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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经验

谢勤亮:倾听“过去的声音” ———影像口述史的中国实践与发展路向

口述史的西方发展脉落
        口述史, 就像历史本身一样古老。成文的口述史作品, 在西方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但是到了17世纪, 尤其是兰克学派主导史坛之后, 西方史学成了以文字史料的批判考证为主的职业活动, 口述同其他非文字史料一样遭到摒弃。所幸到了20世纪, 史学转向使得口述史的独特魅力得以被重新发现。1948年, 美国史学家亚伦· 芮文斯(Allen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 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OralHistory)由此启程。
        但是, 即使是在新史学的大潮下, 口述史学的成长依旧颇费周折。从关注领域看, 早期口述史深陷于“精英” 和“非精英” 非此即彼的争论中, 直至20世纪80年代, 口述史的视野才变得日趋包容, 好的口述史应该“尽可能地记载参与事件的各类人物或是社群成员”日益成为普遍共识。从史学地位看,早期的口述史仅仅被看成文字史料的补充。所幸, 此后的史学实践证明, 这种书写方式不仅提供了一条与传统路径截然相反的通道, 而且在传统史学领域同样不可或缺。
        在更广泛的社会史领域, 口述史无疑扮演着更为激进的角色, 它使得史学家能够考虑以往对他们关闭的关键问题。保尔· 汤普逊(PaulThompson)在《爱德华时代的人们:英国社会的重塑》研究中曾设想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进行重新评价, 但是这些显然并非传统文献所能回答的, 汤普逊被迫转向口述。正是多达500份的访谈为其研究提供了普遍的背景。更具颠覆性的是在边缘群体领域。比如妇女史的研究,女性的弱势处境使其很少被纳入文献的记录视野, 为数不多的史料也笼罩在浓重的男性视野下。而口述史的尝试无疑带来“一次激动人心的发现航行”, 它不仅仅“让女人说话”, 更重要的是“用女人自己的语言说话”。
        与传统史学家常常被动地牵制于难以对话的故纸堆———他们因而常常被称为“死学家” ———相比,口述史家却通过与一个个鲜活个体的心灵互动, 重新赋予历史“起死回生” 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识到, 口述史的珍贵之处, 并非在于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 而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个个体对历史的记忆与感受, 特别是“让那些即便留有踪迹,但原本一直保持缄默的对象说话”, 并在“荷塘里所有青蛙的合鸣” 中, 重构过去的多重面向。也是出于对口述历史鲜活性、互动性的洞悉, 史学家意识到口述史不能总是处于抢救的状态当中。于是, 一些口述史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当下“热腾腾的历史” (HistoryWhileIt' sHot)。早在二战期间, 硝烟还未散尽的战场上一批史学家就立即开展“后战斗访谈”, 重新建构当日战况。60 年后, 几乎是在“9· 11” 的第二天, 一批口述史家随即投入工作,记录美国国民对此次事件的记忆。概言之, 口述史突破“精英” 与“文字” 的双重限制, 让我们有可能重新呈现被遮蔽的历史, 倾听多重的“过去的声音”。与之相伴的还有历史提问方式的巨大转换, 它使得民众以自己的眼光参与历史写作成为可能。从收集史料的途径、书写历史的手段、观察历史的角度直至史学观念的变革, 口述史最终在范式的层面导致了历史重心的转移。诚如汤普逊所概括:“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 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学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

口述史的中国操练
        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历史同样悠久, 甚至可以追溯到《史记》, 乃至《论语》。而现代口述史的起步,则是源于20世纪初人文学者对口传文化的重新发掘。当时, 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使得“大批革命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对`民间语言' 的重视, 形成了对`底层' 人话语权力剥夺的历史的解构”, “民众的声音” 开始被大量引入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中。新中国成立后, 特殊时代使口述史被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任务乃至运动加以推行, 主要集中于近现代史中重大事件的口碑资料搜集, 以及对新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和重要人物革命活动的回忆资料编选, 但精英史观与革命史观的烙印依旧浓厚。
        中国口述史学真正与国际接轨, 是在“文革”之后。当时,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的`拨乱反正' 造成了反思历史的强烈渴求, 但传统学术体制的知识供给机能严重不足”。口述史由此得到普遍关注, 因为不管是缘于对史学发展路向的探寻, 还是对“文革” 的反省, 甚至是对传奇秘闻的渴求, 均能在这一新的历史写作方式上得到有效的回应。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口述史活动大致在3个走向上展开:“一是反思苦难的人民历史路线;二是揭秘内幕的传奇历史路线;三是提供史料的实证历史路线。”
        在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方面, 出于给后人留下史料和纠正对重大事实的记述讹误, 一批退休的革命老干部开始主动地进行口述史活动。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党和国家的专门研究机构也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老干部进行口述史活动。一批活跃在出版界的口述活动家则开始对同类题材进行揭密式写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叶永烈的“黑色敏感路线”和权延赤的“红色神秘路线”, 市场因素成为此类口述作品的主要考量。
        与此同时, 一批学者则把录音机的话筒对准了文化界、艺术界、科技界的人物, 试图通过这些精英人士的人生经历勾画人物背后的大时代。 另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作家则将目光投向历史受难者的经历, 尤其是那些不具备写作能力的底层民众。 12作家特有的细腻, 使这批作品在心灵史的层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历史研究者悄然启动口述史项目 , 它们规模大、周期长、口述作业规范严谨,不仅有力推动了口述史学自身的成长, 也加快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范式改造。李小江认为, “妇女史的崛起与口述史的重新启用,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上同步进行, 两者相互推动, 成为近代以来史学革新运动中比肩行进的战友。”定宜庄教授认为, “通过做口述,我开始接受了社会史的史观, 它是对传统史学的一个革命。表现在:人研究历史不仅仅是研究一种政治制度史、研究政策的得失, 更主要是对人的生活、生命的一种理解, 是研究人的生命史。”
        新世纪之后, 口述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从研究者而言, 对于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 历史当事人的口述成为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重要渠道。从出版市场来看, 口述史的生动性、鲜活性更能赢得读者欢迎。从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而言,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 口述史及其相关研究不仅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 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减压阀” 作用。
        当前, 口述史的应用已涉及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著名高校和社科机构相继设置了与口述史学相关的课程、科研项目、研究中心和档案馆, “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也于2004年底成立。这些均意味着口述史学的学科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从口述出版物的发行情况来看,三联书店、当代中国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等一批市场号召力强的出版社纷纷侧身其中, 各种口述出版物层出不穷, 《光明日报》、《读书》等报刊也开辟口述历史专栏。
        综上所述, 中国口述史历经数十年的艰难探索,在书写动机、观察视野和执行主体均向多元和深阔的方向发展, 口述史的范式特征也日渐清晰, 即:其一, 它所揭示的是被精英史观和革命史观等传统史观所遮蔽的历史;其二, 它倡导“自下而上看历史”,或者至少是包括“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 在内的多重观察角度的有机整合。这为此后的影像口述史的起步和发展, 奠定了很好的学理基础。

影像口述史的中国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说, 口述史样式纪录片在新世纪的兴起, 是口述史热潮的一部分。但是, 影像口述史除了声音外, 还记录下眼神、表情、姿势, 乃至口述者的整体外貌特征, 使口述史以一种全息式的历史“场” 16 , 呈现出这一历史书写方式更为极致的魅力,也更接近新史观所倡导的“整体的历史”。
        下文中, 笔者借用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架构, 对具有规模意义的影像口述史实践 17加以梳理。之所以选择年鉴学派, 一则它与口述史均是在新史学的大背景下兴起的, 史学观念与学术态度极为相近;二则年鉴学派搭建了一个透过时间(三种历史时段)和空间(地理史学、经济世界)的整合, 来探究历史多重面向的总体史架构。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将历史时间分为三种时段。短时段是政治、军事、人物活动的时间, 常以一天、一月或一年为计量单位;中时段是社会、经济、人口、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而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 以10年、20年甚至50年作为度量单位;长时段是地理与生态环境、文化与心态结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时间, 一般以世纪为计量单位。因长时段口述样式的纪录片极少, 故以下论述略去。
1.短时段
        在短时段领域, 凤凰卫视历史文化专题节目尤为突出。大致从2000年开始, 凤凰卫视开始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具有复杂性和暧昧性的人物与事件的影像历史写作。关注领域的特殊性决定, 创作者很难从传统历史叙述中找到答案。于是, 当事人和见证者的口述就成为探寻历史多重面向的主要途径。从《周末大放送》、《鲁豫有约》到《凤凰大视野》, 口述日益成为凤凰卫视最主要的创作手段之一。2004年底, 以口述为节目核心元素的《口述历史》应运而生, 关注点集中于20世纪诸多重大的、同时未被充分翻检的历史事件。翻开《口述历史》第一年的播出单, 抗战、“文革”、知青、“四人帮” 等具有时代印迹的集体记忆成为栏目年度关键词。选题的敏感性使得《口述历史》在开播不久即声名鹊起, 并于同年入选《南方周末》“年度致敬栏目” 和《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 榜单。如果从口述史的范式意义加以考察, 《口述历史》在口述史的第一个范式意义, 即在有计划、有规模地恢复中国近现代史中被阶级史观所遮蔽的历史复杂性方面功不可没。但是, 该栏目视野仍然局限于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史, 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史关注较少。
        与凤凰卫视相比, 体制内媒体在口述史的第二个范式意义, 即“自下而上看历史” 上做了更多探索。《见证·影像志》较早地意识到口述史的这一独特魅力。六集系列片《解放啦:百姓的记忆》关注的是天津和北京解放前后的故事。全片基本由普通士兵、接管人员和平津两地百姓的口述构成。口述主体的下移, 给这一重大事件赋予全新观察角度, 不仅使抽象的政权更迭转变为老百姓眼中的社会变迁, 更重要的是恢复了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鲜活侧面。这种对平民视角的重视, 还包含着创作者更富学理性的考量, 即通过大量细节的积累来完成对当时经济、文化、民生等各层面的社会学考察。《解放啦》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 很大程度还在于其扎实的“前置作业”, 即由专门公司根据拍摄要求寻找采访对象, 经过初访筛选出二百多个人物, 并将他们的背景、可谈论的话题、表述能力, 甚至口音等相关资料提供给摄制组, 再由摄制组从中选择出120 名进行拍摄。类似案例还有《见证·影像志》出品的系列片《重庆大轰炸》、《启蒙年代的歌声》, 以及上海纪实频道的系列片《去大后方》、《唐山大地震》等。在这批口述史纪录片创作中, 口述对象的网络报名、口述主题的网络征集、口述者的科学抽样、口述话题的分解细化等等, 口述史作业正在变得更科学、系统和规范。
2.中时段
        中时段的影像口述史实践, 大致在人物传记、社会史两个层面展开。
        在人物传记方面, 近年来值得关注的是口述文献片《百年小平》和央视科教频道的《大家》栏目。《百年小平》的突破首先是从书写方式口述史开始的。这一方式事实上已经限定口述者只能是与邓小平有过直接接触的人, 再加上摄制组把创作基调定为“简洁、抒情、平民化”, 使得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日常生活史性质。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同样深具史学价值, 它为邓小平一生中诸多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短时段事件, 提供了厚实的中时段背景。在这方面,《大家》栏目的探索更具规模意义, 它通过将“大家” 的个人成长、人格品性的形成过程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进行紧密勾连, “既观照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又透过个人命运的风雨沉浮来反观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进程”。节目累积后所呈现的, 不仅仅是当代知识巨子们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探索精神, 更折射出一个国家的科学文明发展史与社会的变迁轨迹。口述史所带来的历史观察角度的转换, 使得传记的表现重点发生了偏移, 并非仅仅局限于传主身上, 而是将传主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时代紧密结合, 从而呈现出浓郁的中时段特征。在社会史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1999 年由央视《半边天》制作播出的系列片《20 世纪中国女性史》。创作者希望从妇女运动史和生活史两个层面,来展现20世纪中国女性的心路历程、命运变迁和精神解放。然而, 一则上述两个层面均处于学术研究关注的边缘领域;二则与其他创作团队相比, 长期关注性别平等的《半边天》对笼罩着浓重男性视野的传统文献保持着更多的警觉, 因此, 口述就成了创作者的最好选择。《20世纪中国女性史》是国内较早明确提出以口述史作为核心创作元素的纪录片。之所以提及此片, 一是女性史本身就是口述史中最具范式意义的领域, 创作者对口述史的认知也少见地接近这一书写手段的理论内涵;二是创作者将此片看成一项“学术工程”, 身体力行地探索一种与学者的深度合作模式, 试图把其他学科的视野、思维和方法引入影像创作;三是在女性史这一很容易矫枉过正的领域,创作团队保持了少有的宽容与公允。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 段锦川和蒋樾两位独立制作人近年来持续进行的口述试验。26集大型纪录片《粉墨春秋》是影响较大的一部。两位导演在拍摄之初就明确以口述作为核心创作手段。“之所以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拍摄, 是我们对一部历史的尊重态度, 对于现在诸多的有关京剧的文字来说, 我们更相信一种流传于民间的由亲历者自己述说的口头历史。” 19片中, 京剧200年的历史脉络以多元的讲述得到生动呈现, 不仅名角儿的辉煌与辛酸得到细致的刻画, “低人一等” 的梨园女艺人、跟包和龙套也同样得到充分的关注;不仅政治人物、文化名流和商界大亨与京剧、与艺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得以厘清, 普通民众的京剧情结也有详尽的铺陈。正是由于创作者巧妙地抓住京剧与时代、社会的复杂关联, 使这部片子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面极具艺术特质的镜子。
        以上口述史的影像实践, 有的是借助口述史的特质开拓历史疆界, 有的是在口述史的方法论层面进行影像试验, 有的则是致力于以均衡的学理框架、规范化的抽样调查和审慎的综合分析, 尝试真正从口述史的范式意义对历史进行缜密、扎实的重建。努力的方向不尽相同, 但却都是接近真相、恢复历史多元风貌的珍贵尝试, 它们为今后进行更加稳健的口述史影像写作奠定了实践与理论基础。
        数字时代影像口述史的未来路向影像口述史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土壤” 是:一方面, 影像口述史的丰厚价值已成为专家、媒介从业者乃至普通民众的共识;一方面, 浮躁的媒介生态又是包括影像口述史在内的纪实传媒作品必须直面的现实。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和探索:
        1.构建学科体系。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统计学、影像传播学等相关学科应发挥学术先导作用, 围绕影像口述史学的发展, 进一步完善史学范式, 构建学科体系, 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同时, 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应在影像口述史方面身体力行, 引导更多民众参与到这一事业中来。
        2.制定相关规范和标准。严谨的规范与标准,不仅是影像口述史能够成为“信史” 的基础, 也是与整个史学体系有效对接的前提。应尽快与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等研究机构正在着手制定的相关口述作业规范对接, 研究一套既符合口述史学范式, 同时又具有影像书写和数字网络传播特点的工作流程、作业规范和执行标准。同时, 加强从事影像口述史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专业队伍的建设。
        3.开展抢救性影像口述访谈活动。中国值得抢救的影像口述历史资源非常丰富甚至无法穷尽。应按照轻重缓急尤其是题材所涉及的亲历者、见证者的年龄大小, 科学规划口述访谈的重点题材和走向。在具体操作中, 应统筹处理好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社会生活史等三方面口述访谈活动的关系, 依托现有的影像口述项目, 以重点带一般, 由中心向边缘, 带动各领域影像口述访谈活动的深入开展。
        4.做好影像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系统收集现有影像口述史料, 在加强与电视台、影像资料馆等影视机构合作的同时, 注重史料视野的开放性、史料来源的多元性, 使收集到的影像口述史料真正体现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整体的历史。适时建立基于数字网络技术的影像口述史资料馆, 按照影像口述史的自身特质, 进行严谨有序的考据和编目工作, 并对这批影像资料进行面向学术研究、节目制作和公共服务等多元化的开发使用。
        5.加强社会各方互动合作。影像口述史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只有当来自政府、学术界、传媒界, 乃至更广泛的普通民众的资源、力量和智慧得到科学高效的整合与利用, 才能为影像口述史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加强社会各方互动合作中, 应处理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专家学者指导作用、影像机构推动作用和普通民众主体作用的关系, 加强政府项目、公益项目和商业项目之间的相互带动, 统筹好短时段题材和中时段题材影像口述史的制作, 注重影像口述史与文字口述史等其他史学分支的相互衔接, 在加强传统口述影像保护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新兴数字影像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 推动影像口述史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来源:《现代传播》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