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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经验

任中义:口述史学及其规范性研究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口述史古已有之,司马迁作《史记》,就使用了不少口述史料,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被认为是典型的口述史书。
        1938 年,美国学者阿兰·内文斯( Allan Nevins)在他的著作《通向历史之路》中提出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呼吁,他指出应该“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收集和记录口头传统和60 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美国人士的回忆”[1]600。而1948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成立则标志着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的诞生。此后,口述史学开始成为一种特定的研究范式在美国很快发展起来。20 世纪80 年代,口述史学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此后产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口述史学作品。然而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的口述史学研究较为薄弱,力量太过分散。全国仅有的零星的几个口述史研究机构,是近几年才成立的,难以形成较强的科研团队,与国际口述史学研究有较大差距。因此,中国的口述史学研究必须加大力度,争取自己的阵地,才能进一步发展。

一、何谓口述史学
        近年来,国内外近现代史学者对于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颇为关注。何为口述史学? 如何研究口述史学? 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内文斯的学生路易斯·斯塔尔( Louis Starr) 说: “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2]8唐纳德·里奇( Donald A. Ritchie) 认为: “简单地说,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3]1国际口述史学界权威保罗·汤普逊( Paul Thompson) 则认为: “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4]22
        国内学者对口述史学也作了一些定义。所谓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者录音和录影等现代科技设备的使用,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证词。[5]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6]北京大学杨立文教授则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7]
        当然,国内外还有其他学者对口述史学也作了定义,在此难以一一列举。上述口述史学的定义都是正确的,然而由于研究者的身份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导致其对口述史学的定义产生了差异。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口述史学就是借助现代化工具和手段,通过口述者回忆过去的生活,或以某一当事人口述的亲历历史或生平经历为主要研究对象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法。口述史学关键是利用搜集到的口述史资料进行历史研究,从而更加形象、全面地展示历史。它不应是简单的资料堆积和历史再现,而应该着重于阐释大众的历史意识,若仅停留在史料学的水平上,难免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口述史学研究要展示历史叙事的多种层面,其真正目标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为接近更可靠、更可信的历史提供可能。而口述史则是史料,其主要价值是通过了解历史真相,从而发掘和认识历史原貌。为此,口述史学研究必须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查找文献档案加以互证,这样的“口述史”才能和访谈录、新闻采访、田野调查等区别开来。
        近年来以“口述史”命名的各种出版物层出不穷。但是一些打着口述史旗号的作品却并未遵守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更多的时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了某些口述方法,如见于报纸杂志的口述实录专栏等,这些实况评论实难纳入口述史学的范畴。要做真正的口述史学研究,要遵循一定的学科规范。哪些口述史是真实可信的,哪些又是名不符实的,要经过一番考察鉴别,须知“人人经过历史,历史可不是人人能作。著史纵非学、识、才、德兼备不可,但也不是可以任意为之”[8]。口述史学必须经由一套严谨的操作规范,才具有史学价值。

二、口述史学的特性与价值取向
        口述史学除了具有史学的一般特性外,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性与价值取向。口述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再现历史真实,还在于重构历史意识。不仅在于描述历史,还在于解释历史。不仅在于佐证与补充旧有的书面文献资料,还在于发掘新史料。[9]这一语道出了口述史学研究的特性与价值取向。
        首先,口述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非常紧密,能大大促进跨学科研究。口述史学不仅被用来搜集和保存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历史,同时也直接影响到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和视角。口述史学的研究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文化史、社会史、妇女史、劳工史、移民史、灾难史等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中。另外口述史与其他学科诸如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在不断扩大。1997 年,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的问世是口述史应用于妇女史、少数民族史研究的成功之作。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是口述史研究方法在社会史、妇女史领域运用的最新成果。我国是农业大国,乡村口述史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虽然非常艰苦,但可以挽救很多“活”的历史,为我们更好保存乡村风貌和研究乡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丰富珍贵的资料。乡村口述史学的发展能为我们了解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打开一扇窗口。如此种种,口述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更能促进人类科学的发展。
        其次,口述史学要求历史工作者和受访者具有较强的合作性,克服受访者的主观偏差,保持口述史研究的客观性。口述史学因其主体参与所导致的强烈的主观性,从而使口述史料反应历史原貌的忠实程度大打折扣。口述史料是以口述者对其亲身经历的历史作为回忆对象的,受口述者心理因素和社会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口述史不仅不可能完全还原客观真实的过去,而且还可能会掺杂有口述者不同程度的主观成分乃至虚假成分。因此,这就要求口述史学工作者尽可能克服参与主体的主观偏差,尽量还原口述史料的客观性。正如有学者所说: “口述历史是历史工作者与受访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的产物即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整理,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10]
        再次,口述史学使史学研究向下层社会转移。传统史学关注的往往是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以及与这些社会上层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且研究的视角往往是社会上层的史学观,而对处于社会下层的芸芸众生,却较少予以关注,留下的史料很少。口述史学则克服了传统史学的这一偏向,它不仅注目于社会显要、惊天变革,而且也注目于市井街巷、黎民百姓。随着20世纪60 年代后期全球“新史学”的兴盛,历史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政治史至上观日渐式微,以至于“更有一些观念激进的史学家,干脆提出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精英历史观,要求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下层平民,以重新创造那些过去一直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11]。“口述史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族群和妇女都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12]有些历史学家甚至号召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虽然这些观点有偏激之处,然而也道出了历史学研究的转向。正如汤普森所说: “通过从底层引入新的证据、转变研究焦点和开辟新的探究领域、挑战历史学家的假设和公断以及重新认识那些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口述史让历史变得更加民主了。”[13]7 - 8
最后,口述史是动态的历史。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是一种感情上的互动。在人类语言出现之前,历史的记录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产生之后,增加了言传,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文字的发明和出现,增加了以文字记载历史的方式,而录音、录影技术则将人类的这种社会记忆推进到了一个极致。口述历史以其生动性,一改文献历史的静态特性,发挥了解除思维束缚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口述史的特征之一就在于“生动地再现历史”,能够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并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启示和生动地表现历史发展过程。口述史的成果也多数是访谈录和口述史料,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的特征,需要历史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进行整合,更需要口述史工作者和口述者实现良好的互动,从而保存下生动的鲜活的口述史料。传统的主张历史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口述史学的这种动态性违背了历史学如实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真谛。而当代口述史学家则认为这正是口述史学的真正价值和特性所在。因为他们认为口述史学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而且还要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中得出对历史更深层次的认识,那就是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么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又想从他们的过去之中得到些什么。这是传统的史学研究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它的对象是不能发声的文字资料。[5]

三、口述史学规范性研究的若干要素
        口述史学的规范性研究主要包括哪些内容,该如何研究? 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然而却少有人系统论及。因此,笔者就此问题进行了如下探讨,以期对口述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第一,坚持口述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学术性是相对于政治性而言的,政治与学术联系紧密,然而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品格、不同的功能和发展规律,两者的作用对象不同,不能在二者之间画等号。我国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政治权力往往对学术研究进行干预,动辄对正常的学术研究进行政治批判。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学术研究完全成为政治的婢女,把多彩多姿的历史研究圈定在狭小的范围内。现在,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历史研究的学术独立地位得到充分的肯定,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渐成共识。因此,口述史学也应该坚持学术性,探求事物的客观规律,尽可能还历史真实的面目,而非屈从于政治,但也要防止泛学术化的滋生和发展。例如,有人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记录历史过程,不必作价值判断,与现实需要、人民需要没有丝毫关系,不必考虑什么社会责任等等。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因此学术研究在坚持学术性的同时要注意服务于社会实践,但也要避免唯政治是从的倾向。
        第二,口述史学工作者要经过专业培训。口述史的访谈对象是不受限制的,但并非是只要有兴趣,不经过相关的专业训练就能胜任口述史工作,不懂得口述史的规范,是很难做出有价值的口述史的。“口述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陈述者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陈述者有说出‘真实’历史的权利,也有制造历史‘真空’的可能。”[14]因此,要求口述史学工作者要有基本的史学素养,要了解史学理论,掌握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熟悉近现代史,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访谈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任何录音都能够成为口述史料,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做口述史。
        与传统的文献研究法不同,口述史方法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即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受访者,这使得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即受访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其中的关系,对历史现象的考察与揭示就会变得丰富而接近历史真实; 但如果处理不好,就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遗憾,这就需要在口述访谈中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巧。访谈者要有周密的访谈纲要,有自己的思路引导,明确口述实录的操作规范,对谈话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 还要妥善处理好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如采访前访谈者的身份证明,访谈后口述者的授权许可证等。还需要运用各种现代媒体进行史料采编,对采访到的史料需要采取不同于文献史料的整理和保存方法。类似这样的访谈技巧,不是所有尝试口述史实践的人都能轻易掌握的,非得经过长期的摸索或正规的训练不可。在缺少口述史训练的情况下,我们做出的口述史可能会很不规范,也缺乏可信度。
第三,尽可能防止受访者对口述史料的非真实性陈述。口述史学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口述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因此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关系到相关历史研究的可信度。口述者在回忆的过程中,无论主观上是多么趋向于再现历史真实,但由于时间久远,年龄较大,很可能受记忆规律的制约,受个人情绪情感以及后来经历的影响,口述中难免包含或多或少的不真实成分。这就需要口述史工作者在扎实的专业素养基础上,对受访者加以提醒、引导和纠正,尽可能使口述史料真实可信。同时,我们可以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寻找处理记忆偏差的有效方法,分析产生记忆偏差的原因,解释此记忆偏差背后所揭示的历史意识,使主观非真实转化为客观真实。[9]在这个过程中,访谈者要尽可能融入口述者的话语系统,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交流与沟通,激发被采访对象的记忆,帮助受访者如实说出所经历和所知晓的史实。但要避免出现研究者跟着口述者走,从而陷于被动的局面。力求避免这些偏差,是口述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四,尊重受访者的意愿。一份口述史料的“主人”应是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尊重受访者的意愿和隐私必须贯穿于口述史活动的全过程。在访谈阶段,凡涉及访谈内容、访谈方式、时间地点、记录方式( 笔录、录音、摄影、录像) 等等问题,都要事先征得受访者的同意”[15]。访谈资料经过整理、加工、编辑后,也必须经受访者同意并签字后才能定稿。成稿后的资料及原始资料,其保存收藏的方式以及对口述史料的刊载和使用都要主访者与受访者有明确的书面协议。同时,保护叙述人的隐私,未经同意,无权传播。概言之,口述史料的形成比较复杂,全部工作都要受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的双重约束。钟少华在《口述漫谈》中提出: “调动不同资历的老人为一个访问主题而向你‘口吐真言’……其间很大程度是依靠访问者的准备和现场表现。”为使受访者“口吐真言”,访谈者应注意把握访谈的时机和方式,避免以自己的价值观引导受访者,细心观察受访者的情绪,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尤其是当他们讲述伤心往事或谈到尘封已久的记忆时,应适度地帮助调适其情绪状态。这样才能调动受访者,达到访谈的目的。
        第五,口述史料要整体性保存。发掘口述史资料的目的是为了“存史”,也是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和认知历史,以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口述史料中已出版公布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全国政协收藏的文史资料,也只有15%左右公开出版,大部分资料是作为历史档案收藏的,留待后人研究利用。杨雁斌说: “口述史料必须同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和补充,才能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16]在口述史学术实践中我们看到,一个口述史项目,常常形成庞大的多媒体的访谈资料群,因此,一个项目的资料应当专函专柜收藏,以方便查阅利用。在口述史采访发掘中,对原始材料和经过加工整理后的材料都应当收藏,以便以后查阅原始材料继续发掘有价值信息,且不可只出版什么保存什么。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关于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史料,未经审批,不得公开发表。
        正确和充分认识口述史学的功能和价值,事关口述史学的发展前途和命运。美国口述史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建立了全国性的口述史协会,而且制定了口述史的法则和原则,有统一的关于现代口述史学的工作规范和法律规范。而目前中国的口述史研究,呈现出各自为战、杂乱无章的局面,缺乏一套关于口述史采访、出版、研究的规范、章程和工作规程。学术与实践严重脱节,从事理论研究的访谈者缺乏必要的口述历史实践技能,而从事实践的访谈者理论知识又较弱,致使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难以很好地结合。由此,制定口述历史工作的规范,是做好口述史研究的基础和保障。口述史学的规范性研究也许还能再列出若干条,但以上几条是不可或缺的,理应受到口述史研究者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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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杨雁斌. 浅论口述史学的发展与特点[J]. 国外社会科学,1993( 4) .

         (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