遗保护实效。如果将非遗传承人口述记忆视为一种对于“过去”的不间断的叙事,那么这种叙事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记忆的选择和遗忘便总是以当下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况为依据的。由于非遗传承人个体差异和群体特征的不同以及记忆表达机制本身的遗忘特性,传承人习惯于从当下出发进行主观性的营造和表述,口述内容不乏对既往过去的篡改、美化、修饰的嫌疑。所以,传承人的口述行为是其对自身记忆的选择性的表达或建构的活动,传承人口述在记忆形成过程中的选择性和于记忆表达机制中的选择性,其口述史内容的准确性与可靠性,直接决定着传承人口述史实际应用的限度、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以及非遗保护实务工作的实效性。传承人口述历史的效度和限度并非是无限的,只有充分虑及传承人口述记忆的选择性特征,在与口述史表达语境相结合的视域中加以理解,继而在适宜的范围内把握其效度和限度,才能为学术研究和实际保护工作产生积极地效力。

       (来源:《文化遗产》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