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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经验

周新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口述史研究

        口述史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角度而言,口述史研究强调被访对象与文化传承主体的同一性,即强调“眼睛向下”的民间视角,倾听民众的“历史声音”和记录民众的“历史回忆”;同时,口述史访谈的规范过程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在场性与相关语境下的契合性的明显特点,加上口述史的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传承等环节上具有统一性,特别是口述史的研究要求、学术目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口述史研究能够成为新时代历史学发展新途径,或者可以说它对于构建历史文化学这一新学科具有重要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口述史研究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提出关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乌丙安先生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0 年来提出关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有三大里程碑[1],分别为:
        1972 年《世界遗产公约》缔结,提出“世界遗产”概念,启动遗产保护工程,并将它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第一个里程碑。
        1989 年《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出台,提出了“民间创作”(或民间文化)的概念,启动了民间创作保护工程,这是第二个里程碑。
        1998年《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的颁布,这是第三个里程碑。它正式提出了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的概念,启动了申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工程。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明确了口述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并列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保护和传承包括口述史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此基础上,2003 年10 月1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内涵作出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各社区、各群体为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为应对他们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①,由此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按照该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具体理解为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②显然,主要从民俗学的视角理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2]是共时向度的,主要强调其当下性。
        在历时向度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包含它的由生成、传承到创新、演进的全部过程,标示出生生不息的深层生命运动和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历时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源流、变迁过程,最重要的是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下面貌的历史渊源”;“共时研究最重要的方面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当下研究,探讨其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与社会其他构成方面的关系。”[3]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述史在历时向度和共时向度上互相依存,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体。这一问题的提出,对于20 世纪全球的文化遗产保护、对于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有重要意义。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问题”的提出过程和相关文献中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口述史研究不是一个技术性的、枝节性的、方法性和手段性的举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口述史研究问题的实质是指出了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主要依靠人(口头)来传承的那部分传统文化的危机状态,强调我们应有的共同态度和相应的保护措施。
在联合国的文件中称这些遗产为oral,nonmaterial,intangible,分别对应中文“口头/ 口述的”,“非物质的”和“无形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表述上是一个整体,它们的内涵有相通处,又各有侧重面。非物质文化遗         产不必一定是完完全全的口头传统,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使用中,一般也没有完全脱离口头表述。总之,“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一直是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环节。[4]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口述史的定义,可以追溯到1989 年《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提出的“民间创作”的定义:“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         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它艺术。”[1]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口述史研究突出地强调其民间性,这种民间性指民众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创造和传承的,它既非单个人的行为,也非政府指令的行为,而是一种民间自主的行为。
        严格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与“有形的”、“物质的”文化遗产相对应的那部分遗产,即传统的“口述文化”和“行为文化”,其中也有非民间的部分。[5]
        也就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问题”,其实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间口述文化的保护问题,也是当今口述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口述史主张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在无文字时代和无文字民族中,口耳相传、动作或图像等,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由此而形成我们现在称为神话、传说、歌谣、古诗、谣谚以及象征性物像、图像和仪式等为基本内容的无形文化遗产。面对面口传身授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是口传文化的传习特征。传统的权威、信仰、伦理、风俗和习惯法等,借口传和仪式等方式得以维护和传习。
        然而,随着世界各地各民族纷纷进入现代社会,这样的口述文化由于日益受到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文化语言的冲击影响,逐渐失去口述文化的基础,导致历史的断层与后裔的认同危机。
        18、19 世纪西方学者开始重视“口头传统”的研究,20 世纪初米尔曼·帕里研究了荷马史诗,他的学生艾伯特·洛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口头程式理论”[6];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以来,中国学者也逐渐认识到这种危机,解决的办法是将口述文化“文字化”,学者们开始把“记录民众的声音”与引入的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兴学科结合起来,一方面收集“口述资料”,研究口述文化,一方面编辑整理以“民间文学”为核心的口述文化遗产,保存口传文化。
        早期西方口述史学的主张与20 世纪初以来兴起的“新史学”潮流是合拍的。所以,进入60 年代以后,随着大量廉价录音机的上市,西方口述史学家们普遍采用对历史当事人(或某一研究主题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并同步录音的工作方式,使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口述实践活动不断深入;同时口述史学家们更强调要“眼睛向下”,倾听下层民众普通百姓的“历史声音”,全方位地揭示历史的真实,以抒写真实的历史。从上世纪70 年代以来,愈来愈多的口述史学者经过冷静的思考认识到:“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7]口述史学者通过严谨的工作、规范的访谈,与被访者一起记录下相关的历史记忆,然后再对历史记忆资料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目的是揭示“历史意识”,书写历史背后的“历史”。这种认识和主张无疑是创新的,必将推动历史学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创新发展。
        传承历史文明,主要是继承和发展民族性文化。纵观历史,没有传统作依托,现代化难以成功。保护传统就是为现代化打下更好的基础。而现代化则是为新的传统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它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根据现代社会变化所作的功能上的调适、改进和发展。离开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文化创新和建设现代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口述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面。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存在价值,包括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具有研究、观赏和教育价值,这是核心的重要价值,决定了对其实行“保护第一”的原则;其二是经济价值,它是从核心即存在价值中派生出来的,它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存在的价值越大,潜在的经济价值也越大,其转化为直接效益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在这中间保护是前提,只有保护好才能合理利用,才有可能继承和发展。
        中国口述历史源远流长,利用口述资料撰史也有诸多例子。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曾整理、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料。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口述史学术潮流的引入,中国大陆的口述史学与国际口述史在理论与实践上开始接轨,并逐渐在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推动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中国口述史学”的逐步形成。[8]27从中外现代口述史的形成发展来看,不管是对口述资料的重新重视,还是对“眼睛向下”民间视角的强调;不管是对与被访者在场语境下口述访谈方法的规范,还是对构建民众“历史意识”的主张,这都是在不断推动历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同时,如果我们打破学科的界限,把它放到整个人类历史文化传承的背景下来看,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口传文化)接续传承的一种创新,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力推进。

三、口述史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作用
        从口述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说,口述史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口述文化)接续传承的创新,也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
        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被访对象与文化传承主体的同一性。口述史强调“眼睛向下”的民间视角,倾听民众的“历史声音”,记录民众的历史记忆;而这样的被访对象本身就是“历史声音”的传递者、文化的传承者。这样也就一改现在各界批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仅以学者或仅以保护实施者为主的弊病。
        第二,口述访谈的规范过程与文化保护的在场性与语境要求的契合性。规范的口述访谈过程,要求访谈者与被访者一起创造一种融洽的相对独立的回忆与表达环境,访谈者始终是录音录像的记录者、被感染者、学习者。在这样的场景和主要以被访者为主的语境下,被访者是关于“过去声音”的讲述者,也是文化的表演者;同时,通过访谈者的录音录像记录,这种讲述与表演的在场性与语境又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第三,口述史的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步性。在口述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探讨和工作实践中,大家都认识到文化遗产教育,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文化传承的关键。口述史的研究、出版和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民众文化教育;现在口述史学界倡导的在高校和中学开设口述史课程,更是这种文化传承的新途径。
        第四,口述史的学术目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精神的一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精神是要通过保护各国各民族不同的包括口述史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得以保持,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最终得以传承弘扬。而口述史最终构建的是民众的“历史意识”,它是精神的、情感的、观念的和思想的,它是现在大家关注的遗产保护项目表演艺术、仪式礼仪、节日庆典、手工艺技能等诸如此类历史表象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要知其表象,更要知其内涵,比如可以通过对某表演艺术家的口述访谈,我们既可以录其技艺,习其技艺,更可以知其技艺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内涵。既然口述史对传统文化的接续传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种创新途径,那么,我们现在大力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口述史研究也当然可以被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创新的撰史的新途径,关键是推进口述史的进一步发展,充分发挥口述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功能和作用。
        这样,口述史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就有了历史之根和历史之韵;宏大的口述史研究就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真正纳入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如许多学者所认识到的,口述史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多学科、多领域,要真正深入持久地推进口述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促进文化的全面发展,必须建立新的相应的学科,予以研究指导。
        若要让口述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途径,要让口述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撰史新途径,要真正深入持久地推进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促进文化的全面发展,那么,建立新的历史文化学是必要的和迫切的,其切入点正是充分发挥口述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功能和作用,促进文化保护和历史研究之间的结合。

参考文献
[1]乌丙安“.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由来和发展[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3).
[2]陈勤建. 从民众生活出发[J]. 神州,2006,(3).
[3]牟延林,刘壮. 研究路向与学科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研究之二[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2).
[4]朝戈金. 口头·无形·非物质遗产漫议[J]. 读书,2003,(10).
[5]向云驹. 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和范畴[J]. 民间文化论坛,2004,(3).
[6]朝戈金. 口头程式理论[J]. 民间文化论坛,2004,(6).
[7]约翰·托什. 口述的历史[J]. 雍恢译. 史学理论,1987,(4).
[8]周新国. 中国口述学的回顾与展望[J]. 扬州大学学报,2005,(2).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